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管常务和文教体育口
在副省长的岗位上，刘邦显与刚接收渭南时的专员谢怀德、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付子和等熟人又一起共事了。第一次分工，他分管文教体育口，同时，兼任秘书长，主管日常事务。
文教是刘邦显比较陌生的行业，刘邦显紧紧地抓住省文教办公室的负责人魏明中等人，一个厅一个厅的过，了解工作重点，摸清现实情况。他深深知道，自己从小就不喜欢体育活动，但是，现在分管这项工作，不懂行，难以进入角色，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实行正确指导。省体委的一个负责人韩增友曾在渭南地委任过宣传部长，两人熟悉，他就叫韩增友带着他今日看足球，明日看篮球，了解我省三大球的现状。当他知道省体委拟在10至15年时间要把陕西的三大球水平提高到全国先进行列时，他赞同省体委提出的“要从娃娃们抓起”的战略，并和韩增友等体委领导专门参观了青少年业余体校。
在省人委抓常务工作方面，他检查、完善有关的规章制度。看到省人委新城大院的综合环境脏、乱、差、臭，驻在新城大院内的各厅局各自为政、不顾大局时，他叫办公厅出面，把有关厅、局的负责人请来协商，拿出共同通过的办法，清理，检查，执行。又叫管理局把省委、省人委所有领导的孩子们组织起来，上到省长、副省长的子女，下到各厅、局领导的娃娃，凡是初中以上的学生，一律利用假期时间搞义务劳动，清理新城大院所有死角。为此，他还专门把自己两个适龄儿子叫到面前交代，让他们起模范带头作用。
清理出整洁、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完善健康的工作秩序，规范必要的规章制度，是他抓日常事务的三个主要环节。
二 主管农业
1964年夏，林茵如从汉中调入省人委，任秘书长。谢怀德调北京任外贸部副部长，刘邦显改口分管他所熟悉的农林口。他立即走出新城大院，到他过去去得较少的陕南、陕北，逐地区地了解农林生产的实际情况，实地查看庄稼的长势，亲自询问、掌握当地气候、降水、土壤等有关资料。同时接触认识各地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和掌握基层管理机构的状况。几个月的基层调查，他基本做到全省农林状况胸中有数了。
1964年秋，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工作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作为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邦显出席了这个会议。组织这个会议的当地负责人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又主管农业的常务副省长霍士廉。霍士廉虽在浙江工作，但老家在山西。主管农业的共同话题，又是相邻的秦晋之交，两个人的交谈多了起来，特别是对半干旱地区农业如何发展，特别有兴趣，他不时询问刘邦显陕北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打算，哪些做法是有效的。当刘邦显把他在渭南半干旱的塬上采取过的做法介绍时，霍士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两个人共同的一个认识是，水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陕西、山西这样半干旱地区。
回陕西后，刘邦显便把水利建设当作农业发展的大事。他和水利厅有关单位研究后，布置了全面检查现有水库的情况，整理出拟维修疏整水利设施的方案，制定完善在各地区新建、再建一些水库的规划。同时提出，如何在陕北这样贫瘠缺水、土壤又薄的地区发展农林业的初步设想。
这一年的秋冬，陕北榆林地区受到严重灾害，粮食基本无收成。榆林地委书记杨沛琛心急火燎，向省委作了紧急汇报，要求救灾。在请示西北局同意后，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共同组成救灾工作团，由西北局委员、财办主任戎子和任团长，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邦显任副团长，前往榆林救灾。救灾工作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要设法组织调拨大批粮食和老百姓急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帮助榆林地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快拿出生产自救和来年农业生产规划或办法。刘邦显和戎子和、杨沛琛想方设法，从西安、渭南等地调入了当时最急缺的粮食，又从西安、宝鸡、铜川等地设法调入了所急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戎子和利用是山西人的优势，和山西联系了过冬所需的煤炭。在生产自救方面，广听民意，当场实验，采用在半山坡开挖成片的鱼鳞坑，以达到蓄水的目的，进而种粮、植树，并将此办法汇报给省委、西北局，请求西北农科院和西北农学院派人来现场指导，以确定这一方法的可行性。这一年的冬天，榆林地区特别寒冷，连续多天，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救灾工作团成员冻得实在受不了，连戎子和也病倒了。在西安冬天零下五六度的御寒服怎能阻挡榆林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刘邦显当机立断：给每个救灾工作人员买一件皮大衣，回西安后交公，先斩后奏的做法他承担责任。一连许多天，刘邦显一头扎在救灾第一线。他和司机、秘书一起住在灾情最严重的镇川堡公社葛家圪崂大队的一孔窑洞中，每日和当地群众一样，一日两餐稀菜糊糊。白天或参加劳动，或实地调研，晚上几乎夜夜与当地的群众、干部研究办法。当地不但缺粮，还缺水，有时，两三天都洗不成脸。戎子和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动情地对刘邦显说：你真不容易呀！回西北局后，我一定把你在这儿的救灾情况给澜涛同志详细汇报！
榆林救灾告一段落，省委派飞机接刘邦显回省城开常委会。在飞机上，刘邦显看到下面的山峁全是光秃秃的，连草都没有，他对同行的榆林地委书记杨沛琛动情地说：老杨，你看这光秃秃的山梁，寸草不生，怎么能蓄住水呢？又怎么能不受灾呢？我们得想方设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榆林救灾后，杨沛琛成了刘邦显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进入21世纪后，两个住院相邻的老人还经常相互探望，谈笑风生。
就在刘邦显等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在榆林地区救灾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因癌症病重住院。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中央在调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时，西北局负责人也给胡耀邦介绍了陕西情况，说：陕西阶级斗争情况非常复杂，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漏划的地、富分子不少，“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余孽不少还在领导岗位，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省人委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思想极右。
病重的张德生对陕西的未来工作却充满焦虑。对陕西的工作和相当一部分省级干部，他心里很清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看法不同。为了陕西省委与西北局的关系能融洽一些，工作搞得更好一些，他在病危之时，煞费苦心地将陕西籍和长期在陕西工作的省委常委赵守一、李启明、严克伦、付子和、刘邦显、惠世恭、刘子义、宋友田等人召集在自己的病床前，艰难而又诚恳地进行了最后的嘱咐：一定要和外省来的领导同志团结好，搞好关系，这是搞好工作的前提；赵守一同志是个好班长，要团结在赵守一同志的周围，不要闹内部矛盾。在场的这些同志非常感动，也当着弥留之际的这位好班长表了态。
三 支持胡耀邦的主陕工作
胡耀邦同志在来陕西工作前，周恩来总理曾给胡交代了两点：一点是，陕西的工作张德生同志抓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骨头没肉。意思是骨架起来了，“一五”期间在西安新建的国防工厂、纺织基地都已建成投产，但为它服务的配套设施却明显滞后；另一点是陕西是出干部的省份，老同志比较多，提醒从未在陕西工作过的胡耀邦注意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共同抓陕西的工作。
胡耀邦来陕西以后，为了准确地掌握陕西的情况，他决定亲自实地看一看，亲自掌握第一手的实情。他牢记着周总理给他讲的，陕西的工业是有骨头没肉。来的时间不长，他就感到整个陕西的工作稳重有余，干劲不足，四平八稳。所以，他到西安交通大学给师生们做的第一个报告中，就强调了转变干部工作作风。他说：干部干部，就是要干！战士战士，就是要战，干部不干，或是四平八稳地干，战士不战，或是磨磨蹭蹭，能战胜敌人吗！能改变落后面貌吗？这些斩钉截铁的话语，震动了整个省级机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省委和省人委首先响应，大力改变工作作风，抽调大批干部到第一线工作。紧接着，胡耀邦又马不停蹄，在短短的17天跑遍了陕南山区的十几个县。每到一县，亲自了解情况，贴近当地干部、群众，问长问短，鼓励大家拿出实劲，勤奋工作，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胡耀邦既不住宾馆，也不吃宴席，而是扎扎实实搞调研。陕南归来，他又到关中各县和陕北跑了一圈，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陕西的工作，根本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是老百姓太苦，需要大力抓生产，把经济搞上去，决不是在群众中斗来斗去！在省委常委会上，他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得到赵守一、李启明、刘邦显等多数常委的赞同。他提出自己工作的思路，更得到这些同志的完全拥护和大力支持。紧接着，胡耀邦又下到基层，开始真抓实干。赵守一在关中，蹲在生产第一线。李启明、刘邦显等到陕北、关中各县，从实际存在问题入手，具体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整个陕西的工作，一下子活跃起来。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看到这个局面，兴奋地讲：陕西来了个胡耀邦，一下子变了。群众称胡耀邦是“胡青天”。
在实际工作中，胡耀邦逐渐体会到，赵守一、李启明不是右倾，是真抓实干，刘邦显也不是右倾，是实事求是，是实实在在蹲在基层解决问题的好同志。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胡耀邦已对陕西省情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形成改变现有局面的系统意见，2月13日，他亲笔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在征得省委书记处各书记的同意后，签发各市、县、区委。不料，三天后，就接到西北局打来的电话：将《电话通讯》中提出的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不久，西北局召开了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对胡耀邦展开了批判，紧接着，陕西省委贯彻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精神，也展开了批判活动，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均受到了批判，省委常委刘邦显也遭到集中批判。
他们的主要罪名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干将，思想极为右倾，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民主革命补课，胡耀邦错误路线的马前卒等。会后被停止省委常委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以观后效。
而被集中在渭北的陈元方、蒋锡白等因实在揭不出胡、赵、李、刘等人的问题，被长时间隔离在那儿，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冲击了他们的隔离地，才返回西安。
当时中央只有三条意见：胡耀邦不再回陕西工作；揭发出的问题先挂起来；工作按西北局的意见办！
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刘邦显，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他望着正墙上挂着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幅题词，他暗下决心，哪怕这个副省长不当了，回乡去种地，也得和老百姓在一起，为人民谋利益。
四 与霍士廉共事的日子
1965年底，霍士廉由浙江省调入陕西，任省委第一书记。刘邦显与霍士廉又见面了。但是，因为自己当时的处境，不便多说什么，刘邦显提出，愿意到基层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工作。霍士廉在了解了一系列情况后，他提出，让刘邦显到基层蹲点。恰这时，中央提出由中央农业部、中央林业部、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五家各抽一名领导干部，组成一个蹲点调查研究小组，调查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林业如何发展，由陕西省抽出的干部为组长。霍士廉认为这项工作特别适合刘邦显，在省委会上提名刘邦显为省上人选。通过后，交西北局审定。就这样，刘邦显把他的办公室大本营扎在了有山、有塬、有川道的长安县。具体办公地点在郭杜镇。这时，时间也进入了1966年的春季。
郭杜镇的蹲点，说是有五个领导成员，实际只有刘邦显一人常驻。面对此情况，刘邦显不断告诫他的蹲点工作人员，中央之所以把地点选在陕西，又放在长安县，正是因为这儿气候典型，地型多样。我们拿出具体的方案，对全国同类地区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大家一定要蹲得住，定下心，情况要摸得准，产生的方案要可行。不准三天两头往回跑，更不准有应付差事的想法。刘邦显还提出由他开始，严格执行蹲点组定的纪律。刘邦显说到做到。虽然郭杜镇离西安只有十多里路，可是他严格带头执行：两周回西安一次，一个月给省委汇报一次。每天大家的任务就是下农村、搞调研、拿方案、起草文件。大家分头住在农家，吃在农户，集中办公讨论。上到副省长，下到工作人员，生活条件一样，标准相同，无一人特殊化。这时的刘邦显，住在郭杜镇五队一户社员家中。白天下地干活，他亲自在五队搞了三亩棉花试验田，从选地、画线、培埂、下种到田间管理，他直接参与。后来，这三亩棉田长势喜人，枝繁叶茂，棉桃又密又大，惹得四周许多人都前来参观学习。每天晚上，他组织社员共同学习“二十三条”，学习毛主席著作，总结研究工作。他还不时给社员讲解毛主席诗词。这段时间，刘邦显接触的是农民，看到的是土地和庄稼，常聊天的话题是如何让粮棉增产，改善群众生活，伴随的是农家的喜、怒、哀、乐。他觉得很踏实，心底很宽阔。1966年8月的“文化大革命”火焰烧到了西北局，烧到了陕西省委，11月，省委、省人委的“造反派”们冲了蹲点组，刘邦显被揪回省人委新城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