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1910—1988），河南杞县人，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1946年以后主要使用“师陀”的笔名。1931年河南省立第一高中文科毕业后到北平，以“芦焚”为笔名开始小说创作。其短篇小说集《谷》获1937年天津《大公报》文艺奖，《里门拾记》等作品奠定了感伤、嘲讽的乡土抒情诗的基本格调。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试图“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以怀旧反思的情绪，描绘了果园城的历史和各种人物的命运，以此透视分析中国的城镇文化。师陀另有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作品。
这个城叫“果园城”，一个假想的中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现在且让我讲讲关于它的事吧。我是刚刚从车站上来，在我脑子里还清楚的留着那个热情的，有满腹牢骚，因此又总是喋喋不休的老人的面貌。
“你到哪里？”当火车长长的叫起来的时候，他这样问我。
我到哪里吗？他这一问，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从旅途的疲倦中，从乘客的吵闹中，从我的烦闷中唤醒了我。我无目的的向窗外望着。这正是阳光照耀的下午，越过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山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
“到果园城。”我答应着，于是就走下火车，走下车站来了。
现在你已经明白，在半小时之前我还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停留；我只是从这里经过，只是借了偶然的机缘，带着对于童年的留恋之情来的。我有几天空闲时间，使我变更了事前准备好直达西安的计划。
果园城，听起来是个多么动人的名字，可又是个有多少痛苦的地方啊！在这里住着我的一家亲戚。可怜的孟林太太，她永远穿着没有镶滚的深颜色的衣服，喜欢低声说话，用仅仅能够听见的声音；而这些习惯，就在她身上增加了神秘色彩。
“嘘！”她做一个手势，仿佛隔壁正有人在咽气似的。“别邪邪许许的……”
于是她解说孟林先生的为人。
关于孟林先生我知道的很少；我只知道他是严厉的人，曾在这里做过小官，待孟林太太极残酷，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后来他便因为这个缘故抛弃了她。现在你知道这个女人的悲惨命运了。当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年带我来给他们拜年；后来我入了学校，父亲老了，我仍旧奉命独自来看他们。他们家里没有男人，我到了之后，又奉着孟林太太的命令，去看和他们有来往的本城的人家。
然而我多少年没有来过了呀！自从父亲死后，已经三年，五年，七年——唉，整整的七年！
我在河岸上走着，从车站上下来的时候我没有雇牲口，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的，先前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土地。我慢慢的爬上河岸，在长着柳树以及下面生着鸭跖草蒺藜和蒿蓟的河岸上，我遇见一个脚夫。我闪开路让他过去；他向我瞟了一眼，看出我没有招顾他的意思，赶着驴子匆匆的跑过去了。他是到车站上去接生意的，他恐怕误事，在追赶他已经错过了的时间。你怎样看这种畜牲？它们老是很瘦，活着不值三十块钱，死了不过两块。但是应该赞美它们，赞美这些“长耳公”们，它们拉磨、耕田、搬运东西，试想想一匹驴子能替人做多少活呀！
现在他们正到车站上去。在车站上，偶然会下来在外面作客的果园城人，或一个官员的亲戚——他是来找差事的，打秋风的，刮果园城的厚地皮的，再不然，单为了游览散心看风光来的。
我缓缓向前，这里的一切全对我怀着情意。久违了啊！曾经走过无数人的这河岸上的泥土，曾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过，在我的脚下叹息似的沙沙的发出响声，一草一木全现出笑容向我点头。你也许要说，所有的泥土都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这里的黄中微微闪着金星的泥土对于我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你曾看见晨曦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野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那些以船为家的人，他们沿河顺流而下，一天，一月……他们直航入大海。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他们从海上带来像龙女这样动人的故事，水怪的故事，珍宝的故事。
唉唉，我已经看见那座塔了。我熟知关于它的各种传说。假使你问这城里的任何居民，他将告诉你它的来历：它是在一天夜里，从仙人的袍袖里掉下来的，当很久很久，没有一个老人的祖父能记忆的时候以前。你也许会根据科学反对这个意见，可是善良的果园城人都有丰富的学问，他们会用完全像亲自看见过似的说法，证明这传说确实可靠。
“这是真的，先生。”他们会说。
这是真的呢，它看见在城外进行过的无数次只有使人民更加困苦的战争，许多年轻人就在它的脚下死去；它看见过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路上走过，他们带着关于它的种种神奇传说，安然到土里去了；它看见多少晨夕的城内和城外的风光，多少人间的盛衰，多少朵白云从它头上飞过？世界上发生过多少变化，它依然能置身城巅，如果是凡人的手造起来的，这能够相信吗？这里我忽然想起那城坡上的青草，浅浅的青草，密密的一点也看不出泥土的青草，整个城坡全在青色中，当细雨过后，上面缀满了闪闪的珠子。雪白的羊羔就在这些晶莹的珠子中弄湿它们的腿，跳踉着往城上攀登。
现在我懊悔我没有雇那脚夫的驴子。“长耳公”会一路上超然的摇着尾巴，把我载进城去，穿过咚咚响的门洞，经过满是尘土的大街。我熟悉这城里的每一口井，每一条街巷，每一棵树木。它的任何一条街没有两里半长，在任何一条街岸上你总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它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你总能看见猪横过大路，即使在衙门前面也决不会例外。它们低着头，哼哼唧唧的吟哦着，悠然摇动尾巴。在每家人家门口——此外你还看见——坐着女人，头发用刨花水抿得光光亮亮，梳成圆髻。她们正亲密的同自己的邻人谈话，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年接着一年，永没有谈完过。她们因此不得不从下午谈到黄昏。随后她们的弄得手上身上脸上全是尘土的孩子催促了，一遍又一遍的嚷了。
“妈，妈，饿了啊！”
这只消看她们脸上热烈的表情，并不时用同意的眼光瞟着她们的朋友，就知道那饥饿的催促对她们并不曾发生影响。她们要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她们的去田里耕作的丈夫赶着牲口，驶着拖车，从城外的田野上回来。
假使你不熟悉这地方情形，仅仅是个过路客人，你定然会伫足而观，为这景象叹息不止。
“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
这里只有一家邮局；然而一家也就足够了，谁看见过它那里曾同时走进去两个人，谁看见过那总是卧在大门里面的黄狗，曾因为被脚踩了而跳起来的呢？它是开设在一座老屋里面，那偏僻的老屋，若非本城的居民而又没有向导，那么你就问吧。尽管它的营业极其可怜，可是谁都知道它，一个孩子也会告诉你：
“往南，往东，再往北，门口有棵大槐树。”
它何必开到大街上呢？假使你的信上没有贴邮票，口袋里又忘了带钱，那不要紧，你只管大胆走进去。立刻有个老头向你站起来，这就是邮差先生。他同时兼理着邮务员的职务，可是悠闲的很，仍旧有足够的时间在公案上裁花，帽子上的，鞋上的，钱袋上的，枕套上的，女人刺绣时用的花样。他把抽空裁成的花样按时交给收货人，每年得到一笔额外收入。这时他放下刀剪，从公案旁边站起来了，和善的在柜台后面向你望着。你不等他招呼就抢着问：
“有邮票吗？”
“有，有；不多吧？”他笑着回答你，好像在那里向你道歉。
“忘记带钱了，行吗？”
“行，行，”他频频点头。“信呢？我替你贴上。”
他从抽屉里摸出邮票，当真用唾沫湿了给你按上去。他认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他也许不知道你的名字，甚至你的家，但是表面上总好像知道似的。他会说：
“别忘了把钱送来呀。”
此外这里还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一个诗社，三个善堂，一家糟坊，一家兼卖金鸡纳霜的中药铺，一家管镶牙的照相馆，两个也许四个豆腐作坊；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像样的商店，所有的生意都被隔着河的坐落在十里外的车站吸收去了。因此它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
一到了晚上，全城都黑下来，所有的门都关上：工咚，工咚……纵然有一两家迟了些，也只是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佛寺的钟响起来了，城隍庙的钟响起来了，接着，天主教堂的钟也响起来。它们有它们的目的，可是随它在风声中响也好，在雨声中响也好，它响它自己的，好像跟谁都没有关系。原来这一天的时光就算完了。
“天晚了？”
“晚了。”
在黑暗的街上两个相遇的人招呼着。只有十字街口还亮着火光，慢慢地也一盏一盏地减少下去，一盏一盏的吹灭了。虽然晚归者总是借着星光在路上摸索，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却是谁也没有感到不方便。
然而正和这城的命名一样，这城里最多的还是果园。只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就是它的居民为什么特别喜欢那种小苹果，他们称为沙果或花红的果树。立到高处一望，但见属于亚乔木的果树从长了青草的城脚起一直伸展过去，直到接近市屋。在中国的任何城市中，只看见水果一担一担从乡间来，这里的却是它自己的出产。假使你恰好在秋天来到这座城里，你很远很远就闻到那种香气，葡萄酒的香气。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你有空闲时间吗？不必像这里可敬的居民一样悠闲，也无须那种雅趣，你可以随便择定一个秋光晴和的下午，然后散步去拜访那年老的园丁。你别为了馋渴摘取他的果子。并不是他太小器，也不是他要将最好的留给自己，仅仅为了爱护自己工作的收获，他将使你大大难堪。他会坐在果树底下告诉你那塔的故事，还有已经死去的人的故事。
“一个古怪老头，”他开始这样对你讲了。接着他说老人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永远是三个女儿。你也许已经怀疑到它的真实，但有什么关系，当你听到第三个女儿的悲惨结局，你的怀疑慢慢会变成惆怅。在园丁的朴实言语中，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女儿重新复活过来，又得到生息，他们活活地在你前面，正像他们昨天还在这个城里。
然而即使在讲故事中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守，他已经发见——其实应该说他已经听见一个牧童溜下青青的城坡，蹑脚蹑手地进了园子。
果园正像云和湖一样展开，装饰了这座小城。当收获季节来了，果园里便充满工作时的窸窣声，小枝在不慎中的折断声，而在这一片响声中又时时可以听见忙碌的呼唤和笑语。人们将最大最好的，酸酸的，甜甜的，像葡萄酒般香，像粉脸般美丽的果实放在篮里，再装进筐，于是一船一船运往几座大城，送上人的食桌。
自顾絮絮的唠叨，我反倒忘记早已走过葛天民先生管理的林场了。那些无花果和印度槭叶树曾经修剪过几次？那些小梧桐树，还有合欢树，已经被绅士们移植并且长出新的来了吗？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七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葛天民正蹲在一小丛玫瑰树旁边监督工人掘土。这个没有嗜好、周旋于绅士之间、而又能过一种闲适生活、懂一点医术、老给病人吃甘草麦门冬枸杞子和当归的人，他大概又向自己请过假了。我不记得林场上有他的影子。
必须承认，这是个有许多规矩的单调面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我走进深深的城门洞，即使把脚步尽可能放轻，它仍旧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没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说，除开不远的人家门前坐着两个妇人，一面低头做针工，一面在谈着话的，另外我并没有看见别的谁，连一条走着的狗也没有看见。
现在，我们到了这有个虚妄名字的果园城了。
街上的尘土仍旧很深，我要穿过大街看看这里有过怎么样的变化吗？我希望因此能遇见一两个熟人吗？你自然能想到我取的是经过果园的路。我熟知这城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胡同的走法。从城门里弯过去，沿着城墙(路上横着从城头上滚下来的残砖)，用本城人的说法，不过几步路，于是果园就豁然在前面现出来了。从果园里穿过去，一直到孟林太太家的后门，没有比这条路更教人喜欢走的。那些被果实压得低垂下来的树枝轻轻抚摩着你的鬓颊，有时候拍打肩背，仿佛是老友的亲昵的手掌。
唉！应该叹气。我来的晚了，蜂子似的嗡嗡响着的收获期已经过去，抬头一望，只见高得令人发晕的天空，在薄暗静寂的空气中，缝隙中偶然间现出几片红叶。除我之外，深深的林子里没有第二个人。除了我的脚步，听不出第二种声音。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仿佛是谁的声音，一种熟识的声音在我身边响着。我真想睡一觉，一直睡到黄昏，睡到睁开眼就听见从远处送来两个果园城人相遇时的招呼声：
“晚了？”
“晚了。”
初上来我怅然听着，随后我站起来，像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谁也不知道的来了一趟，又在谁也不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
“箱子也都放好了？”
“放好了。请回吧。”
车站上道别的声音又起来了……
我懊悔我没有这么办。我懊悔我没有悄悄离开这个有过“一个古怪老头和三个美貌女儿”的，静如止水然而凄凉极了的城了；我已经站在孟林太太的庭院里，考虑着该不该惊动她的清静。
我忘记告诉你她是个多爱清洁的老太太了。所有的寡妇几乎全有怪癖，她的院子里总是干干净净，地面扫得老像用水冲洗过似的。
现在我站着的仍旧是像用水冲洗过的庭院，左首搭个丝瓜棚，但是夏天的茂盛业已过去，剩下的惟有透着秋天气息的衰败了；在右首，客堂窗下有个花畦，种着常见的几种花：锦球，蜀葵，石竹和凤仙。关于后面一种，本地有个更可贵的名字，人把它叫做“桃红”。凡有桃红的人家都有少女，你听说过这谚语吗？我们的前代人不知道有一种出自海外的化学颜料，少女们是用这种比绢还美丽鲜艳的花瓣染指甲的，并且直到现在，偏僻地方的少女仍旧自家种来将她们可爱的小指甲染成殷红。
一瞬间我想起一个姑娘，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面端庄又像她的母亲的女子，她会裁各样衣服，她绣一手出色的花，她看见人或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这就是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儿，现在二十九岁了，难道她还没有出嫁吗？
我踌躇着站了片刻。在空荡荡的庭院里，大槐树顶上停着一匹喜鹊，幸灾乐祸的叫了两声，接着又用尖嘴自顾去梳理羽毛。黄叶飘摇着飘摇着从空中落下来。忽然我听见堂屋的左首发出咳嗽声，这是孟林太太的咳嗽声。我要叫喊吗？为通知主人有人来，我特意放重脚步走上台阶。房子里仍旧像七年前一样清洁，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动，所有的东西，——连那些大约已经见过五回油漆的老家具在内，全揩擦得照出人影。长几上供着孟林先生年轻时的照相。孟林先生老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脚下是双梁鞋白士布袜子，右肘靠着上面放一座假自鸣钟的茶几坐着。照相旁边摆两只花瓶，里面插着月季花，大概在三个月以前就干枯了。
在使人感到沉重的，空中满布了阴影，静得连苍蝇的飞翔都可以清楚听见的静寂中，我预备在上首雕镂的老太师椅上坐下。恰在这时，从里间小门里探出个女人的头来，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常常看到的，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衫，约摸四十岁光景，仿佛老在生气的女仆(假使你知道她每月顶多只有一块钱的工资，就明白世上没有什么值得她高兴的了)。她惊讶的望着我，然后低声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明了我的来历，女仆像影子似的退进去了。我听见里面叽咕着，约摸有五分钟，随后是开关奁橱的响声，整理衣服声，轻轻的脚步声和孟林太太的咳嗽声。女仆第二次走出来，向我招招手。
“请里面坐，”她说着便径自走出去。声音是神秘的，单调而且枯燥。
我走进去的时候，孟林太太正坐在雕花的几乎占去半间房子的大木床上，靠着上面摆着奁橱的妆台，结着斑白的小发髻的头和下陷的嘴唇在轻轻的颤动。她并没有瘦的皱褶起来，反而更加肥胖了，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哪里去了？她在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还保持着的端肃、严正、灵敏，又到哪里去了？
她打手势让我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我刚才进来时她大概还在午睡，也许因为过于激动，老太太失措的瞠然向我望着。最后她挣扎一下，马上又萎顿的坐下去。
“几年了？”她困难的喘口气问。
我诧异她的声音是这么大；那么她的耳朵原是很好的，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聋了。
“七年了！”我尽量提高声音回答她。
她仍旧茫然的频频瞅着我，好像没有听懂。就在这时素姑从外面走进来，她长长的仍旧像根杨枝，仍旧走着习惯的细步，但她的全身是呆板的，再也看不出先前的韵致；她的头发已经没有先前茂密，也没有先前黑；她的鹅卵形的没有修饰的脸蛋更加长了，更加瘦了；她的眼梢已经显出浅浅的皱纹；她的眼睛再也闪不出神秘的动人的光。假使人真可以比作花，那她便是插在花瓶里的月季，已经枯干，已经憔悴，现在纵然修饰，还掩饰得住她的二十九岁吗？
我的惊讶是不消说的。
她惨淡的向我笑笑，轻轻点一下头，默然在孟林太太旁边坐下。我们于是又沉默了。我们不自然的坐着，在往日为我们留下的惆怅中。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原来老像一个老人在咳嗽似的咯咯咯咯响的——不知几时停了。阳光从窗缝中透进来，在薄暗的空中照出一条淡黄的线。
“你老了，”孟林太太困难的说。
我望着坐在她旁边的素姑，苍白而又憔悴，忽然想起那个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三个美貌女儿。孟林太太应该另有原因，因为害怕女儿重复自己的遭遇，才一味因循把她留在身边的。我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憎恶，一种不知道对谁的愤怒。
“人都要老的。”我低声回答。
那女仆送上茶来，仍旧是老规矩，每人一只盖碗。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鬼爷”
“怎么，你说你是果园城的吗？”
“是的，我是果园城的。”
“那么你当然知道魁爷了？”
“我每天都看见他。”
“他还是老样子吗？”
“他总是老样子，前不久才讨的第四房太太。”
十年前，不论你在火车上，航船上，或开设在官路边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即使这些地方很远，到果园城还有两天路程，你已经能听见两个旅客在那里问答。接着他们可能还谈到别的，谈到生意，收成，传说，怪胎，最后谈到果园城的县官。
那个果园城人想了想。
“听说姓周。”
他说好像姓周，但也许姓邹，他没有见过他，知道不十分准确。这种情形并不足奇，事实上魁爷远比果园城的果园出名得多。
魁爷就是高大丰满的朱魁武先生。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单单为他的尊容，普通人只简单的叫他“魁爷”。我们不明白当初是怎样取定的，他的同乡们，尤其是一般屠夫走贩，总爱说：
“他父亲怎么睡的觉，给他取这样好个名字！”
这的确是个好名字！每任县官在上任之前，当他还没有拴束行李的时候，他在省城里就先有了数目，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去拜望魁爷，一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
关于魁爷的列祖列宗，除了几位有考证癖的学究，现在是早就没有人知道了。据说他的一位远祖曾在万历年间做过尚书，这年代是很悠久的。至于后来的一些朱，没有人留意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怎样过他们的生活，怎样生子传宗。但是直到现在，这一宗族的人还自认他们是明朝的后代，如果他们找不出跟朱元璋的血统关系，便自认跟魁爷有血统关系。然而魁爷的父亲顶多只能算讼棍，恶霸，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城隍庙的大柱上挂着他的对联，那是骂他的仇敌的。他为了打天下，跟人家打一辈子官司。
上天已经饶恕他了。他有这么好个儿子，他自己曾经跟果园城的世家们斗过，等到他一断气，魁爷就改变他的家风。魁爷承继了他父亲的地位，他本人是个秀才，当然也是地主，但是他出头的机会好，原来那些跟老朱爷斗过的人大半都是他们的故旧，早就厌烦透这种内部纠纷了。他于是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开始用手抚摩那些被他父亲打破的头，礼尚往来，人家自然也就格外的尊重这个原来被卑视的门户了。
这些有名的家族就是胡、左、马、刘。关于他们的历史，我们仅能在县志上查出胡家的高祖中有一位曾做过布政使；马家在光绪九年左右和小刘爷刘卓然的祖父同时捐过官；左家的远祖是科甲出身，破旧的大门下面至今还悬着一块“传胪”。纵然毫无特长，他们从来就骄傲跋扈，他们的禀帖曾使果园城的居民战栗过。就是现在，果园城的居民还往往被他们送进衙门去吃板子。尽管他们对缔造民国没有功劳，可是一切照旧，衙门里仍旧是老衙役，至于县官们，不管他们戴顶子也好，戴小帽也好，戴呢帽也好，果园城的老百姓固执的说：“做官的不爱钱，狗就不吃屎了。”
魁爷跟胡、左、马、刘们恢复了旧好，他创立事业的方法是不担任职务，他慢慢在乡下布置势力，笼络那些能帮助庄稼人来他这里寻觅“法理”的人，就像下一面神秘的网。他把他的最得力的走狗——你大概早已听厌了这两个宇，但是对于这些人，我却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称呼他们。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无赖，痞棍，地主，一句话，地头蛇，二三流绅士，对可怜的庄稼人，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又有什么事没有做过呀！——就是他们，魁爷把他们安插进各种机关。因此他能不受任何政治变动的影响，始终维持着超然地位，做无形的果园城主人。他后来有很多机会“出仕”到外面去，然而他把这些机会让给别人，自己留在果园城。他的根是深深伸进果园城的沃土里的。民国十二年有个内战，魁爷的荣耀达到顶点，因为办理地方善后有功(也就是说他刮饱了)，得过一枚五等嘉禾纹章。
现在让我们到魁爷的府上去吧。魁爷住在西门里。一进果园城西门，我们的视线顺着宽广的，时时走过猪或狗的，浮土很深的，——永远很深的西门大街，远远的就看见一座高大并安鸱尾的大门，一座表示官级的大门，在它对面，一座较低一点的照壁。北京沿袭唐代习惯喜欢夹道植槐树，魁爷的大门外面，沿着两旁的屋背也同样有这种树木。槐树底下是经常在那里拴着的几匹青骡。它们的肥大，光泽，美丽，人家说搜遍全境也不会找到这种骡的。
从大门洞里望进去是“雉门”。假使我们来的恰是时候，这一天魁爷府上办喜事，比仿做寿，所有的门都为欢庆打开，你可以进去领略领略，顶好的戏班子就在他的“大堂院”里扮演。
我们绕过“雉门”的画屏，走进“大堂院”，院子里铺着方砖，左右两厢，中间是敞着的大厅。再进去是一个完全同样的庭院，许多台阶，又是又高又大深得吓人的大厅。从这些房子里我们听不见任何声音，男仆们是在外面，在我们进大门时就看见的背着街的房子里，魁爷自己和他的小朱爷们，如果没有客人，也难得在这里起坐。一种吓人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使人感到仿佛掉到荒野上的水潭里了。这以后是任何男人的禁地，不管我们跟魁爷的交情多么密切，以后再也不许往前走了。但是魁爷家的女仆或是果园城的小姐太太会告诉我们，后面还有三个院子。它们完全隔开，两边两个小的，住着他的两位少爷和少奶奶；中间的比较大，跟我们刚才看见的一样大，住着魁爷的四位太太和他自己。
前面我们从那个果园城的客人嘴里听来的话是可靠的，魁爷的确有四个太太。他的大太太是他的发妻，一个外府官宦人家的小姐，当她为魁爷生下两个儿子之后，便什么都不过问；第二个是随他太太陪嫁过来的丫头；第三个是一位果园城县官的姨太太，县官被告发被查办的时候寄托给他的；第四个，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假使她至今还活在世上，年纪顶多不过二十七岁。果园城人全认识她，她是个女戏子。至于她的身世，纵然果园城还有人记得她的艺名，还有人对她念念不忘，她的身世却是个谜。你大概看见过这种经常跑码头的戏班子，就是这种戏班子，他们照例又穷又狼狈，有一年突然来到果园城，投靠在魁爷门下，长期在车站演唱。她生来身材娇小，瓜子脸贴“片子”都困难，戏也平常，最拿手的是“三上轿”。正当“三上轿”风魔全城的时候，魁爷奸淫了她，她害起病来，据传说是发脾气闹别扭。戏唱不成了，他于是干脆把班子解散，给她的父母一笔钱，永远不准他们在果园城露面。其实她的父母也不是生身父母，她落到魁爷手里以后如何生活的，更有谁敢关心呢？
果园城有过一句老话：
“你瞧这个魁爷，他在外面说多和善有多和善，可是在家里——”
在这里包括着敬仰，害怕，一个小民对于自己没有被送进衙门吃板子的轻快。然而魁爷一走进他的老宅，或是说他的“大内”(这是和居民们没有关系的)，却成为专制中最专制的了。我们不必对这个大人物多加解释，显然他具有一切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中世纪封建主子们的最坏的特性。在家里，这个自认的明朝苗裔，竟残酷到难以使人置信的地步。他有一条现在看起来好笑，但是很像他的黑暗祖先们创立起来的严厉家规。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不可能，它不应该，但它是事实。他的“大内”是一切年满十二岁男人的禁地。四个太太每人有自己的房子，他每人给她们一个丫头，一个女仆，另外一把鞭子。当她们犯错误的时候，他把她们剥得赤条条的，吊起来，然后用专门给她们预备的鞭子抽打。
他就这么着做他的封建主子。早晨他在四位太太中间之一的房子里用完早点，接着想起一件事，他就变成“说多和善有多和善”，要出门去了。原来昨天有个“走狗”来过。那“走狗”住在客店里或什么铺子后面，和他同来的还有个庄稼人张三李四。张三李四为了晋见魁爷，特地从邻居那里借来一件蓝布长衫，竟大，曳地，穿着浑身都不自在，直往外冒汗。他当然是个老实人；他最大的缺点是赋性倔强，不肯吃亏。因此他跟他的邻居，他的亲戚，也许是他的亲兄弟打了架，为田地，为债款，或是谁家的牲口吃了他的麦子，或是更小的事情。他于是找到那个“走狗”，因为“走狗”认识魁爷，魁爷认识官。这么着他就带上钱，由“走狗”陪着到果园城来找“法理”。好老实人怎么想得到，他和邻居的争吵其实是“走狗”们挑拨起来的；可能在到城里来的同时，他的邻居，我们就暂时叫他做赵富钱贵吧，也由别的“走狗”陪着来找过魁爷了！他又怎么想得到，凡是这种事情：打架，绑票，上吊，谋害，械斗，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这些事情令人气闷，我们且回过头去看看魁爷。他命令女仆到各房里传话，他要出门去了。他喂着好几匹我们已经看见过的青骡；他有车子，车夫年轻，高大，跟他的骡子一样强壮。可是他不愿意劳动他的骡子和车夫。——他为什么要坐车呢？他为什么不散散步呢？天气既然清朗得像蓝玉。
没有人能说出是多高贵的步伐，魁爷慢慢的但极其随便的走着，胡子轻微的往上动，好像嘴上正停着一匹时时都准备飞的黑蝴蝶。同时，他也把一团和气像一团阳光似的带到果园城的街上来了。
你曾看见或想到小县城的这种场面吗？这时候正是集市，街上挤满了走着的和站着的各种城里人和乡下人，街边上和柜台里面正坐着铺子里的掌柜，手里永远捧着水烟袋。
“魁爷早啊？”
这边一个甜蜜蜜的笑脸。
“魁爷好啊？”
那边又是同样的笑脸。
在魁爷经过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恭敬的站开，并且向他鞠躬。他自己含笑点头。他走到果园城的街上，说实话，就好比走进和谐的大家庭了。
魁爷要去看一位胡、左、马、刘。这一回张三李四的对手并没有到他府上来，而是通过他亲戚的邻居的亲戚投靠在——譬如左爷的门下去了。那败落主子是个老枪，拿到名叫赵富钱贵的钱，他大人又加了加量，睡的很晚，这时还没有起来。于是魁爷趁机会就到客店里去，或到一个衙役的下处去，再不然则到一个流氓的家里去。总而言之，只要魁爷愿意去看看的地方，任何人家都欢迎，完全像走进子女们家里，要多方便有多方便。他们——我是说果园城的喜欢饶舌的女人，到了下午，便会坐咱大门前跟邻居说：“魁爷今天到我们家里来，他什么地方都要看。”他们像被宠坏的孩子，认为是无尚的光荣。
魁爷向来不肯在这些人家特地给他搬出来的椅子上坐，也不肯享受他们孝敬的茶水；他只站站，看看，问问，然后，到十一点，去看那位左爷。走进空洞的油漆都脱落了的破败大门，——在一条荒凉的街上，大门下面有两块匾额。我们不必去管它了。他来的刚刚凑巧，那个败落主子刚刚起来，刚刚用过早点。
“啊嚯！难得呀，魁爷！”
左爷曳着鞋这样打了招呼。这个无精打彩的、瘦而且黄的云中鹤，正在收拾烟灯，预备吞云吐雾。
魁爷就在烟榻上主人的对面坐下。开始他们谈些地方新闻，一些不重要，毫无趣味，好像戏文的引子；接着他们又讲到商会；再接着是一种新的税捐，一种新的公债。最后，当左爷足足吸完两筒烟之后，他大人张开嘴打个哈欠说：
“魁爷近来很忙的吧？”
“哪里有什么忙；就是闲事……”
魁爷做出“不能不过问”的样子，顺便提起张三李四。张三李四的屋后原来有一棵小树，据说自古以来就属于他父亲，他父亲死后就属于他，而他的邻居赵富钱贵却给拿出契约，证明这小树是长在自己的地上。他们各不相让，为这棵小树，他们已经打过无数回架了。
“我觉得这个老实人有点冤枉，”魁爷装出悲天悯人的神气说。
那个左爷盯着烟灯烧烟泡，半天才说：
“是呀，那边也是说不尽的冤枉。乡愿嘛！”
魁爷证实了听来的消息，赵富钱贵的确是投到左爷门下的。他问：
“你看怎么办呢？左爷。”
“你瞧着办吧。来，抽一口。”左爷焊上烟泡。
魁爷不抽大烟。以下不必问了，他们分别拿了张三李四和赵富钱贵的钱，把“法理”丢在脑后，暗中决定和平解决。接着魁爷告辞，下午他要接见从乡下来的那个“走狗”，还有跟“走狗”来的张三李四。
他，张三或李四，他在仆人的下处，马号里，或门房里等着魁爷接见。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他畏瑟的走过屏门，走进这个大人物的没有书的书房，他的脚从来没有踩过这种地方，因此走起来十分吃力。你得承认找“法理”比捉麻雀难得多，魁爷不用考虑，兜头给他一顿臭骂。
“你这种事情也托我来管；你自己要占便宜，倒说人家欺负你。你向我扯谎！”
这个直冒汗的老实人自认倒霉，对着魁爷，哪里有他辩解的余地！于是魁爷吩咐“走狗”去找赵富钱贵的亲戚的邻居的亲戚，两人做主请一席客，替他们打圆场。赵富钱贵同样听他们安排，因为他同样从左爷那里挨了一顿臭骂。
好了。张三李四已经在果园城住两个星期，也许还要长久些，已经花掉比那棵小树多三十倍以至六十倍的钱。他的邻居自然也花掉同样多的钱。现在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田地，他的牛，他的猪，官司已经打坏他的胃口，他不再找“法理”了。当他出去时候，身上感到说不尽的轻松。他在大门洞里碰见另外一个乡绅，一个走狗，一个帮助寻找“法理”的人，跟走狗同来的是另外一位张三李四。这是一注更好的交易，他们因为遗产，再不然是为儿媳妇吊死涉讼来的。
这以后，假使魁爷不到衙门里去，也没有人过来跟他打牌，商量什么大事，果园城的天就慢慢的慢慢的晚了。魁爷和两个儿子们在客厅里用晚饭，如果小朱爷向他要钱花，他便装得像大圣贤似的训诫他们说：“居常应思一粟一缕来之不易。”至于家里的事情，两个儿子如何偷东西拿出去卖，如何借仆人的钱，过后又赖他们的账，他是不知道的。他于是心安理得的站起来往后面走了，到他自己的住宅里去了。在他的住宅里，魁爷的“大内”里，四个太太的房子里的灯火都明亮的点着，房门都打开着，房门里面都站着一个丫头。她们早已在伺候着了。
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让我们设想这种情形：魁爷很响的发出声咳嗽，一个超乎人所能记得的历史上描写过的任何神圣咳嗽，他走进四个太太之一的房子；然后完全自动的，所有的门闩都响着，所有的门在这一刻间都关闭起来了。直到第二天早晨，魁爷的房门打开她们才能打开。
我常常想，我相信别人也会想：
“虽然它可怕，痛苦，悲惨，然而又是多么奇怪的—种权柄啊！”
魁爷把果园城当做采邑，支配了大约有十五年之久。到民国十六年初，一件意外事情，那些被认为愚蠢的庄稼人扛了笨重的土炮，携带着长枪，大刀，锄头，突然占据车站，同时向果园城进攻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就从城墙上爬进来，接着闯进胡、左、马、刘们的家里，闯进魁爷的神秘的“大内”。魁爷在别人帮助下逃走了。但是他的第四个太太——那个可怜的女戏子背叛了他。没有人知道她怎么看中魁爷的年轻车夫的，有人说远当她在车站上唱戏的时候，也有人说是在转到魁爷手里以后，总之她搬进一条小胡同，公开成为他的人了。这车夫是个流氓，他利用果园城的混沌局面做了小队长，到后来，当另外一种变动——国民党清党时候，便很便宜的出卖了他的伙伴和他的领袖。至于魁爷自己，他逃进省城住了半年，直到乡下人被赶回老家照旧去种他们的庄稼，照那时的说法，是所谓“反动”时期过去了，政府发还他的被没收的土地，启封了他的住宅。
魁爷回到果园城首先是收拾他的车夫，国民党对这个败类并不特别偏爱，他将在牢狱里被关满八年。同时他把女戏子接回家，给她一条麻绳，然后，在房门上下了锁。
关于这个受尽人间一切苦难的女人，果园城有种种传说。据说魁爷把房门下锁之后，她说：“老乌龟，你有种给你老娘我一把刀！”声言她在这个世界上活够了，死了要好的多。他的其他三位太太再三商议，接着走进书房，一齐在他前面跪下。平常她们会争风吃醋，但是这时候，她们兔死狐悲，请求饶恕那个可怜人一条活命。
魁爷为维持自己在果园城人头上的威严，一直让她们跪着，始终没有作声。从此以后，果园城恢复了它的平静，猪照常安闲的横过街道，狗照常在路边晒暖，妇女们照常在门口闲谈，每天下午它的主要的大街仍旧静静的躺在阳光下面，到了秋天，果园里的花红仍旧红得像搽过胭脂。这个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之久的大人物曾经活动过，可是正如葛天民所说：“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新上台的国民党的大人物不肯把嘴里的肥肉平白让给他。他于是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然后他卖掉他的骡子，最后他遣散他的仆人。现在，当你走过尘土极深的西门大街，你时常会看见魁爷的大门下面，就是那个曾经一天到头打开着的，为官员、士绅、乡愿、仆夫不断的进出的大门下面，一个人正在用力敲门。
“嘭嘭！嘭！嘭！”
显然他已经在那里敲了好久了。接着是一阵静寂，里面没有应声。接着再一遍，第三遍，终于没有结果。这以后他叹口气，他回过头来向大街两头望望，自己喃喃说：
“唉，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这一天！”
他的意思是人的运气好比潮汐，有时候高起来了，有时候又低落下去。其实他想的太简单，他弄错了。魁爷并不甘心就此收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最近加入了“CC团”，还有“CC团”下面的什么“梅花团”“东方道”，等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他做的很机密，偶然间有到他那大而空寂的老宅里去见他的人出来说，他表示他不愿见客；又过一年，又有人说他练习坐静的功夫很好；再过一年，另外的人说他很替日本人吹嘘，虽然看起来他老多了，头发和胡须都斑白了。因此，人渐渐忘了他，当人怨恨的讲起县党部的大人物，便拿他来作为前鉴，称他做“鬼爷”或是“龟爷”。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选自师陀《果园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鬼恋 鬼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