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府和银行三者关系是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种关系的转变也是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关系的转变方向不仅要有利于克服旧体制的弊端，而且还要有利于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因此，我们需要对这种关系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借鉴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作出最优的选择。
一、集中计划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比较
集中计划体制的核心是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分配关系，依托于行政权力，深入到企业内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人力、资金、财产和权力的各种分配，货币交换关系则被限制在极少数的消费品领域。在这种分配主导的体制下，企业和银行没有自主决策和独立经营的权力，只能附属于国家政府部门，由国家计划部门为之提供经营决策的服务，国家财政部门为之提供资金供给的服务。企业的责任仅仅是执行计划指标，所有企业机构的创立、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投资决策和长期发展都是政府的职能，企业没有权力，也没有生存和竞争的压力；银行的责任仅仅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货币结算的服务，以及执行国家信贷计划，也没有独立经营和长期发展的权力。企业、银行和政府的关系处在一个以分配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之中，当生产力处在极低水平的阶段，这样的组织体系可能还有一定的对外竞争力，但在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的阶段，这样的组织体系就必然要解体，因为它以牺牲个人和集体的生产积极性为代价，必然的结果是难以克服的效率低下和日益严重的供给短缺。
与之相比，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是普遍存在的货币交换关系，政府主导的分配关系退居市场之外。交换关系的前提是企业和银行必须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法人和市场交换主体，互相独立竞争和自由发展，个人和集体的生产积极性得以最充分的发挥。政府的责任是提供政策服务和执法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为此，政府的行政机构分成两类：一类在市场之外继续履行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另一类介入市场专职履行政策服务和管理监督的职能。前者依靠强制征税的收入来维持，后者依靠得自市场的服务收费来维持，经济利益同市场发展的利益相一致。在市场的范围内，政府为企业和银行提供服务的收费也是互相平等的交换关系，企业和银行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支付报酬，政府专职机构提供专业的政策服务和市场监管服务，收取费用抵偿成本开支，维持机构和业务的延续。企业和银行有了独立经营和长期发展的权力，又有政府提供的服务，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供给短缺的困难得以克服。
中国的现状是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货币交换已经十分普遍，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已经基本告别了供给短缺的时代。但是企业、银行和政府的关系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之下，金钱和权力的交易正在逐渐扩大和蔓延。企业和银行开始独立，并且开始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但是政府行为的转变仍然十分缓慢。习惯于和服务于集中计划体制的行政部门，由于放权让利的改革，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实际的权力和政策服务的职能，但是它们人还在，机构也在，仍然要设法坚持既得权力和继续得到预算口的资金，而面向市场新设立的专职政府机构在介入市场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在继续原来计划行政管理的方式，不断扩张权力但又不尽服务的责任。这些行政机构的急剧膨胀不仅和市场争夺资源，而且还不断加重财政开支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一方面紧缩开支一方面又提高税负把压力转嫁于企业。紧缩开支的结果是基层的政府权力部门和公务员更加容易受到权力和金钱交易的诱惑，提高税负的结果是企业和银行更加倾向于采取逃税和避税的措施。为了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为了偷逃税款，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为了面对层层设卡的政府权力部门和得到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服务，一些企业开始采取贿赂的手段，进行权力和金钱的交易，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竞争手段。
二、传统经济模式和现代法制经济的比较
传统经济体制的行为模式，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特征是由历史形成的人际关系和以这种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占据主导的地位。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交换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一方面阻碍创新，一方面又成为经济腐败大量滋生的温床。因为历史形成的关系无法规范，也无法监督，它们却在幕后决定交换关系的实现与否，为所有的新生力量和创新活动设置一条进入市场的屏障，也为权力的滥用和权钱交易提供一条灰色保护地带。与之相反，现代法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建立在一套严格的法制基础上，不仅企业、银行和政府的行为各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范、职业操守和监管处罚措施，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也有严格的程序规范和信息披露要求，受公众立法的监督和调节。这套制度把各种历史形成的人际关系对交换关系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也迫使政府的行为向着服务于市场的方向积极开展，为新的生产力诞生和创新活动提供广阔的舞台。
建立现代法制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模式，克服传统模式的弊病，首要的任务是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通过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和严格的立法监督，充分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防止滥用政府权力的倾向，为此，需要有比较好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比较发达的知识产业支持法制经济的建设。但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约束政府权力普遍感到十分困难。由于亚洲四小龙在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崛起，人们曾经以为腐败的传统体制也能同法制经济一样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没有必要非选择走法制经济的道路不可，但是不久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对传统经济模式的这种幻想。不仅于此，90年代日本金融业的衰弱和美国知识产业的崛起还证明，不仅法制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具有竞争力，而且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法制经济取代传统体制的多少程度也导致国际竞争力的差距。世界上，美国是最崇拜法制教条和政府行为受到最严格约束的国家，保证政府以最有效的方式服务于新兴
的生产力和经济科技的创新活动。根据世界最大企业和最大银行的排名，可以看到美国的企业和银行不仅市场占有份额同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平分秋色，而且美国企业还囊括了以资本值排名的前10位中的9位。经济学把资本产权的市场价格定义为预期将来收入的贴现值，因此，拥有最大10位资本排名的企业即意味着对未来世界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
三、中国的选择是现代法制的市场经济
21世纪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方位的国际竞争和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方位的国际竞争，包括了社会经济制度和政府决策的优劣比较，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历史包袱有多么沉重，现状是多么落后和穷困，也不论其财富积累和知识积累是多还是少，都只能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始竞争。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的选择只能是现代法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能是放弃法制建设，回到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或者滑入自由市场传统经济的轨道。这不仅因为有前苏东国家解体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而且还因为中国已经不存在80 年代亚洲四小龙快速崛起的条件。当时的美日和西欧发达国家正在集中力量于先进技术产业的竞争，中国还少有介入世界市场的竞争，为四小龙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巨大生存空间。但是今天，发达国家不仅已经占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和继续拥有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巨大市场份额，而且还正在尝试运用高新技术和现代金融的手段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和现代金融手段的结合已经到了可以摧毁传统经济制度的地步，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仅要面对来自亚洲国家的竞争，而且还要面对发达国家产业垄断和技术进步的竞争压力，而传统的经济制度只能最终屈从于这种国际竞争的压力。
知识产业是我们这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高新技术的知识产业和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志，但是金融业的生存和发达，现代知识产业的兴起，都必须有完善的法制规范政府的行为服务于企业和银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作为最基本的条件。因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有法制来实现对债权债务的绝对保护和阻止任何形式的政府行政干预，也必须有法制来充分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保证风险产品的定价可能合理补偿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成本。现代知识产业的内容并不仅仅包括计算机数字和互联网技术，所有专业管理、法律和信息咨询、非义务的教学和高级职业培训、技术创新、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等专门依靠特殊知识提供服务以求生存的行业都是知识产业的构成，它们都是高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所必要，也是高级阶段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价值源泉。知识产业的发展需要有对知识产权的全面立法保护，包括防止假冒和剽窃、肯定价值补偿规律、提倡职业操守、鼓励学术自由和公开竞争、打破行政等级观念、尊重科研规律和专业人才等等，此外还需要政府决策的扶持，只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必要的满足，知识产业的生产力才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跨入21世纪的世界先进行列。
90年代中国已经在经济法制的方面做了不少努力，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法律，但是这些法律普遍缺乏操作层面的内容，普遍缺乏对政府专业执法部门的权力约束和责任要求，也普遍缺乏企业、银行、社会公众和政府执法人员对法律规范的认同，因此企业、银行和政府的关系仍然循着传统经济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操作层面的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质，需要高水平的知识产业发展来为之提供专业研究和信息咨询的服务，但是我们的知识产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知识产业的生产力还没有能够突破传统体制的重重束缚。其二是企业、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还普遍缺乏对法制经济的认识，放弃了约束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行为的立法权力，使得制定法律法规完全变成了政府机构单方面的工作，排除操作层面的内容自然是保护政府机构和公务员即得权力的最好办法。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度过了初创的阶段，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和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必将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实力全面重组的作用。根据大量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领域如果仍然没有严格的法制充分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特别是如果仍然没有对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行为的有效权力约束，以及对企业和银行的严格行为规范，则通过大量幕后交易所产生的新的实力集团就可能发生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突，在相当长的时期破坏社会政治的稳定局面。
中国选择走法制经济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发达国家走到今天的一步，彻底克服传统经济制度的影响，经过了约300年的历史，中国今天要在法制经济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还必须首先克服集中计划制度的影响以及来自庞大公务员队伍的巨大阻力，大幅度削减政府部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市场交易的权力。但是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余地。回顾 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当时面对的困难要比今天还要严重，但是一场彻底解放思想的全民讨论和随之解放知识分子的政策，为我们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相信我们只要坚定信心明确目标不畏困难，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依靠解放知识产业的生产力，困难也一定能够得到最终的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