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必须加快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步伐，长期看，这是顺应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选择，可以因此增加对国内经济改革的压力，促进改革，促进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在采取大的改革措施之前，中国作为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现实存在的很多制度缺陷和同发达国家相比的巨大差距，加快金融业的开放将使我们首先面对很大的压力，甚至危机。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利影响，积极寻求对策，以便加快改革，消除危机。
在加入WTO的贸易谈判中，金融服务的市场开放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此，中美之间的谈判集中在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行业的开放时间表上。对于中国来说，银行业的开放并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竞争的问题，而是还有一个关系全局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产生的沉重压力可能最终都要落到国家财政的身上。为了尽力阻止不利的趋势，避免矛盾的激化，现实的对策措施选择，必须既要积极设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加快发展，又要不失时机地加快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和金融发展。
一、中国金融业同国际相比存在的差距
中国的金融业同市场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了解这些差距有助于正确估计金融业面对的经济形势和积极寻求对症的政策措施。
1.金融法律体系的差距。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对政府行政人员的要求是只能做有法律明确授权的事，超过授权（越权）即为非法；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是不得做法律明文禁止的事，其他均为合法。中国现行的金融法律体系与之相反，对政府行政人员的授权一般没有限制，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是只能开展行政规章允许的业务，其他皆为非法。这种差距表明加入 WTO之后，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充分开展业务，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则不能。如果修改法律，就必须让中国的金融机构充分扩大经营业务的范围，并且必须组织力量制定详细具体的法律条文，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立法和金融机构管理仍然十分落后。如果要求外国机构同样遵从中国的行政管理和规章制度，则不符合WTO的协议精神，而且因为缺乏高水平的金融监管员队伍，结果也会变得不可推行。就中国金融业和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现状而言，中国加入 WTO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机构提供法律保护，中国机构则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作比较大的调整。（对金融法规体系的分析请参看笔者的论文《论资本市场产权交易的法律约束》和《中国加入世贸，保险业的对策》。）
2.缺少严格高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高水平的专业监管人员。因为外国银行和中国本土银行一样，同样会有盲目竞争和发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出了问题同样可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来维持信用，外国银行发生危机，显然不能这样做，必须依靠金融监管的手段来防范金融危机。不仅于此，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市场竞争必然趋于激烈，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和业务技术也会变得极为复杂，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对此，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显然无法适应。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动荡，至今还难以恢复，理论界认为中国没有同样爆发危机是因为金融市场没有开放。中国的金融监管要比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落后得多，因此，一旦市场开放，若没有金融监管制度的充分适应，就会丧失防范危机爆发的屏障。
3.存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巨大差距。在货币市场，银行清算制度严重落后，批发融资缺少银行信誉，国有银行缺乏防范利率风险、资产价格风险和汇率风险的手段，内部监督和管理也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市场的公开市场业务还没有走上正轨。在资本证券市场，金融期货交易受到严格禁止，对金融机构的产权交易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实际操作也存在很多偏差。这些差距不能克服，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很容易发生巨额的市场交易亏损，严重拖累国家财政。中国有巨大的金融零售服务的人民币市场，虽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个市场同样缺乏足够的竞争力，但是外资金融机构最希望进入和有绝对优势的仍然是批发交易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根据西方国家的金融法规体系和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构架，仅仅是向外国银行开放人民币市场，就足以消除外资机构进入货币和资本市场的障碍。届时，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商业银行的市场融资、金融机构的产权交易都有可能发生巨额亏损，加上更加严重的政府腐败，很可能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
4.存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水平的巨大差距。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除了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对外收支平衡的目标以外，还要充分代表各个金融行业和产业部门的利益，帮助他们开发海外的市场，提高对外的竞争力。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是存在比较严重的部门分割，互相掣肘，缺乏统一协调；二是银行和企业部门缺乏国际竞争的意识，或者置法规制度于不顾盲目竞争，或者过度依赖政府缺乏自主决策的能力；三是在政府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中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无法充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最后是可以充当外脑智囊的科研机构、信息咨询公司、投资理财顾问等服务中介严重落后，存在信息差、技术水平低和缺乏品牌信誉的问题。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比较突出的问题除了比较普遍的外行掌权以外，同外资机构相比，还有缺乏市场交易和营销人员、缺乏人才战略、缺乏市场判断能力、行政机构庞大业务素质低、决策落后等一系列问题。
5.对市场开放的经济意义存在认识上的差距。中国同美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焦点集中于外国机构在中国设立机构的时间表和中方机构在合资机构中的股份比例问题，这完全是中方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谈判思路，对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和保护民族产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发达国家的着眼点是金融服务的市场需求、人才优势和服务管理的技术水平，惟有这些才是利润的来源，有了这个来源和强大的资本实力，任何有关产权和股份比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获得解决。中国的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必然会出现市场萎缩，例如在香港，很多年来，跨国的商业银行机构一直占据了 70%以上的市场份额，本地华资机构则一直处于萎缩衰弱的状态。
1994年我在巴基斯坦参加中央银行的一个国际会议，顺便考察了这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巴基斯坦的金融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外国银行可以自由进入，它的金融监管和政府决策也存在和中国一样的问题，造成的后果是本国银行业的极度萎缩和经常的政治动乱。据了解，亚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类似巴基斯坦同样的市场开放但是本国金融业严重落后的问题。
二、加入W TO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国即使在4年后加入 WTO，当前的市场开放趋势也难有大的改变，中国的金融业是从现在开始就面对逐渐加强的国际竞争，而不是能够等到4年之后。根据中国经济的现状，继续扩大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可能产生的不利趋势将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银行信用紧缩的趋势加剧发展
世界经济史上，银行业的发展从来都是集中在市场比较发达和法制比较健全的大城市，但是中国占有市场约70%的国有大银行却从一开始就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面对外国银行集中在大城市的竞争，中国的四大国有和八大股份制商业银行将不得不把优势的力量（包括资金、人才和主要业务）向大城市集中，学习外国银行对成本、利润、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管理方法，将不得不撤并很多潜在风险大、收贷困难、严重亏损、管理上难以有效控制，或者甚至已经丧失偿付能力的分支机构，即使为了收贷的目的有些机构还要继续保持，也会限制它们的贷款权限和收紧贷款额度，造成持续的信用紧缩。在全国的很多地区，特别是在市场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银行的退出，可能造成当地市场的信用紧缩，使得很大一批中小银行陷入困境。中小银行的资本和信誉本来就不足，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存款搬家，陷入流动性危机和被迫削减贷款，进一步加重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紧缩。1998~1999 年国有银行的存款统计增长很快，这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得自中小银行的存款搬家，1999 年3 季度国家银行的存款统计增长开始下降，再一次显露了银行信贷紧缩的趋势。
从微观上看，任何一家商业银行都必须首先吸收存款，才能发放贷款，而且贷款一般不能超过存款余额的75%。但是从宏观上来看，必须先有贷款而后才有存款和货币被创造出来，因此微观上的信贷紧缩，如果没有对抵的财政政策和外资流入，还会造成宏观上的货币紧缩。货币紧缩，导致银行业整体的流动性不足，又会加重银行信用紧缩，恶性循环，形成一个累进发展的趋势。事实上，自1995年人民银行宣布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市场和1996年外资银行开始扩大在中国的业务之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收缩趋势就已经开始。虽然这种收缩的趋势已经给宏观经济造成了通货紧缩的不利影响，也给各类工商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调整压力，但是至今还只能算是比较轻微的信用收缩。因为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市场还有制度上的障碍，还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1998~1999年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也缓和了银行业的信贷收缩和流动性危机。但是，WTO的法律框架可以给外资银行必要的法律保障，如果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国内银行调整的压力就可能迅速增大，如果超过国家财政的能力，问题就可能变得极为严重。
中国现行的货币制度，人民币流通数量的变化已经高度依赖于外汇储备的变化，1996 年开始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对外汇占款的比值已经超过了110%，外汇储备的增加可以迅速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补充可贷资金的来源；反之，外汇储备的减少也可以导致整个银行业迅速出现流动性危机。1993~1994年伴随外汇改革的政策，一是大幅度提高利率；二是人民币对外贬值超过50%，加上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曾经吸引外资大量涌入，每年增加外汇储备达到了200~300亿美元。但是自1998年初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汇储备的年增长剧减至 50亿美元左右，虽然扩大了财政开支，仍然有很多银行机构暴露了严重的问题。现在要继续吸引外资流入，一是很可能要再一次大幅度贬值，因为利率政策的运作已经没有空间，经济增长也在持续走低，特别是亚洲金融体系的恢复还有待时日；二是外资流入最终还是有一个限度，一个国家的内债外债不能无限增加，接近一个限度，国家风险就会增大，外资的流入就会减少，内资外流也会增大。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一旦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还会发生市场恐慌和资本逃亡。
（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把握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目前还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基本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随着市场开放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市场，必然的结果将是外汇管制的削弱。因为外汇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既可以在银行间进行，也可以在银行内部大批量的进行，不再需要外管局的批准，即使规定必须经过批准，监管工作也有很大的技术困难，外管局也不拥有监管的专业力量，实际结果很可能等于没有监管。外管削弱的结果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成倍加快，对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信息高度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大量涌入或者大量逃亡，甚至还会操作市场，在现有的货币制度条件下，引起外汇储备的剧烈增加或者剧烈减少，进一步造成对国内市场货币流通的冲击，也造成汇率政策的把握变得更加困难。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直接冲击中国的金融稳定，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存在外汇管制的屏障，一旦外汇管制削弱，这个屏障就会不复存在。加入WTO，或者虽然不是立即加入，而是为之继续扩大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市场，对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的影响都将达到巨大的程度，给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正常的情况下，汇率贬值是奖出限入和吸引外资的重要政策手段。1993 年50%的人民币汇率贬值，经过了1994~1996年的国内通货膨胀，已经基本持平。1997~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普遍实行了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使得人民币相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已经变得币值高估，不仅对贸易出口和资本流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且还对国内经济造成了持续调整的压力，因此，现在有必要继续奖出限入的政策，再一次实行贬值。1999 年9 月开始，由于出口不利和外资流入减少，人民币贬值的市场呼声一度很高，但是政府的决策处在两难的境地。因为现有的货币金融统计无法为汇率贬值的程度提出准确的依据，在市场预期行为的影响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贬值太少，会造成继续贬值的预期，促使资本更加外流，更多的银行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相反，如果贬值太多，造成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银行和企业调整的压力则会进一步加重，失业下岗也会迅速增加。在人民币市场已经向外国银行比较开放的条件下，外资大量涌入，是外国银行的业务迅速增加，中资银行的生存空间缩小，受到更加强烈的竞争压力；在工商企业方面，外资开办或者收购一家工厂，同时会有4~5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陷于破产，增加一大批失业。外资开办的新厂在外资银行开户，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陷于破产的企业很可能原来就在中资银行开户，破产使得中资银行的资产更为恶化，也使中央财政面对更加沉重的社会负担。
当然我们还有不贬值的理由，一是外汇储备还有这么多，并且还在增加，考虑到政府手中还掌握着黄金储备，只要外汇储备不是下降到大约 800 亿美元之下，都足以维持现行的汇率不变（1993年汇率贬值的形势是外汇储备减到了接近零的水平，黑市汇率达到了15元人民币买1 美元的价格）；二是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名义汇率偏离真实价值在上下10%的幅度内都可算是正常情况，根据黑市交易的价格和购买力平价估计，目前的人民币汇率高估大约也就是 10%的水平。但是，以上这些都是短期的决策考虑，长期来看，外汇管制的削弱和外汇储备的剧烈波动都有可能对汇率贬值造成巨大的压力。在外部冲击的条件下，如果继续维持固定的汇率，代价就必然是国民经济的剧烈调整。1993年以来基本固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国民经济对之做出的调整，首先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银行盲目扩大投资，然后是汇率高估造成物价的持续下降，有很多国内产品面对国外产品的竞争不仅失去了国外的市场，而且也失去了国内的市场份额，很多国有和集体经济严重亏损，银行坏账增多，企业失业下岗增多，又转化为对国家财政的压力。现在，调整的压力已经最终落到了政府的头上。政府改革有利于矛盾的解决，企业和银行的调整有利于适应市场的转变，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突然的压力太大，矛盾冲突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
研究世界各国的汇率政策，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的利益，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商的利益，都是汇率政策首先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历史上的美国白银政策和 70 年代开始同日本的贸易摩擦，还有法国长期实行法郎贬值的政策，都是源于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需求的增长就会受到限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最直接受到损害的，根据消费需求的变化特点，很可能就是农民的利益，而国家财政的各种退税补贴并不足以弥补农民因为失去市场份额而遭受的损失。
（三）国家财政受到的压力持续增大，落后地区的财政经济将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财政的现状，一是国企（包括国有银行）的状况还在恶化，严重拖累财政收入；二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赖度已经很高，不能无限增加；三是扩大开支的压力还在成倍增加。所有政府改革、社会保障、防范金融危机、环境和资源保护、支持高科技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快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等等，都需要财政专门拨款来支持。落后地区，由于本地市场的信誉保证不足和金融业向大城市集中，银行机构撤并和信贷收缩，都会严重影响本地的生产建设和财政收入，也使更多的地方政府面对发不出工资的困境。如果中央财政不能积极支持，这些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就会面对危机，要帮助它们克服困难，国家财政的状况就可能进一步恶化，财政政策在现有的财金体制下可以运作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
（四）通货紧缩的趋势可能更加严重
在国内银行信贷紧缩的条件下，维持汇率高估，结果必然是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因为汇率高估有利于商品进口，而国际市场上的商品，由于技术进步和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价格正在不断下降。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下降，对国内产业调整是一个新的压力，国内价格的下降，代价是失业下岗的增多，估计在最近的1~2年里，只要外汇储备足以支持现行的汇率水平，物价水平将仍然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通货膨胀仍然可能卷土重来，与高失业率一起并发。原因是现在的宏观经济措施只有财政开支的扩大和不断提高的债务依赖度，缺少推动技术进步的投资。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一旦贸易转为逆差，政府债务又超过了限度，国际资本感到恐慌，外汇储备将难以维持，被迫实行汇率贬值，通货膨胀就可能同严重的失业问题一起爆发。大约自1999年8月起，政府为了推高证券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放松信用管制的措施，根据国际经验，这些措施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般都不会发生作用，但是一旦等到物价开始回升，在信用制度和金融监管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会很快推动物价上涨和造成比较大的市场混乱。
（五）政府腐败的问题可能急速恶化
这方面有韩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例子可以作证。在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条件下，企业和银行如果缺乏依靠专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竞争能力，面对生存压力，就很可能转向非法的竞争手段。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的人员和国有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存在专业技术能力差和素质差的问题，也更容易产生捞一把的强烈动机。外国银行进入的人才战略，首先看中的是中资机构中最有经验和职业技能的高级专业人员和优秀部门经理人员，竞争的结果会使中资机构的人员素质急剧下降。如果腐败的行为得以盛行，则法不责众，依法执政、依法监管、依法经营都会变成一句空话。外国大的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上胜过中国机构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们有很强的政治头脑和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够通过对重要政治人物的幕后操纵影响政府的立法和决策，为自己的发展寻求新的机会，这方面不仅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政治家们也缺乏经验。最近几年，经济金融腐败的大案要案急剧增加，很多都有对外贸易的背景，巨额的非法收入很多也转移到了国外。加入 WTO，外国银行大量进入和中资银行放开业务之后，如果仍然没有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措施，通过银行和资本产权交易的腐败很可能会爆发得更为严重。
三、对策措施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比较复杂，有宏观经济决策严重落后的问题，更有很多体制落后不能适应的问题，面对加入 WTO的挑战，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行业竞争力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牵一发动全局的问题，很多潜在的不利因素已经积累了比较长的时间，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对策措施的选择，首先是必须加快金融业的发展，克服银行信贷收缩的趋势；其次是设法改进宏观经济决策，防止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最后还要积极设法推进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消除存在的各种制度隐患，为改善宏观经济状况和改进政策操作创造条件。
加快金融业的发展和克服信贷紧缩的重点应该是鼓励和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填补国有银行把资金实力向大城市集中过程中在全国很多地区出现的金融服务的市场真空。最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不论是分离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还是增加财政投资补充银行资本金，或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都不足以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衰弱趋势，因此只能依靠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和成长，在当前的利益是克服国家风险集中的不利趋势和填补国有银行退出的市场空间，长期看，它们的互相竞争，不断地有新的机构冒出来，通过自发的收购、兼并迅速成长起来，又不断有一些经营管理落后的机构因为竞争不利而倒闭退出，这个过程正是整个金融行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但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也面对整体队伍的专业素质差、人力资本匮乏、资本不足信誉低、管理落后风险大的问题，支持它们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他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发布从业资格标准、组织高水平的职业培训和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等，应该都是当前十分必要的积极措施。
改善宏观经济决策，当前的重点，首先是要尽力防止一些局部的不利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突然蔓延到很大的社会范围，例如，银行挤兑、股民闹事、下岗和退休职工的善后、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层政府腐败引起同农民的矛盾激化等。其次是必须设法避免出现新的突发性因素同潜在的不利趋势互相影响爆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外资的大量涌入或者突然逃亡、外汇储备的剧增或者剧减、内外勾结的巨大贪污腐败案件等。最后还要尽快克服国家银行信贷萎缩和政府财力下降的趋势。为此，必须组织专家力量加强对经济形势的监测和开展深入调研，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采取对策，消除突发性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
适应当前的形势，国家财政必须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和筹资方式，加强财政监督减少财力流失，增大对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致力于启动经济增长的回升。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同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相比，政治形势更加宽松，利率政策和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也很一致，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始终没有发挥出来。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降低中央财政对债务的依赖度，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必须允许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和出售一部分政府对企业的产权（包括股权），允许地方财政有一个筹集机动财力的来源，但是目前的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和财政监督都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给地方政府放权，又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财政监督。）面对开放的形势，更加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力量，保一方金融稳定和社会平安，对此，继续维持财政体制的现状显然不利，因此必须进行有关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提高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强化立法监督。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帮助创造条件，促使承担辖区内金融监管的责任，做好稳定一方金融的工作，必要时也能在符合 WTO条款的框架内增加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域限制。
金融改革首先要深入改革中央银行的内部机构组织和管理，促使其强化金融监管的职能，彻底改变金融监管落后的面貌；其次是要改进金融监管的方法，提高市场管理和政府服务的水平；最后是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充分提高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央银行的改革，不仅要在其内部形成同其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包括干部用人制度、从业资格标准、经济利益分配、机构组织等，而且要在其外部形成强有力的立法监督和财政监督，促使其踏踏实实肩负起应尽的职责，彻底改变其浮在表面虚做宣传的工作作风。在促进金融发展和改进政府服务的方面，要积极研究和尽快发布银行从业机构和各级从业人员的专业资格标准，并且不断加以改进，以此为基础，加快发展，开放市场，严格监管。
公开从业人员资格标准，是引导专业培训和从业人员学习提高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迅速提高金融业整体队伍素质和加快专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措施。公开发布银行从业机构的资格标准，既是促使现有机构积极改革，适应市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批准组建新的各类股份制、会员制和合作制银行机构的基本依据。加快发展，要对凡是符合标准条件的机构给予从事银行经营的许可，广泛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培育新生力量，克服旧体制的束缚，加快金融产业组织机构的更新。开放市场，要对符合条件和有资格的国内银行机构进一步开放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各类业务，减少对他们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鼓励竞争，严格监管。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充分利用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加快他们内部机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迅速提高他们面对跨国大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
最后还要十分强调的是，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决策研究。因为要把这里提出的各种有关加快金融发展、改善宏观经济决策和改革政府财金制度的基本思路变成具体的改革实践，还需要进行具体实施方案的设计和干部人才的专业知识培训，有很多具体环节的困难需要克服，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监测和对策研究，更需要有真正内行和有很强研究能力的专家来进行。1998年出台的一系列错误的金融监管措施已经充分证明，即使有了正确的改革思路，不解决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实际效果仍然可能背离预期目的。长期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由政府机关开办科研院所养一班人马的做法，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还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包袱，出路是必须按照推向市场的原则加以彻底的改造。但是眼下，面对改善宏观经济的紧迫形势，面对市场开放和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已经不能继续等待科研体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了，而是必须跨越现行的体制，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已经十分稀少的财金专业科研力量，拨出专项科研经费，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加快工作的开展。
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都有一个安全性的量度，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不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超过这个量度，就会显现不利的影响，甚至还会急剧蔓延扩大。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和在扩大市场开放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新的和来自外部的变化冲击。宏观经济的研究要善于识别这些因素及其变化，防止它们一起爆发成为严重的问题，就必须对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基础、职业经验和科研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财金制度改革的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大量的资料积累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有的内容需要做专门的调研，还有的内容属于国家决策的机密，成果不能公开，因此需要得到比较充分的经费支持才能吸引专业人才，比较长期地维持科研工作的开展。但是现行的体制，真正高水平能为国家财金决策所用的科研项目一般都得不到必要的和充分的经费支持，很多政府部门的科研投入变成了大量的人头费开支，剩下的有限经费又落到了并非紧迫的课题上，甚至落到了很多低水平重复研究的项目上。大部分优秀科研人员的研究经费，主要的来源是横向合作的课题，一些最基本的办公条件和助手经费也要依靠横向课题的经费来解决，但是为国家财金决策服务的科研项目一般都无法申请横向合作的课题，导致优秀的专业研究人员不得不放弃为国家财金决策服务的研究，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无关的横向合作课题。这种状况若不能有所改变，则再好的改革思路也不足以解决面对的问题，无法及时发现和阻止各种不利趋势的发展，直到最后的危机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