1949年初春，郭明丁从省工委回到华县，东路工委扩大会在华县工委委员刘永祥家召开了第三次会议。郭明丁传达了省工委的指示，要求各地工委主要负责人都到马栏集中。刘零（刘邦显）安排了工委工作，偕雷田英一块儿返回马栏，了解到全国的形势发展很快，三大战役后，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在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即将挺进大关中，解放西安。现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解放军解放关中地区，接管城市。按照省工委的安排，刘邦显4月底（或5月初）赶到渭南交斜一带进行接管城市的集训，会合陕北派来的组建渭华地委的干部。1949年3月底，西北局直接组建了新的渭华地委，原东路工委工作全部交给渭华地委。
新的渭华地委和专署的干部主要由陕北的原延属地委和绥德地委抽调约100人及渭华当地少量的原领导成员组成。地委书记白清江，是原延属地委书记；专员谢怀德是原延安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李广业来自绥德地委；宣传部部长刘邦显，是原东路工委书记，也是唯一的当地干部。以上四人加上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共同组成常委领导班子。除此之外，由原延属地委秘书长李经伦任地委秘书长。地委驻在渭南原国民党的银行大院。当年5月，渭华地委正式更名为渭南地委。半年后，地委增设副书记一职，刘邦显任地委副书记。1950年5月1日，原渭南地委与大荔地委合并，组成新的渭南地委。书记白清江，副书记刘邦显，常委张俊贤（专署专员）、于占彪（分区司令员）、李森（地委组织部长）。因新的陕西省委正式组建，渭南地委由西北局转交陕西省委直属领导。
一 领导反霸斗争
共和国刚成立，首要的问题就是巩固政权，要巩固政权，必须办群众急办之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对新政权信任，对共产党拥护。中央迅速布置了在农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的工作。
中共渭南地委在共和国刚成立的1949年10月，就决定在临潼铁炉地区进行反对恶霸韩国璋的试点。地委抽调干部10人，临潼县抽调干部10人，由刘邦显带队负责，地委委员、临潼县委书记董实丰协同负责，去铁炉开展诉苦，发动群众，开展反霸。
韩国璋何许人也？他历任蒋介石、胡宗南的保安团长、剿匪司令等职，曾亲手杀害应他要求派去工作的我军教导员丁正（王直斋）等人。他与镇长韩秉森、临潼县教育科长张仰哉（军统特务）等三人多年来，横行临潼、渭南一带，民愤极大。当地民谣：“铁炉地方有三害，（韩）国璋、（韩）秉森、张仰哉”。临潼县召开的各届代表会议上，铁炉的男女代表痛哭流涕，强烈要求共产党的县政府要为民做主，严惩“三害”！
这时，西北局个别负责人认为：韩属缴枪投降，也曾和我党有过来往，如能不杀，最好不杀。当时的陕西省委态度明朗，力主对韩严惩。反霸试点的主要负责人刘邦显赞同省委的意见，不同意西北局个别人员的意见，他给西北局写了信，说明情况。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罪恶滔天的韩国璋等三人，再一次被广大人民群众揪出来，经公审公判，省委批准，处以死刑。
多年后，刘邦显与一些熟人说到此事。他说，那时共和国刚成立，巩固政权是第一位的。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杀一批，新兴政权是难以巩固的。
二 组织实施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
作为渭南地委副书记的刘邦显，一方面协助书记白清江做好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和同时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土地改革工作中。在培养土改工作队成员时，他带头宣讲土地改革法，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是土改的总则。他带着地县的领导同志和社会贤达，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在政策上，反复给各县具体工作的同志详细交代，反复强调“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护他们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保留不动；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规定和限制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土地数量的标准”。同时，反复给搞土改的同志们交代，这是中央的精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广大农民的成分划定上，他依据各县各区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予以指导，简明扼要地给土改工作队成员和各县负责同志说：地主靠看，富农靠算。如果有劳不劳，占有大量土地和资产，那就是地主。如果自己和家庭主要成员均参加主要农业劳动，但剥削量超过25%，那就是富农。以解放前三年的平均值为基础，作为考核的依据。在工作指导上，他把自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到的基本经济知识讲给大家，使各县的领导和具体工作者清楚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剥削量等知识，在土改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政策，掌握政策，保证土改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在渭南地区长达两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有出现大的风潮和动乱，土改工作平稳有序，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中农、富裕中农和工商业者也情绪稳定，有力支援了同时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两大运动，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稳定。
三 “渭华问题”忍辱负重
繁重的工作，长期在基层第一线的奔波，刘邦显的身体再次垮了，他又开始大吐血。陕西省委马明方等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一情况，倍加关照，安排他和时任宝鸡地委书记、身体状况极差的吕剑人等同志到环境幽雅的武功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内，做较长时间的疗养。
这时，渭南地委发生了一起大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渭南地区的干部知道了天津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堕落成大贪污犯被毛泽东亲批枪毙后，一些基层党员领导就把渭南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人进城后开始腐化变质的事情揭发出来，内容有：×××偷窃了公家的黄金，给自己做成鞋拔子；×××到戏院看戏去点名要名演员穿近乎裸体的衣服；×××让自己全家去吃小灶；××欺辱强奸妇女多名； ×××把公家的家具、衣服等都拿到自己家中……因当时是供给制，所有干部不允许有私产，又是七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同志对糖衣炮弹高度警惕的年头，天津张子善、刘青山犹如一面镜子，广大干部就拿来对照自己的领导。此事直接对照的就是当时的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和地委组织部长等人，揭发人主要是渭南地委、专署、渭南县委、华阴县委和华县县委的部分领导和中层干部。被涉及的领导人员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当即开会，把涉及这一事件的二华及渭南的干部人员全部名单列出，说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对陕北老区来的干部的宗派活动，是反党、反领导、“反革命”事件。把涉及的四五十名干部统统列为反党反领导集团的成员，这中间就有刘邦显妻子，时任妇联主任的雷田英。在这个集团的头目中，以×××三个叉，暗指刘邦显，并向省委、西北局汇报此事。当时还兼任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刘邦显得知情况后，从休养地赶回渭南地委，他首先安抚并制止住自己情绪激动的妻子，又广泛了解情况，与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地委组织部长等被涉及的领导交换了意见，调查了几十名同志的反映情况，亲自到省委，向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并提出，在当时的形势下，事态不宜扩大激化，需积极稳妥地解决，先平息有关人员的情绪，稳定局面，再调查核实事实，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轰动陕西，闹到中央的“渭华事件”。
当时的形势的确很难立即解决问题。
首先，正值抗美援朝战事吃紧，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亲自在朝鲜战场指挥；其次，新疆局部地区出现民族纠纷，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飞抵新疆，就地解决问题；第三，全国范围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省委书记又是西北局副书记的马明方坐镇西北局，指挥着全区的这一运动，无法分身。所以，听了省委刘邦显的意见后，一方面组织人员去渭华地区调查基层党员反映地委、专署时任主要领导的问题；另一方面，先按刘邦显的处理意见办理。
直到1952年夏季，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在基本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才有了初步的解决意见。即：地委书记白清江、专员张俊贤、地委组织部长李森等三人先后调离渭南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渭南地委由刘邦显全面主持工作，雷振东代理专署专员。不久，正式的文件下发，刘邦显任地委书记，雷振东任专员，白兴武任地委组织部长。但对前任领导上报的把数十名党员打成“反党反革命宗派集团”的报文未有答复。一些直接受到伤害的干部仍持续不断地给渭南地委、省委、西北局、中央反复写信要求彻底平反。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八大闭幕后，中央委托习仲勋、贾拓夫两同志召集有关同志座谈，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形成了《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渭华问题的错误“是属于地委领导上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性质，而不是渭华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省委的《结论》上没有明确这一点，是不妥当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这个《座谈会纪要》，并派贾拓夫同志到陕西传达这个纪要。刘邦显和绝大部分在渭华问题上受到迫害的同志听了后，对中央专门召开有关会议，倾听不同意见，作出客观结论的做法，非常感激。所有受到牵连的人员均获得彻底平反。至此，这件被广泛传播为“渭华事件”的事件，彻底画上了句号。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已离休去深圳探望习仲勋的时候，刘邦显与习仲勋再次聊到当年的“渭华事件”。习说，他从新疆回到西北局后，听说了这件事和刘邦显当时的意见及拟采取的做法，他很赞同刘的意见。调查了情况，当时在渭南工作的那几个陕北老同志确实犯有错误，影响很坏，所以在和马明方等人交换了意见后，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只是当时各项工作头绪太多，忽略了对反映问题的同志们行个文，这是个教训。不久，从辽宁省人大离休的白清江回到陕西，提出希望见到刘邦显一叙，刘邦显和刘庚一块，到他的驻地西安人民大厦，三个老同志都已鬓发斑白，真诚问候谈笑了一番，一切尽在谈笑中。
四 宣传贯彻《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但是，因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的工作千头万绪：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再加上“渭华事件”，到1952年刘邦显担任地委书记时，新婚姻法仍未在渭南地区广大农村得到很好宣传，旧的包办婚姻制度仍是主流。刘邦显深感大力宣传新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这一课一定要补上。他在给各县的妇联、宣传部长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此时，他兼地区妇委会书记，直到1952年年底），并且提出，要用广大农民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各种方式去宣传，一定要使新婚姻法深入到每一个农户之中。这时，有人反映华县有一对青年人闹自由恋爱，在当地反响很大，有人赞扬，更多的人是指责，或冷嘲热讽。刘邦显当即指示宣传部和妇联，到华县去实地了解情况，和华县妇联一块儿，把他们作为典型，进行正面宣传。渭南地委宣传部和妇联的同志约华县的同志们一块儿调查，掌握了情况。随后，又和省上的有关剧团共同整理，在剧团的具体编导下，以这对年轻人的自由恋爱为生活原型，用广大人民喜欢的陕西眉户曲调为形式，一部宣传婚姻法的眉户大戏《梁秋燕》在极短的时间唱红了三秦大地，唱红了晋南、甘肃。新婚姻法迅速被广大农民接纳了。渭南地委一个搞过婚姻法宣传的干部曾说过：一部《梁秋燕》顶我们100次宣传。
五 狠抓粮棉生产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党在整个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开始酝酿提出，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正式确认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作为渭南地区地委书记刘邦显深深清楚整个地区所辖的18个县，几乎全部是农业大县，全省公购粮接近一半来自渭南地区，棉花的60%要渭南上缴，渭南地区是全省人民吃饭穿衣的基本根据地，如何提高粮、棉的产量，就是重中之重。
那时，农业没有化肥，全靠农家肥；没有机械化，全靠农民的双手和牛、马、驴等大牲畜；也几乎没有什么优良品种，全靠当年收成中留下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但是，田间管理的好坏，也会影响收成的好坏。
经过不断地下乡了解，刘邦显发现，同处在渭河平原，可渭南双王乡一带的粮食产量就是比条件相同甚至自然条件更好的县、乡的产量高。作为地委书记，他一头扎到了双王乡，吃在双王乡，住在双王乡。在这里，乡领导给他反映有个没文化的中年妇女，务的棉花就是比别人的好，产量高。刘邦显来到这个没文化、名叫张秋香的中年妇女家中，每天和她一块去棉田，听她讲，看她干，一连许多天。到秋后，他又来到张秋香家，看她选留种子，称量她一亩地能产多少斤棉。这样，连续两年，他跟踪着张秋香，逐渐了解到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棉花产量高的原因，主要在田间管理和选留种子这两方面，正是这两方面独到之处，使得她务的棉花在渭南、在全省第一个达到亩产百斤皮棉的业绩。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绩啊！刘邦显迅速地把张秋香务棉经验在渭南地区推广，并把她的事迹和务棉方法向省委进行了汇报。很快，张秋香成了全省劳动模范，继而成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一时间，省农科院、西北农学院、北京有关部门接踵而来，总结、学习张秋香经验。
刘邦显为了进一步解剖双王乡在原始条件下仍能让粮棉高产的经验，干脆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直接放到双王乡一户农家生活。从此，他来这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第二年，一个叫薛俊秀的青年妇女在学习张秋香经验的基础上，使棉花的亩产量创下新高，成为又一颗务棉新星。
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以张秋香、薛俊秀两个务棉能手的事迹创作的。这部名叫《雪海银山》的影片，记录着为解决人们穿衣这一最基本需求中，我们的农民、干部是怎样在顽强地与天与地奋斗的情景。
在抓棉花生产的同时，刘邦显还把目光集中在粮食的高产户上。一个叫刘述贤的中年农民在种粮方面的做法也同样吸引了他，他又采取了连续跟踪的方法，发现刘述贤在浇灌、施肥、密植、选种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他种的大面积小麦，亩产都超过了400斤，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了不起的大丰收。刘邦显把刘述贤也树为典范。把他的田间管理方法给省委和有关研究单位送去，以期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后来，毛泽东亲自提出了农业发展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刘邦显欣慰地笑了，毕竟他亲自树起的张秋香、薛俊秀和刘述贤三个劳模的农业操作方法得到了认可，并贯穿到八字方针之中；毕竟粮棉的产量在农业操作手段还较原始的情况下，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六 全面贯彻“一化三改。”
到了1954年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在全国农村大规模地宣传实施，党在农村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浅显易懂为广大农民接受的道理和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刘邦显在农村工作中，也深深体会到原始的生产手段，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不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而且新鲜知识、先进经验的学习和推广阻力也很大，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中大伙的力量，方可大大增强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弥补生产手段的落后状况，也更便于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具体做法上，刘邦显采取的是宣传动员，典型引导，绝不大轰大嗡，强迫命令。他在双王乡抓出典型，再以双王的典型为实例，广泛推广。在整个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他给各县的领导反复交代：要掌握政策，要扎扎实实工作，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上报虚假或掺水分的数字；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对待有顾虑的农民，提倡说服教育，反对用强迫命令的手段推广先进经验。
到1955年春，渭南地区组成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全地区农户的65%以上，而且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就获得了粮棉大丰收。到1956年，全地区完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其中高级社就占了95%以上，粮棉的产量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6年春，渭南地区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进入了高潮。一个时期，几乎天天敲锣打鼓，这儿组成了生产合作社，那儿是公私合营，整天能听到鞭炮声。这时的刘邦显却极其冷静，反复告诫地委和各县委的负责同志：决不能行政命令，决不许强迫工商业者，决不能硬性地拉郎配；只能动员宣传，以理服人，要严格执行政策，切忌过火行为。
1967年“文化大革命”游斗批判的高潮中，渭南地区的“造反派”把刘邦显从西安揪到渭南，各县巡回批斗，其中的一个重要批斗内容就是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期，刘邦显作为当时的地委主要负责人，极为右倾，对当时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采用革命的手段，而是在乞求他们。之后，刘邦显对其中还比较理智的一些群众代表讲，当时整个渭南地区在“一化三改”中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政策方法掌握得好，很少有过激手段，也没有出现大的风波，不但受到省委的肯定和表扬，而且，经济上的成果、粮棉的增幅更是明显。他对那些年轻的所谓“造反派”说：“革命”这个词喊起来容易，但革命的对象却不易搞清，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就更需要学习了。
正是因为刘邦显在渭南地委扎实的工作和明显的业绩，1956年，刘邦显被选为陕西省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24名正式代表之一，而且是当时年龄最轻、参加革命斗争资历并不很长的领导干部代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