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手工业是在南北朝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广大农民沦为豪强地主的荫庇户，民间商业和民间手工业均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民间手工业衰退趋势相反，官府手工业却有较大的发展。由于官府手工业主要是满足宫廷和贵族的需要，加之统治阶级的奢侈成风，这就刺激了宫廷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战争的频繁，与兵器制造业相关的军用手工业亦有较大的发展，这也是官营手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王朝的统一中国，社会的安定，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开创了有利的条件。隋文帝沿用前朝制度，在主管全国官府手工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太府寺中，下设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9个官署，掌管全国诸多的手工业部门。在各个官署之下，工匠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主力大军。由于手工业生产任务的繁重，隋初农民每年为国家服役一个月，而工匠则必须服役两个月，即“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
就手工业部门而言，隋朝的丝织业和造船业是较为发达的部门。北齐时，在定州（今河北定县）曾设置纳绫局，是当时著名丝织业中心。隋朝时，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所生产的绫文细布，十分精美。此外，蜀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所生产的“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隋书·地理志》）。当时，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所出产的“鸡鸣布”，据载，这里“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关于造船业，平陈前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县）所监造的特大级“五牙”战舰，于船上建五层楼，高100余尺，全舰可载800名战士。隋朝造船业所达到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隋朝手工业的其他部门，在瓷器制造业方面，于陕西西安李静川墓发现了隋炀帝大业四年入葬的白瓷螭把双手鸡首瓶，于陕西西安姬威墓发现了大业六年入葬的白瓷罐。在李静川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这些精美的白瓷器皿的出土，表明隋朝的瓷器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玻璃瓶的发现，表明隋朝确已能够制造玻璃器皿。在雕刻业方面，蜀郡的精巧雕刻，还有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的“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在造纸业方面，隋代造纸业由于选用优质原料和造纸技术的提高，已出现了加工加料染色的纸张，标志着造纸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的写经卷子，便是用麻和楮皮混合加工而成，为竖帘密罗纹，纸面纯洁细微，略带白色。
除此之外，在制茶业、制盐业以及漆器业等方面，隋朝时期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隋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里，首先介绍一下隋文帝为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方面所做的工作。隋建国之初，各地流通的货币相当紊乱，如关东地区所流通的常平钱，关中地区所流通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币，不仅在形制、轻重上极不划一，而且劣质钱币数量很多。这种状况，对于商品交换是极不便利的。隋文帝即位后，下令改铸新的五铢钱，每枚铜钱重为五铢。这种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即是说这种新币正反两面的边缘和方孔，都有凸出的圆郭和方郭以防磨损毁坏。“肉”指圆钱的周边，“好”指圆钱方孔。钱的正面在方孔两边分别铸有“五”、“铢”二字，钱的重量与圆钱上铸有的五铢字样相一致。每1000枚铜钱，重4斤2两，即每枚铜钱重0.042两。
新钱的样钱铸成后，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开皇五年，隋文帝“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从此，隋王朝流通的钱币统一起来了。
在统一钱币的同时，隋文帝又下令统一度量衡制，在度、量、衡三个方面，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斗为一斗，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当时，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刺史赵煲制作铜斗铁尺，并在市场上作为标准器以统一度量，百姓们认为很是便利。隋文帝“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
隋文帝即位后在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方面所做的工作，适应了中国南北统一后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的需要，这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之一，唐王朝建立后的度量衡制度，大体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度量衡制度。
隋朝商业的发展，集中地表现在工商城市的繁荣上。据《隋书·地理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及《大业杂记》记载：
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辏，内多豪族，外引名商”。
蜀郡（治所在今四川城都市）、临邛、眉山、隆山、资阳、庐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样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
河南的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地接荆郢，商旅殷繁”。
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南控岷峨，东连吴会，五方枕隋，四民昌阜。”
位于长江以南的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丹阳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
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
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官僚地主“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竟分、铢（二十四分之一两为一铢）以给其夫”。
南海（今广东广州市）亦是一大都会，“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朝的东西二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
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由于是国都的所在地，因而“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戍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
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洛阳的商业十分发达，其中通远市周围6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平齐，遥望一加，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为了对工商城市的市场进行管理，隋朝在内地都市设有市署，长官为市令。关于边境同少数民族以及对国外的贸易，由国家专门设置的机构互市监（长官为监与副监）进行管理，操纵在同家和官僚手中，私人从事对外贸易是违法的，而贵族、官僚却往往同官商勾结，从事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贸易。例如大贵族宇文述同西域商人相勾结，“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隋书·宇文述传》）。他的儿子宇文化及，不仅“与屠者游，以规其利”，而且“违禁与突厥互市（《隋书·宇文化及传》）。至于大贵族杨素，在全国一些大都会设立的牟利店铺，更是数不胜数。隋王朝本有工商子弟不得做官的制度，然而“西州大商”的儿子何妥，却官至国子祭酒；王世充本是商胡儿子，亦官至江都通守。可见，官僚与豪商二者是相互勾结、盘剥人民的。
隋朝的境内外贸易，陆路主要是西北经西域的所谓“丝绸之路”，海上主要经南海（今广州市）的对外贸易。长安、洛阳、南海不仅是国内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商业都市。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客商云集上述三大都市之中，盛况空前。《资治通鉴》曾记载隋炀帝于洛阳丰都市以豪华排场接待外国商人的一则故事：
一些境外商人请求进入洛阳丰都市进行贸易，隋炀帝特令允许。为向外商显示隋王朝的富庶与繁华。隋炀帝事先命令丰都市的各家店铺装饰一新，檐宇要整齐划一，多设帷帐，店内珍宝奇货满架，琳琅满目，人物华盛。市场出售蔬菜的小贩，也都将新鲜菜果摆放在龙须席上。当外商进入丰都市后，如有在市上小酒店饮酒就食者，店主人按预先接到的命令，用接待外宾的热情和礼貌，以丰盛的菜肴款待他们。当外商酒足饭饱之后，任他们随意离去，不收酒菜费用，并且诓骗外商说：“中国财物丰盛富饶，酒食照例都不收费。”外商无不为此而惊讶感叹。可是，外商中毕竟有聪明的人，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面对着满街路旁树上都缠绕的缯帛，便向市上的商人问道：“中国也有贫穷的人，衣不蔽体，怎么不把这些缯帛送给他们遮体御寒，为什么将缯帛缠绕在树上？”商人羞愧得无言回答。
这则故事，暴露隋炀帝的奢侈和虚伪，而大批外商进入洛阳等大商业城市进行贸易，城市的繁华于此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