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国庆前夕，在孩子们的陪伴下才得以探视久别的家乡——临潼区马额塬上的庙上刘村。老屋已墙倒屋塌，在堂侄家休息片刻后，堂侄扛着椅子，伴我到村前墓地。坐在父母墓前，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一 降生“救母。”
我是父母的独生子，之前有十个姐姐，但只有三个长大成人，一个弟弟，少时夭亡。大姐名停，是父母望停止生女儿之意，二姐名招弟，在召唤弟弟，三姐名饶，显然已流露出总生女孩的无奈，求上苍饶了他们吧。在求饶三年之后，我降生之前，母亲已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答应父亲可娶二房，以便为刘家延续烟火；二是暗自采购了大量烟土，以便在生下女儿后，立即自尽。通常人家在新生儿降生前，总是为欢乐的气氛所围绕，但刘家此时却充满着一种悲壮的气氛。预产期又为闰二月，百年不遇的闰二月，又给不安的气氛增添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色彩。为了缓和家中的气氛，父亲把母亲的亲妹请来。姨妈心灵手巧，懂得一些接生术。
1917年农历闰二月二十五日，终于迎来了新生儿的降生，随着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啼，姨妈高兴地喊道“是个男孩”，家中一下子是那么的欢乐。人们注意到院子中的树木开花了，田中的麦苗长得特别绿油油，就连关中平原上这年也特别风调雨顺，万物茂盛。
父亲懂得一点相术，看到白白胖胖的儿子，赶紧取出珍藏的《易经》。这年是巳蛇之年，儿子又生于辰龙时刻。龙蛇为神，一称儿子的命，重达五两一钱，比自己至今算过的亲朋好友的命都重。脱口而出：“天上神仙下凡到我家，是我一生乐善好施，修桥铺路积来的运气。”随即给儿取名“积运”。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上中学前，母亲给取名“邦显”所代替。
父亲立即赶赴骊山老母处，一则还愿，二则从骊山老母手里求取护身宝符——一条代铜钱标记的项圈。这个项圈我足足带了13年，比一般儿童足足多带12个月。
二 快乐的少年
我在父母呵护、姐姐关照下，快乐的成长于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家。
父亲耕种家中的37亩田地，母亲在家里纺线织布。
家里的院落，具有陕西关中典型的房屋布局，却又透露出经济拮据的痕迹。庄基宽三丈（合10米），长十四丈（合46.8米），南北走向；门房三间显得高大威严，往里是六间厦房，即戏称陕西十大怪的“房屋半边盖”。后院因盖不起上房，就用多年长成的参天大树保持整个庄园的平衡，免得院落前重后轻。
这一溜厦房，反而给中院留下充分的空间，使得母亲的纺线织布能够不出大门就可以施展开来。
从我的记忆起，母亲总是纺线、纺线。为了节省灯油，母亲练就了一手摸黑纺线的本领。当我一觉醒来，仍然听到母亲纺车的旋转声。这纺线声转换为我们全家体面的新衣，这纺线声可补贴家中的油、盐、酱、醋。
棉线变成棉布，中间要经过一道叫“经线”的工艺，通过这道工艺，把棉线做成土布的经线。一卷布匹有多长，经线就有多长。我家厦房一边六丈长的院子，足够母亲做经线用。
农村孩子玩具少，经线现场就成为孩子们绕着跑圈、嬉戏的最好地方，十分热闹。
有一次，大姐、三姐正帮着母亲经线，我跑着跑着饿了，就到一旁灶房取馍吃。为了防老鼠偷馍，馍笼一般都挂得较高。在我搬凳子拿馍的过程中，无意弄出了响声，只听大姐在院子喊道：“妈，狗在偷馍吃呢！”我听了好生气，就去厮拉大姐，并喊：“妈，大姐骂人哩，你咋不管？”大姐一看我恼怒，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三姐聪明，机智过人，她笑着说：“妈呀，刚才咱家黄狗在门楼口，嘴里噙了个啥东西，我大姐是赶黄狗呢！”气氛才缓和下来，不料大姐又没头没脑地补充了一句：“我明明听见是灶房里响动！”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笑着说：“你大姐虽听灶房响，但真是赶门楼口的狗呢！”于是姐弟们都笑了起来。
父亲除耕种好庄稼之外，特别爱好种树与短途旅游。
在村前的田地里，父亲栽植了一大片柿子树，有板柿、牛心和火晶等品种。柿子树不是直接根生，而是对一种叫做软枣的树嫁接形成。父亲教我接枝方法，常常在同一棵树上，接上好几个品种。板柿扁平成熟时呈黄色。牛心立体感特别强，类似牛的心脏，成熟时鲜红，味道特别甜美，但结果率很低。火晶枝繁，果实累累。红红的火晶结成一树红色，煞是好看。在收获季节，每当我帮父亲收摘柿子，并赠送亲朋好友时，觉得特别开心。
马额塬位于骊山山脉的北麓，从山上流出的两条河——溪河与零河，几乎从西、东、北三面将马额塬包围起来。父亲认为马额塬是块风水宝地，常带上我到塬上各处走走，观看槐树刘村一颗东汉皇帝刘秀拴马的千年古槐，门村赵国名相蔺相如的墓地。越过溪河，看刘邦、项羽相斗的鸿门宴遗址，及宠妲己而失江山的殷纣王坟冢。
马额四周，有几个当地有名的集市，南有马额集，东有铁炉集，北有零口集，西有新丰集。在童年时，父亲总是把我驾到他的脖子上，观看集市上的万千景象，我了解历史，观察社会，差不多是从骑父亲脖项上开始的。
1923年，我的小舅父陈江湖到一个叫五先生的老师办的私塾，拜读四书五经。私塾距我家仅约二华里，小舅父就吃住在我们家。那时，读私塾以背诵为主，我觉得舅父口中念念有词，十分有趣，就缠着舅父教我。舅父找了一本《三字经》做教材，母亲坐在一旁做针线活。课程安排是每晚学一页，每页教三遍后，叫我自己去背诵。有好多次，每当我背诵中打绊子时，母亲会在一旁提醒。一个月下来。我和母亲都能背过三字经。母亲赞扬我爱学习，记性好。我和舅父都为母亲的记忆力所吃惊，因为母亲从来没有读过书。母亲原名“织娃”。我后来给母亲改名为智娃。母亲不但布匹织得好，更有高智慧。
在我十岁那年，母亲向父亲提议说，“招弟和饶都慢慢长大了，提亲的人越来越多。我思谋，如果有个好人家，就给她们定了亲。定亲的财礼存下来，供积运儿读书用。”
父亲一百个同意，并在厦房的最北端，隔出一间做仓库，专门用来存贮粮食。粮食贮存在大缸里，半截缸埋于地下，这种方法可使粮食存放多年而不生虫。
有一年夏天，父亲在修理仓库的北墙时，恰巧来人看到了这个仓库。父亲隐约觉得此人当时有着异样表情，为了防范万一，就在仓库内壁墙上，排了一层木板，果然在某一天夜深人静时，睡梦中的父亲宛然听到了木板被撞击的声音。他迅速穿好衣服，提上土枪上了房，爬在北墙的女儿墙后，认出打洞的人就是那天来窥视的人。既然熟人做贼不宜重伤，父亲就有意在房上造出响动，贼人听到后，迅速通过后院树木，欲翻墙逃去。就在贼人爬向墙头的瞬间，父亲扣动了土枪的扳机，子弹朝贼人的身体上方飞去。既达到了向贼人警告，又不伤其身体。只听咕咚一声，贼人跌落在墙外。数日后，父亲借故到贼人家中进行探望，看到只是轻微摔伤。
对于土匪，父亲就毫不留情，民国十八年的关中大旱中，土匪横行。父亲与他的堂弟两家，联手抗击土匪。两家的枪声轮流响起，镇得土匪终究没能进入两家进行抢劫。
父亲的身教，使我逐步懂得，勇敢才能战胜邪恶，但战胜过程中，又要十分讲求策略。
三 母亲的谋略
母亲皮肤白皙，身材中等，胖瘦适中，微笑的双眸与双颊的酒窝相衬映。父亲的威武与母亲的温柔总是一起伴随着我。当父亲把我驾在脖项上嬉戏时，母亲笑得那样开心；当父亲发脾气怒吼时，母亲总是把我藏在身后缓解冲突。躺在母亲怀抱里或依在母亲身旁，是那样的温暖与甜蜜。母亲是化解家中一切矛盾和风波的能手。
在田地耕耘上，母亲作为父亲劳动力的辅助。
父亲在田地干活，风风火火，麻利、干净。母亲知道父亲青年时代，干活太苦，得了老寒腿，膝盖硬化到腿不能曲。所以凡是田间需要屈膝下蹲的农活，母亲总是抢着干。缠过的小脚害得母亲常常是坐在小木凳上，或双膝跪地进行间苗等操作。母亲硬是靠毅力，从地的一头劳作到另一头，在田里这样来回。邻里无不夸母亲是父亲的好帮手。
在待人接物上，母亲是父亲的贤内助。
父亲乐善好施，母亲给以支持。无论是招待亲朋好友，抑或请来的临时帮工吃饭，母亲总是让父亲陪客，而且总把饭菜弄得要比邻居丰盛些。客人总是夸奖饭菜做得可口，日子过得滋润，岂不知，父亲的乐善好施，是以母亲严格紧缩开支为基础的。平常，家里除了我，谁也吃不上白馍，除招待客人的盘中有菜外，其他人几乎是吃不到菜的。在这方面父母不免会有矛盾。
父亲讲点口福，喜欢喝点酒，吃点肉，平常吃辣子喜欢油泼的，春节喜欢买上五斤十斤猪肉做粉蒸肉吃。母亲总要限制父亲这方面的开支，平常的辣子改成醋调，年上的肉食减少购买量。父亲对付的办法，就是驾上我，到集市上解决口福。
父亲喜欢对更穷的人进行尽可能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会干涉。但父亲似乎是积习难改，我行我素。
处理重大事件母亲运筹帷幄。
1928年父亲遭到一次暗算，那就是有人让父亲做“保正”，敲诈父亲。那个年代，国民党的地方基层政权，是保公所，保公所设有保长及一些办事人员。保长为了盘剥农民方便，常在当地委派一些官吏，替他向农民直接征收苛捐杂税，这就是“保正”，即伪政府的一个派出官员。但这一级官吏不是一级政权，没有办事机构，“保正”直接由所在自然村的居民中产生，不拿俸禄，就在自己家里办公。任期一年。正直的人不愿当这个保正，因为他上受保正欺辱，下为同村的农民讨厌；而一些地痞流氓却争着干，妄图借机向农民盘剥。
庙刘村有那么一个混混叫刘世朋，寻情钻眼要做一期“保正”，无奈声名太臭，总不得手。1928年来临之际，不知怎么买通了保长，要保长委任父亲刘世凯做一年“保正”。父亲为人正直，对“保正”一职不屑一顾，保长却软硬兼施，且言明刘世凯只是挂名，由刘世朋实当，只要给刘世朋一笔劳务费即可。这使得父亲左右为难。母亲对父亲分析说，这是保长和刘世朋狼狈为奸，联手整你哩！你不当他们不依，他们以为你当不了，从而敲诈咱们。依我看，咱当了这个保正，就堵死了刘世朋妄图无穷无尽敲诈咱们的借口，以你的硬汉子名声，保公所难为你也不会太出格；豁出卖上一两亩地，应付上头来人的吃吃喝喝；我们不从中克扣一文钱，会得到乡里乡亲的谅解和支持，也许会来帮助咱们渡过难关。
父亲保正的一年任期，虽然吃尽了国民党腐败政权的苦头，卖掉了一亩地堵污吏的吃喝窟窿，但唤醒乡亲们找到了对付贪官污吏用“保正”盘剥百姓的办法，百姓联名要求将保正改为按户轮流制，每期一个月。这样就永远堵死了如刘世朋之流们妄图利用“保正”一职，敲诈百姓和保正本人的阴谋。
处理应急事件母亲果断。
1932年，陕西霍乱流行期间，学校停课放假，我回到家里后，霍乱病发作。
那个年代，农村十里八乡就那么一个大夫，父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其请来后，他草草开了药方，扔下一句话“明天再拉马来接”，就又去看另一个类似病人了。
母亲为我熬了第一副药后不久，病情越来越重。到天亮时，就已高烧得进入休克状态。母亲对父亲说“病情发展不对劲！”父亲知道母亲娘家是医药世家，母亲也在耳濡目染中粗通一点医药常识。嫁到刘家后，也常从田间采集车前子、地丁草、蒲公英等药草，晒干挂在屋檐下，给家中偶患头痛脑热的病人服用，也确实见效。母亲要父亲立即熬一些车前子汤，亲自给我灌服。等天大亮后，我的烧开始减退，过午后身体已基本恢复正常。就在我们家松了口气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与我患同样病的邻村青年，在服了那位大夫的药后，身亡了。母亲这才说，积运娃服药后的症状，明显是快速向反方向发展。我就判断是大夫心黑，用反药企图敲诈钱财。大家都说“多危险呀！”
四 逃脱绑票，进城读书
1929年关中遭饥荒之后，社会秩序很乱，绑票之风有越演越烈之势。父母不断叮咛我要留意周围动静，尽快逃离可疑现场。
1932年春天的一天，我正在庄南一块田里犁地，突然感觉远方有人向我窥视。
按常理，我是一个学生，有一种书生气质，不难辨认。父母虽然十分疼爱我，但并不娇惯，特别是父亲，认为劳动是做人之本，从小就带着我下田耕作，磨、耙、犁、锄这些操作，我干得与所有同龄孩子别无二致。这就导致绑匪辨认过程的犹豫。我就利用他们犹豫的时间，迅速将犁扛回村子。父亲听到我进屋的禀报后，没有丝毫的迟疑，什么东西也没带，就拉上我翻过后墙，遁入村北的一片树林中，并继续向远方跑去。
当绑匪跟踪耕牛，到达村中时，我们早已逃出五里之外。
在同一时间，比我大三岁的堂哥通运，比我小四岁的堂弟润娃，先后被绑架。堂哥素以机灵著称，很快从绑匪窝中逃脱，但堂弟受尽了折磨。父亲三兄弟商量卖掉一批祖业，才将堂弟赎回，但堂弟的眼睛已被绑匪折磨得倾斜，留下终生残疾。
父亲带我利用一年一度的骊山圣会之机，躲在人流中进入了临潼县城，商讨今后的去向。这时父亲专程拜访了我的小学老师刘克斋。我是1931年秋天才开始读小学的，以前念的私塾。我们马额塬上没有小学，马额西邻的新丰镇也是前几年才开始有小学。新丰地处西安去潼关的要道上，驻有重兵，有钱人家的子弟为躲避绑票，纷纷到新丰去读小学。我们家虽然穷但我是独子，父母也决心供我上了新丰一所教会小学——西安崇道小学新丰分校，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正好是刘克斋。
私塾学的课程是古文四书五经，学习方法尽是背诵，不求甚解；而小学学习的是语文、数学、地理等课程，用的是白话文，生动、活泼。进入小学校，我很快就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学习热情特别高涨，期末考试，名列榜首，深得班主任老师刘克斋的赏识，并提议将大名改成了刘德显。母亲进一步改为刘邦显，成为我终生的用名。
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老师是传授学问的父母。我非常尊敬老师。每年春节，都十分高兴地拿着父母早已准备好的礼品给老师拜年。
刘克斋家住马额塬上南刘村，是骊山山脉北麓的一个大村庄，离我家约十华里，1932年的春节，天一亮，我就身着新衣，手提礼品，踏着瑞雪，沐浴着和煦的冬日阳光，第一个来到老师家里。在客厅里庄重地给老师和师母磕头谢师。师母也端出年饭，执意要我吃完饭再走。
正在师生吃饭寒暄之际，忽听厅外喧闹，原来是同班同学，纸李村富豪子弟李运才，庙张村首富子弟张建基巧在门口相遇。老师和师母赶快到门口迎接，师母将年饭换成了甚为丰盛的大鱼大肉宴席。
在辞别师友，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感到这寒冬的北风十分凛冽，天气十分寒冷。
我与李运才不但同学，而且还是远房姨表兄弟，在此前一些年宴上，也曾遇到过类似尴尬的局面。难道：“人为有钱的，狗咬穿烂的”习俗连知识阶层也摆脱不掉？
我很清楚刘克斋老师对我的友好与器重。果然，在父亲拜访后，刘老师将我带进了西安东关的崇道小学高级小学部，开始了我西安六年的求学之路。
五 一块馍蛋一颗深情
在崇道小学高小部的两年，以及其后的西安师范四年求学中，我在学习上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唯有学费书本费及生活费缴不起。高小毕业时，学校推荐我上中学，中学的学费全是自己拿，而师范给学生补助部分经费，从而选择了上师范。
我上学的费用，全是全家人勒紧裤带省出来的，即便这样省出的粮食，父亲扛到集市上卖掉的钱，也不够一学期的费用。每当想到父亲僵直着腿，母亲跪在田里耕作时，心里一阵阵痛。于是有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写信给父母透露了我不忍心再花父母血汗求学的愿望。后来听姐姐讲，父亲接到信后，平生第一次忍不住大哭了起来。父亲是个硬汉子，很少见到落过泪。如果不是撕心裂肺的痛是不会失声号啕大哭的。父亲受全家委托来解决我上学的费用问题。父亲说，家里那么困苦，为什么会不顾一切供你上学，是我们亲身体会，文化低，知识少，常吃亏受气。我和你妈决心“宁可挣死牛，也不打挂住车”，决心供你念书成才。为解决我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十天半月，推着人力车，风雨无阻地给我送来干馍蛋，这些干馍蛋，是母亲把蒸好的馒头，掰成合适的小块，夏天在阳光下晒干，冬天在热炕上烘干，以防止存放发霉。
在学校，我抓一把馍蛋，放在碗里。浇一瓢开水，就是每顿的全部饮食。我在农村时，是有名的小胖墩，中学时代一直很瘦，身体就是这时吃的亏。父亲为了给我送馍。每每路上吃尽了苦头。
一年的六月伏天，父亲推着小车，赶早就上路了。但不巧溪河涨水，过河的列石被水淹没，父亲分几次把小车与干馍分别送过河后，耽误了时间，正中午才走到一个叫五里沟的地方。当空烈日，路上空无一人，唯有他一个给儿子送干粮的推车人。父亲说他眼冒金星，口渴到已十分难忍，好不容易推到一家人家门前，对着一个比他年轻一半的妇女求到“大嫂，请给碗水喝？”答曰“没有开水！”
“凉生水也好。”
“没有生水。”
“恶（泔）水也行。”
这个妇女“嘭”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父亲无奈地抬头看看这家人家门上嵌着基督教的标志。
父亲一生恨透了那种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假善人，一生助人为乐，乐善好施。
为了减轻家中供给上学的费用负担，我在学校尽力搞些勤工俭学活动和写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有所收入。
当年的国民党县政府明文规定，在西安求学考第一者，每年奖励八块大洋。我在西安师范四学年中，三年考第一，一年考第二，用这笔钱补助学习。
每一学期，我力争在西安师范校刊《中天阁》，《西京日报》，《文化日报》副刊上发表一两篇文章，也可得几毛钱的收入。
父母对我求学的全力支持及我为减轻父母负担进行的努力，感动了上帝。西安师范为我多次减免学费；很多同学、好友也主动帮助我。
我的好友张军，家境比我好出十倍，经常也赞助我一些费用，其父母早亡，由兄长供他上学，他自己也有接济不上时，还需我帮忙。我的同学，家住马额塬上的魏新发，每年都资助我一块大洋，连续资助了多年；来自宜君县的张守愚以西安上学花费大的名义，把从其兄处多要来的钱支持了我。
可以这样说，单凭我们家的那点底子，没有这些上帝的支持，我顺利完成学业是很难想象的。
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一双好父母，许多同学还亲自去老家表示敬意。盛赞父母送去的馍蛋是金不换，是二老的一片深情。
六 让父母了解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1936年的西安事变，推动我走进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除1940年11月-1942年5月，在白区作做下工作与父母相处过外，与父母已多年没有见面了。每天工作之余，才又浮现出他们的身影。
我每次离家，父母总要送我到很远很远。
父亲若不把我送到火车站，不眼看着我上了火车他就不回转。
母亲小脚走不了远路，就送到村旁，每次都是高高兴兴与我话别。有一次，我已向前走了几步，突然觉得有句话必须给母亲讲，当我突然转回身，回到母亲面前时，才注意母亲脸颊上挂着两行热泪，母亲见我回来。急忙用手去拭泪，又显出一副笑容。
我想，父母盼我读书成才，使他们达到一种不再受窝囊气的状态，在边区已实现了，何不让他们来边区看看这里的民主气氛和政府与人民的鱼水情。征得组织同意，1944年，交通把父亲接到了陕西省委驻地旬邑县马栏小住。父亲看后高兴地说，这里真正成为清平世界，老百姓过上了神仙的日子。
父亲回家后告诉母亲，儿子干的是给老百姓谋益的好事，有天上神仙保佑，不用担心。并举例说，他出边区时，护送他的人与他拉了段距离，他骑的牲口突然失前蹄，差点要掉到路旁的悬崖下。突然有一只手把他和马拉了起来。是一个和气的过路人。他事前并没有看到身旁有人。护送见状，吓得飞速赶了上来，你说，这不是神仙是谁。
从此，父亲一扫忧虑，日子过得特别舒心。并说要不了多久，儿子他们就会把好日子送到咱这里，母亲精神也逐渐好起来。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在赴地下华潼工委途中，顺路回家探望父母，突然注意到，每当夜深满天繁星时，母亲总会面向北斗星，磕头祈祷。原来母亲没有一天不祈求儿子健康平安。
建国后，母亲于1952年因肾病辞世，父亲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经受折磨，于1974年离开人间时，世事并不像他所期盼的那样政通人和。但是我可告慰双亲的是：我虽然没有尽力给二老创造欢乐的晚年生活，却执行了你们的意愿。
母亲生前教我，遇事先从大局（全局）着眼，经过周密思虑后，果断采取措施。我在两次地下工作中，在从政大事上，从未失手过，没有被俘过，没有给人民造成损失；父亲要我做人要正直，做官要做清官。在革命的长河中，有过各种风风雨雨，但我从没有整过人；在做“官”的过程中，从没有用过手中的权力，多花公家一文钱，更没有贪污一文钱。
我现在已离休多年，在家颐养天年。越到老年，越思念二老。我把父母的画像放大装框挂在我的床前，每日相伴着二老，寄托我的思念。
（2006年11月于病床前口述，由长子刘少峰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