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
她嘴里一遍遍地嗫嚅着自己的母亲李若兰的名字。恍惚间，又说着呓语：“妈妈等着我吃饭。”她整个儿回到童年时代了。
——文洁若《悼凌叔华》
自去年十二月以来，一位九旬老人躺在石景山医院的病床上。她因扭伤了腰部，住院治疗，却常常向守在床畔的女儿嗫嚅着：“我想吃豌豆黄，吃山楂糕……”这位老太太还不分季节地点过西瓜、蒜苗、菠菜。她也提到了烤白薯、茯苓饼、片儿汤、馄饨、羊肉馅饺子，以至麻花、烧饼、油条、云片糕。经主治大夫批准，这些北京风味小吃全都让她吃到了，只有“驴打滚儿”和汤圆，怕不好消化，没敢答应她的要求。有一次她说想尝尝苏州酥糖，女儿也千方百计托人从产地捎了来。
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她过九十大寿。女儿为她定做了一个高四层的巨型蛋糕。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以及医务人员一道围在她床前热烈地向她祝了寿。那一天吃的是龙须面。
进入四月后，她因乳腺癌复发，转移到淋巴而卧床不起。五月十五日，她在昏迷几天之后，忽然又表示想看看北海的白塔和童年住过的史家胡同旧居。医院领导和家属开了个紧急会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满足老太太这个也许是最后的愿望。十六日一早，他们在面包车里准备了全套抢救设备，十位大夫护士陪同前往。车子是从东门开进北海公园的。时间很早，游客稀少。老太太一直躺在担架上，人们抬着担架沿着湖畔转悠，让她看那矗立在树丛上端的白塔。外孙问：“看见了吗？”老太太脸上泛出笑容，说：“看见了。白塔寺。”女儿纠正她说：“不是白塔寺，是白塔。”她说：“看见了。白塔真美，湖水，小桥，亭子也美，柳树也美……”
在所有这些宿愿都得到满足之后，老太太就永久地阖上了眼睛，脸上漾着幸福的微笑。
她就是“五四”以来与冰心、庐隐齐名的女作家凌叔华。她在海外漂泊了四十二年之后，抱着落叶归根的愿望，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并且在这里结束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凌叔华是一九四七年随丈夫陈源（西滢）离开祖国，旅居法、英、美、加及新加坡诸国的。她在海外著书、执教、演讲，宣传中国文学与艺术，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新中国成立后，她屡次回来观光。七十四岁时，还去了敦煌，遍访石窟。这次病笃，她坚决返回北京，并在故土度过她生命最后一段日子。
我在初中时就喜欢读凌叔华的作品。那时，我们班上就有凌叔华在《小刘》中所刻画的那种调皮的女孩子，她真是把人物写活了。由于作者又是画家，读她那篇关于富士山的游记时，像是在欣赏一幅秀逸的水墨画。
萧乾告诉我，一九三三年左右，当他还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沈从文就曾带他到史家胡同去，介绍他认识了陈源、凌叔华夫妇。一九三五年萧乾接手编《大公报·文艺》时，凌叔华正在汉口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他们二人曾相互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对方的作品，更多的是彼此转稿，并戏称作“联号”。一九三六年，上海《大公报》出版前，报社曾派萧乾赴各地去组稿。过武汉时，还在陈、凌夫妇那坐落于珞珈山的寓所住过一宿。
“八·一三”后，逃难中的萧乾又带着当时的妻子“小树叶”借宿陈家，随后就搬到旅馆去了。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萧乾又在上海和香港和他们重逢，那时他们的独生女小滢已十来岁了。她还记得萧乾带她乘出租汽车到处逛，给她买袜子和冰激凌的往事。
断绝音信三十多年后，八十年代初，凌叔华托访英代表团的人捎回一本她签了字的英文短篇小说集《古韵》（一九五三年出版于伦敦，一九六九年重印），送给萧乾。
一九八一年春，萧乾忽然收到凌叔华从华侨大厦写来的一封信。那时我们还住在天坛南门旁边，家里没有电话。萧乾做左肾摘结石手术后，身体尚未康复。我便前往华侨大厦按照凌叔华在信中写的房间号码，找到她，并将她接到寓所。
凌叔华皮肤白净，皱纹不多，一对清亮亮的眼睛透出内在的睿智。她身材适中，仪表端庄，没有老态。可能是头发稀疏了，在室内也扎着一块小小的丝巾。
萧乾和凌叔华畅诉别情时，我也在场。她告诉我们，一九六○年春，她辞去新加坡南洋大学教职后，曾短期回中国大陆，到过北京和武汉。一九七四年她踏访敦煌回英后，写了《敦煌礼赞》。
凌叔华精神矍铄，娓娓而谈。她说，此行的目的是重访昆明，因为她的新作中有一段是以昆明为背景的。必须亲眼看看那里的景物。她对艺术的这种执著追求，使我们由衷地钦佩。我把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她从昆明返京后，我又赶到华侨大厦去，为她送行。
一九八四年秋，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晚宴上，我们又见到了凌叔华。当时她的背已略驼，但仍显得挺硬朗。她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却还留在中国。只是因为在伦敦生活相当方便，小滢一家人也都在英国定居，所以总拿不定主意回不回去。”
一九八五年，萧乾收到凌叔华从英国寄来的信。信中她对于故宫博物馆六十周年纪念未能受到邀请一事，表示遗憾。萧乾立即为此给一位中央领导打了报告，还将她的原信附去。次晨，那位领导人就来电话询问凌在伦敦的地址，并给她发了电报，邀请她前来。可惜她动身前病倒了，未能成行。
去年十二月初，凌叔华的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护送她回到北京，住进石景山医院，治疗腰伤。四十年代萧乾旅英之际，曾教过秦乃瑞中文，这个中国名字还是他给起的。一九五四年，秦乃瑞作为英国文艺科学代表团团员，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首次访华，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他又来北大留学。以后秦乃瑞担任了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和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他和小滢结婚后，七十年代也屡次访华。一九七二年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广州，兴奋得甚至犯了心脏病。八十年代初，我国政府又邀请他来华，担任人大会议文件英文稿定稿工作的顾问。小滢为了让小儿子思源学中文，辞去英国广播电台的职务，携子来华，一家三口人住在友谊宾馆。思源进了附近的西颐小学，还考上了什刹海业余体校武术班，李连杰是他的师兄。秦乃瑞任期满回英国后，小滢带着孩子继续留在中国任教。这期间思源还参加了电影《少林小子》的演出。思源在中国住了三年，拍电影时跑了不少地方，至今仍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凌叔华过九十大寿那天，小滢叫人在蛋糕上用奶油浇上“生日快乐”字样。人家送的那个蛋糕上，则是个巨大的“寿”字。石景山医院对这位国际知名的老作家照顾得到了家，每天给她三顿正餐，两次点心。
本来在医院上上下下的精心护理以及家人的照料下，凌叔华的腰伤逐渐好转，能坐起来了。不幸到了四月，因多年前已痊愈的癌症复发并转移，从而病笃了。从此，医院对她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特殊护理。老太太的血管特别细，医院专门指定一位医术高明的小儿科护士长为她打针，以减轻痛苦。凌叔华那个在美国一家电脑公司工作的外孙女秦小明，这是头一次回中国。小明看护姥姥一周后，因假期已满，回到美国。她写信给妈妈小滢说：“石景山医院对我姥姥照顾得无微不至，使我感动不已。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找到如此富于奉献精神，医德又这么高的医务人员了。”
当然，老太太和蔼可亲，礼数周到，也赢得了大家的心。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医院要求前来近视病人的都穿上消过毒的罩衣。有些朋友来看望凌叔华，发现总有好几个人围着她转，为她做这做那，就纳闷她在北京怎么有这么多亲戚。后来才晓得大多是医务人员。
过生日以及去北海那天，医院都为凌叔华录了像。出门时太仓促，小滢忘了替妈妈扎上她心爱的彩色丝巾，想去买一条，可惜店铺尚未开张。小滢引为恨事的是未能把妈妈打扮得漂亮一些。游完北海，汽车经过灯市口大街时，小滢特地指给妈妈看，因为这也是妈妈经常念叨的地方。接着，一行人又来到凌叔华在史家胡同的旧居。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与康有为同榜，授顺天府府尹。他在干面胡同买了座大宅子，有九十九间屋子，凌叔华就生在这里。她结婚时，把后花园分给她，作为陪嫁，从史家胡同的后门出入。相隔四十三年，这座四合院已改建成幼儿园。这里，三百个小娃娃手捧一束束的鲜花，唱着歌，夹道欢迎远方来的奶奶，一片欢腾景象。凌叔华感动得不禁淌下两行热泪。
祖国，只有祖国才能这么温暖啊！
在天真烂漫的娃娃们的簇拥下，凌叔华一下子勾起了童年的美好回忆。她嘴里一遍遍地嗫嚅着自己的母亲李若兰的名字。恍惚间，又说着呓语：“妈妈等着我吃饭。”她整个儿回到童年时代了。
凌叔华回石景山医院后，当天下午一言未发。然而第二天，却对她钟爱的外孙思源说了很多话。
凌叔华是十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十。她父亲一度被派到东京任职，把家眷也带了去。有一次四个哥哥姐姐在京都游瀑布时，因山洪暴发而淹死，其中就有跟她最要好的八姐。只因为八姐临出发时向她借了把木梳，她一辈子见了木梳就黯然神伤。凌叔华弥留之际，浮现在她脑海里的就是这桩往事。当然，更多的是愉快的回忆！父母怎样带她到泰山、北戴河、大连、青岛等处去避暑，海边多么凉爽……
癌症是痛苦的，幸而凌叔华始终沉浸在儿时甜美的追想里。在亲人和大夫护士的陪伴下，她安详地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几天，于二十二日傍晚溘然长逝。小滢为妈妈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黑地绣花绸袍和披风。这是妈妈生前珍藏的料子，小滢从伦敦带了来，请人在这里缝制的。她还为妈妈戴上一顶式样别致的黑帽，并别上一枚金质饰针。
小滢作为苏格兰中国协会的公共关系部长，与担任协会主席的秦乃瑞密切配合，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英中友好活动。人们戏称小滢为中国驻爱丁堡的“名誉领事”，他们的家则被称作旅英华人的联络站。小滢对祖国的一片热诚，使我国驻英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深深感动。足足两年的期间，使馆的人员曾主动天天为凌叔华送去可口的饭菜。
凌叔华腰部扭伤后，表示“想回国，只是不知该怎样回去，太晚啦”。也是一位好友和全体使馆人员积极设法协助秦乃瑞把岳母护送来的。
凌叔华在天津读师范女中时，曾与邓颖超是同窗，在燕京大学，又与冰心同学。二十年代，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她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旧家庭中婉顺女子的苦闷，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个别作品（如《杨妈》）对下层妇女表示了同情。她擅长描绘旧北京的人情风貌，几乎每篇都是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五十年代，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和加拿大教中国近、现代文学，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外文化的交流工作。（目前在国立新加坡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余秀斌，当年就是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教过的学生，她闻噩耗，已专程飞到北京，等待参加六月六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她还先后在伦敦、牛津和爱丁堡这三座大学开设中国文学与书画的专题讲座，介绍中国悠久灿烂的艺术、文物和园林。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三年间，她把自己画的水墨山水花鸟，连同自己所收藏的明清名画，在法、英、美和新加坡等国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览，颇有影响。一九六○年以来，她每次回国都流露出对祖国锦绣山河与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与挚爱。
一九七〇年客死在异土的陈源的骨灰，现在也已运回国，将与凌叔华的骨灰一并合葬于陈源的故里：无锡。小滢为儿子取名“思源”，就包含着双层意义：一则要他记住外祖父陈源，二则是饮水思源，要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国血统。
一九九○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