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起，陕西东部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为贯彻蒋介石发起的反共高潮，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短的时间内，渭南、华县、合阳、蒲城等县1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中共蒲城中心县委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东府其他县的党组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省委迅速改变了策略，指示东府各地党组织，立即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在险恶的环境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
临潼县位于西安市东30公里，是省城的东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1936年冬，蒋介石正是在这里坐镇指挥“围剿”陕北的红军，妄图消灭共产党。共产党针锋相对，分别在渭河南的马额塬和渭河北的交口地区组建了由共产党员王经邦和谈国帆领导的武装力量。在1940年的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中共陕西省委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暂时把这支武装力量撤回边区，把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调回省委。刘邦显就是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接替前县委书记董实丰任临潼县委书记的。
上任之前，省委书记欧阳钦和组织部长张德生单独约见了刘邦显，分析了严峻的形势，布置了工作的三大要点，这就是：（1）争取用一年左右时间，扎稳根基，长期隐蔽；（2）积蓄力量，扩大影响，如有可能，发展组织；（3）如果日寇攻破潼关，侵占关中，调研在临潼及周围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和方式、方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具体意见。
1940年秋末初冬，刘邦显肩负三大重任，由边区潜入白区——临潼。陪同他共同开展工作的是他新婚不久、更名为雷素莲的雷存福。
一 扎稳根基巧妙隐蔽
要想扎稳根基，长期隐蔽，立足的地点，选择的公开身份，就成为重中之重。临潼县是关中一个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大县。全县共18个镇，渭河北边12个镇，因谈国帆等同志长期在那里开展武装斗争，邻近陕甘宁边区，斗争开展得一直较好。渭河南边6个镇，是西安的东大门，县城就坐落在这里，陇海铁路、公路主干道都从这里穿过，党的工作相对薄弱。而马额塬是刘邦显的家乡，情况熟悉，又有一定的基础和人际关系。所以，刘邦显就选定了将马额镇作为地下县委的所在地。马额镇在地理位置上，西边过溪河连着临潼县城；东边是铁炉镇；南面接着骊山的东延脉南山，翻过山过灞河上塬就是秦岭山区；北面，下了塬就是零口镇、陇海铁路及渭河。这里的位置适中，便于开展工作，有利于必要时多方联系或撤退。
公开身份的选择是未来既能长期隐蔽，又能利于开展党的工作的关键。刘邦显是临潼人，而且在西安师范四年的学业就是为从事教育工作打的基础，还曾因为学业优秀，临潼县的国民党县政府不但给发过奖学金，而且还曾派人敲锣打鼓地把刘邦显在学校得的奖状送到他的家中，张榜公布，大肆宣扬。刘邦显从西师毕业后，还曾在西安培华女子学校从事过学校的管理工作。因此，返乡从事学校的管理教育工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恰在这时，又了解到原马额镇小学的校长张仲毅即将升任为马额镇的镇长，校长一职将成为空缺，张仲毅其人又极可能被我所用，这对刘邦显迅速占领这个阵地，把县委就扎在马额小学形成了有利之机。
张仲毅在革命的高潮中曾经表现得十分革命，带头与国民党县教育局长面对面地进行斗争；革命转入低潮后，仗着妻弟国民党西安市党部要员的掩护，才免遭杀害，但从此变得消极，离开了共产党。张仲毅是共产党员张军的叔伯兄长，刘邦显此前通过张军认识张仲毅。
怎么看待张仲毅，许多同志认为张仲毅是蜕化变质分子，有可能对我党造成极大的损害，即使不处决他，也应该避而远之。刘邦显经过细致的调查了解到，张脱党后没有出卖党组织；对身为共产党员的堂弟张军还采取保护的态度；在当地作为士绅，为人还算正派；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名望。张仲毅的妻弟及连襟，虽都居国民党地方政府要职，但都对共产党采取和平共处的态度。刘邦显认为，张仲毅脱党不革命了，但不反对革命。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他还会支持革命，也可能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掩护革命。因此决定对张仲毅采取团结的方针，与之交朋友，争取其对革命做点贡献。
在地下党和刘邦显的努力下，张仲毅聘任刘邦显任马额小学的教务主任之职。聘任雷素莲（即雷存福）为学校教员。刘邦显上任前后，张仲毅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他为马额的教育事业聘了一个能人。刘邦显上任不久，张仲毅调任马额镇镇长、国民党马额书记长，刘邦显升任马额小学校校长。
在马额有一个传统，即历任马额镇镇长几乎都是由马额小学校长升任的，因之当时盛传刘邦显将是未来的马额镇镇长。因此刘邦显的实际权力远远超出了校长权力的范围。
当临潼地下县委初步在马额小学立足下来之后，就开始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但在如何深入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县委内部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是：只要利用小学校长和教员的身份搞好所担任的公职，时刻提高警惕，并协调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就可能站稳脚跟，隐蔽下来，逐渐得到发展。另一种观点是：学校教员中就有国民党党网（特务），如教员赵朴光等，防不胜防，我们的正面宣传，远远抵不住他们的反面宣传，因之主张积极斗争，将这类人驱逐出学校。刘邦显解释说，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白区，这里国民党的势力远大于我们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就要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的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又要相信，国统区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为好人做好事，好人就拥护你，坏人也不便使坏。这才便于我们站稳脚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刘邦显深思熟虑制订出的方案，得到大家的同意和支持，并一步一步地得到实施。
刘邦显根据调查研究得出，陕西关中地区的人民，虽然最大的愿望是填饱肚子，但这里人民的传统观念是，通过培养自己的子女读书，改变自己现状。大家都看到，马额镇的这所中心小学，教室就几间破房，教师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很落后。我们如果能改变这所学校的教学环境，就会赢得这里最广大人民的拥护。
首先，刘邦显要求得到镇长张仲毅的支持。他充分肯定了张仲毅在发展马额中心小学的重大贡献，并提出将马额中心小学（只有初级班的中心小学）升为完全小学，增设高级小学班级，得到张仲毅支持。国民党教育局批下来新建校舍的经费远远不够。刘邦显说，现在陕西靠城镇的地方，已有拆庙宇建学校的先例。马额塬上几乎村村有庙宇，村社（多个村的联合社区）还有大的庙宇，只要工作做好，给农民保留部分庙宇，拆庙所得建材是足够兴建小学用的。马额塬上有一个村子叫涧底村，那里的大庙被一个恶霸把持，人民十分憎恨。这个恶霸凑巧又与张仲毅有远亲关系，且害怕张仲毅。张给这个人打了招呼以后，刘邦显亲自带领师生，顺利地拆除了该庙，将所有材料运回学校。这件事在马额塬上的震动和影响很大。
刘邦显自己的老家庙刘村分成庙上刘村和庙下刘村，两个村除了各有自己的一座小庙外，还和其他六个村组成社区，共有一座大庙。刘邦显耐心说服自己的父母和乡亲，顺利地拆除了庙刘村的两座小庙，将建筑材料用于学校的扩建上。
有以上两个事例做榜样，以后拆庙再未遇到过什么阻力。
建材筹备齐后，施工经费还有很大差额，刘邦显希望镇政府解决。张仲毅经过再三思索，以异样的目光看着刘邦显问到：开赌局怎么样？答曰：以不义之财做大义之事，可为。从而筹齐了施工经费。
马额小学升为完全小学，有了马额塬上第一个高级小学班（两年制）。学校建了漂亮的大门，而且还兴建了全校师生活动演出用的礼堂。就是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给马额塬的广大民众演出了抗战歌：“向前走，别害怕，陕西出的尽是愣娃。第一是临（潼）渭（南），其次是二华（华县、华阴）。扛的是大刀，掮的是杈耙，朝着日本鬼子，杀杀杀！”
学校扩大，刘邦显就顺理成章受马额绅士的委托，聘请了一些懂教育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学生来学校任职任教，或推荐到其他小学去任教。刘邦显的同窗好友，时任凤翔县委书记的张军因县委暴露，撤离凤翔，回马额塬隐蔽身份，也被聘到马额小学教书。这些人接受过师范教育，思想活跃，使马额小学的面貌为之一新。马额小学的教学质量和学习风气，逐渐闻名遐迩。周围城镇的社会名流，争相送自己的子女到马额小学读书，张仲毅就将自己的长子张春泰交给刘邦显亲自培养。
在教学内容上，刘邦显除常设的知识性的内容外，还将增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宣传抗日主张的《抗战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作，黄花岗英勇就义的先烈林觉民就义前给妻子的信件等三项内容作为三件宝，要求学生们人人会背诵，个个懂其意。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就曾用这“三件宝”的内容，痛斥过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呐喊，为广大人民的疾苦申冤。
作为共产党人的朋友，张仲毅对刘邦显的一切提议，都尽可能地给予有效支持。当某小学的一位共产党员有暴露迹象时，他迅速给刘邦显通报并对此同志加以保护，使其免遭逮捕。不论是由于共产党人在马额做了好事而受到了张仲毅的衷心拥护，还是由于我党对他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挽救了他，使他始终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张仲毅以后一直是共产党的朋友，尽力掩护共产党人。
刘邦显为好人办好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交朋友的做法，也使不少与我党对立的人，深受感动，逐渐向党靠拢，为党办事。例如，反动“自助党”头子刘宪瑞，国民党教育局长、比较反动的×××，国民党特务赵朴光等都曾主动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利用这些人的保护色，临潼地下县委成功地帮助某些可能暴露的同志，摆脱了危险。并解救了一些受国民党当局冤屈和陷害的老实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
这时的刘邦显及他的同志们都感觉到，扎稳根基、长期隐蔽的这一任务基本实现了。积蓄力量、扩大影响第二个任务也稳步积极进行着。
二 发展组织建立堡垒
如何进一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又保证长期隐蔽，刘邦显做了大量工作。他要求每一个党员，在群众中广交朋友，但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对报上来的准备发展的党员候选人，一定要弄清情况，严格审查。一般情况下，负责人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要直接发展党员；负责人亲自联系的党的干部，最多不超过三个人。当时，国民党临潼县的体制是县下设镇，镇下设保。党的组织设置也以镇为单位，镇的负责人为区委书记。与刘邦显直接接头的是马额区委书记段建民和零口区委书记宋宏钊。其他区委的工作则由县委其他有关负责同志按此原则联系。而区委对各保的党的工作也按此原则办理。上级对下级检查工作时，要选在逢集逢会之时，而且，尽量选择当地一些有影响的乡绅的亲属做掩护。当时，零口镇赶集的日子是阴历逢二、四、八日，刘邦显去零口检查区委工作时，总是带上马额镇长张仲毅的儿子张春泰，以采购货物为名，和区委书记宋宏钊商讨工作。
运用这样积极谨慎的方法，临潼县不仅在18个镇发展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把段建民、宋宏钊、邢邦俊，赵志良等多名党的负责人送到边区学习过，而且，地下工作成效显著，从来没有发生过较大的组织遭破坏事件。
在贯彻省委的工作方针中，刘邦显还想方设法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可靠的地下据点。首先，他把自己的家建成了一个可靠的堡垒。正直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的工作，直接参与到对革命事业的服务中来。刘邦显任职期间，先后有刘庚、张军、张中涛、尹省三、魏新发等数十名党的基层领导都在刘邦显的家中歇过脚、吃过饭、躲过危机。在刘邦显离任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堡垒继续发挥着特殊作用。后任的县委书记尹省三多次把刘家当做联络点和落脚点。县委特殊的联络员，人称“帽格老汉”的一位老人，风里来，雨里去，在时时都可能出现危险意外的情况下，把这里作为化险为夷的地点，与刘邦显的父亲也建立了特殊的感情。解放战争初期，中共高陵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金浪被敌人逮捕，后逃出牢房，在失去组织联系、亲戚故交闭门不纳、周围斗争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躲到刘邦显的家中，由刘邦显的父母亲自照料，其长子刘笃学（刘少峰）巧妙周旋，最后通过组织，回到高陵县的战斗岗位。
除刘邦显的家以外，张中涛、尹省三等县委领导同志的家，也相继开辟为新的据点。经过辛勤工作，全县18个镇都建立了一些秘密堡垒。这些堡垒户在刘邦显离任后的长时间中，都发挥过特殊的作用。零口镇坡里张村就有一户由刘邦显、尹省三、魏新发等同志先后考察建立的堡垒户，在解放战争之初的1947年，掩护过从鄂豫陕根据地回延安的李先念等人。李先念等人出秦岭，过灞河，翻骊山，从马额塬铁炉镇北行，从马额镇东北穿过，到关堂坡下塬，在零口坡里张村堡垒户家住了几天，恢复养病，户主老太太照顾得非常周到。直接负责这一工作的，在渭河南，是尹省三、魏新发等同志，在渭河北，是朗瑞亭等同志，都是当时临潼县委的成员。建国后，李先念曾多次对一些负责人讲：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年我走的那条路，表面是白区，实际是红区，很安全，和边区差不多，简直是一条红色的地下通道。他还将100元钱和自己亲笔签名的一张照片，通过陕西省委、渭南地委，经时任地委书记的刘邦显亲手转交给这户人家的老太太，同时，转达了他的一句肺腑之言：路遥知马力，困难识故交，日久见人心。
三 开辟南北交通线
为了既利于开展斗争，又便于隐蔽，出现特殊情况时能迅速撤离，保存力量，在工作中，刘邦显一个时期着重了解了南北两路的路线，期望在严峻的形势下，能直接开通一条从秦岭过马额到边区的路线，这条路线既要利于斗争，又便于往返边区。南线，他和尹省三、魏新发等同事亲自察看，认为从秦岭出来，从临潼和渭南交界处的铁炉进入马额塬最为理想，这里是临潼、渭南、蓝田三县交界，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又是一个山、塬、沟壑纵横交错的地形，利于隐蔽；这里的群众相当贫穷，但又极其淳朴，利于开展工作；从零口下塬过渭河，这一带的工作基础较好，组织健全；到了渭河北，可迅速与谈国帆、朗端亭等同志接上头。这条路线的开辟，又经后任几届的县委发展、巩固、完善，为从陕南到关中的地下交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北线的开辟，刘邦显也费了脑子。如何从渭北进入当时的陕西省委所在地旬邑县马栏镇，除了当时的官道外，他首先做通了爱人雷素莲（雷田颖）在三原县鲁桥镇的姑母的工作，然后，又到淳化县找到在县城做生意的三姐夫。三姐夫一家为做生意，经常跑淳化到陕北这一路，不但路况熟悉，沿途还有一些熟人关系。但三姐夫的父亲是一个很守旧又很胆小的生意人，这个工作的难度很大。他逐渐把重点转到三姐夫和家中的一些亲朋好友身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姐夫和他的几个朋友终于有条件地答应了（即多少给点钱）。此后，这条路线不但是刘邦显往返边区的路途之一，也曾先后接送过一些革命同志往来。20世纪50年代，刘邦显任渭南地委书记期间，老姑母的养子潘景文来到渭南，时常情不自禁地自我夸口：我也是老革命，那时，送过好几回刘书记（指刘邦显）和他的那伙人进边区哩。1960年秋，刘邦显的三姐夫来西安，因一事和刘邦显争执起来，曾高声说道：不要忘了，当年我也曾帮助过你们进边区的事！听到这话的一个儿子问父亲是咋回事。刘邦显说了当时的情况，结论性地结束了这一话题：确实掩护过地下的同志们回边区，但终归是生意人，要钱呵！
四 调查研究武装抗日
刘邦显在任县委书记期间，抗日战场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日本侵略者魔爪伸到华南、中南半岛、缅甸和太平洋中的菲律宾等地，中国大半个国家的国土已沦陷，仅余西南和西北半壁河山。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在华北、华中、东北等地，开展的游击战争死死拖住了日寇进一步侵略的野心，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当时处在内地的重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经常遭受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西安的形势尤为紧张。日本鬼子已打倒黄河东岸，占领了河南西部，直逼潼关。如打过黄河，攻破潼关，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如何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
留守在边区的八路军组成沿河的黄河河防司令部，从1938年3月到1940年春，已打退了日军渡河、占领陕西企图的23次大小进攻，遏制了日军企图渡黄河的攻势，但是，日军对潼关及其周围的攻势却有增无减。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都认为，如果日寇攻入潼关，占领关中，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必定望风而逃，放弃西安，共产党必须在这一地区担负起武装抗日的重任。当时的陕西省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采取了明确的两项步骤。第一，沿着黄河沿线的韩城、合阳、澄城、朝邑等县，组成了沿河地区特别委员会，由王俊同志任书记，白云峰等同志任成员，在薛家川等地区开展可能出现的抗日武装游击战争。第二，沿着渭河、陇海铁路沿线的华阴、华县、临潼、渭南等县，由当地的党组织拿出日军占领关中东部后，切实可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方案。
时任临潼县委书记的刘邦显，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徒步勘查了临潼县境内18个镇及邻近的渭南、蓝田等县的情况，并与时任渭南县委书记的王杰等多次共同研讨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临潼、渭南两县，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最南部都是山区、半山区和塬区，沟壑纵横交错，地形多变，但是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虽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但不利于充分发动群众，给鬼子以致命打击，中部的塬区和渭河河谷的平原区，地势平坦，村庄稠密，交通便利，人口众多，虽在地形上不利于隐蔽，但可以吸取建立堡垒户的经验，建立可靠的立足点，同时，利用塬区和平原地区地理上的深厚黄土层，开挖成大规模的隐身地洞和地道，既可消灭敌人，又便于隐蔽自己。而临潼北部谈国帆已建立的抗日武装，中部王经帮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再加上发展马额塬上由魏新发已开始组建的规模虽然不大，但颇具战斗力的武装，以临、渭两县南部的山塬沟壑区为休养生息之地，以塬川之地为主要军事活动之地，可开展或聚或散的敌后武装游击战争。同时，积极破坏日寇占领后的陇海铁路和公路线，达到消灭鬼子、支援全局、威逼西安（如日寇占领后）、保卫边区的战略目的。
这个战略上的思考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在刘邦显、王杰两个县的书记共同给省委当时负责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汇报过后，不但获得了首肯，也得到了赞扬。后来的抗战形势发展，日本鬼子既无力对黄河沿线再发动有力的攻势，也再未对潼关和关中平原发动任何进攻或表现出进攻的态势，因而这个方案没有实施，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方案仍是积极的、切合实际的，并有着很强、很现实的可操作性。
1942年春末夏初，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存党的骨干力量，陕西省委将各地区委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调回边区，党在关中地区的组织形式完全进入隐蔽状态。为防敌人破坏，组织形式也暂时取消。虽然身份未暴露，刘邦显等临潼县的主要领导成员不得不告别一块儿战斗过的战友，再次离别家乡的父老乡亲，洒泪挥手，返回边区。
离开之时，刘邦显考虑到有两个困难：马额当地的社会名流和群众的挽留；家中父母的反对。针对此情况，他一方面对马额当地的镇政府和社会公开表述，是省城的朋友给他在外地谋到了更好的发展位置，不得不去。尽管学校的师生真诚挽留，一些学生甚至泣不成声，但刘邦显为执行组织的决定，没有松口。另一方面，刘邦显让同事张军到自己家中，假称他和刘邦显的一些秘密活动，被两个坏蛋告了密，一个是窥视马额小学校长的王世杰，另一个是刘邦显的邻居、附近一个小学教员，叫刘文治。刘邦显的父母一听到这话，一致决定赶紧让刘邦显逃走。父母得到张军的这个消息时，刘邦显正在马额小学与师生话别，母亲委托父亲，无论如何迅速催刘邦显走。父亲赶到马额小学，将正在与师行告别的刘邦显拉到一边，催刘邦显快走。刘邦显在师生朋友的簇拥下，离开了马额，与张军、尹省三一起回到了边区。为此事，刘邦显父母痛骂了王世杰、刘文治一生，直到去世。直到2003年，刘邦显才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笑着说：你导演了60年未揭开的冤假错案。
回到省委，刘邦显详细汇报了自己在临潼县的一年半的工作，对省委交给的三项任务逐条汇报，并汇报了现时临潼县的工作的大好形势。省委的主要领导，肯定并表扬了他在地下临潼县委书记任上出色地、全面地完成了省委交给他的任务，并由省委组织部组织了专门会议，由组织部负责同志主持会议，让刘邦显详细介绍了在白区成功斗争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