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政策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常年战乱，经济萧条，土地荒芜，国库空虚。为此，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同统治，恢复生产。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秉承秦制，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廷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采用郡县制和20等爵位制；在秦律基础上制定《汉律九章》和礼仪制度；实行“强本弱末之术”，鼓励农耕，压抑商贾，避免以商害农；将六国君主的后裔和豪族大户迁至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大批士兵退伍回家，减免他们的徭役，以恢复经济和生产；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田赋十五税一”，即按人头征税，每个成年人每年120钱。这些举措都为恢复生产、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对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白登之围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率军南下，与叛汉的韩王信联兵围困晋阳。刘邦亲自带领军队迎击，被匈奴骑兵包围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之久，后来陈平用计买通了冒顿身边的人，汉军才得以从匈奴的包围圈中脱身。刘邦鉴于汉朝初建，国力并不雄厚，一时没有能力将匈奴征服，就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给匈奴，并且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汉与匈奴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了。
韩信之死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取胜，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韩信在军事上的不断成功。韩信的军事才能令人叫绝，但是政治斗争方面却相当幼稚。在楚、汉相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错过了乘势建立个人势力的时机。而在刘邦建立汉朝以后，被封为楚王的韩信却又表现出独占一方的意图，给刘邦削弱他的势力制造了很好的借口。公元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候之后，曾与刘邦讨论过领兵打仗的话题。刘邦问韩信：“你说我能指挥多少士兵。”韩信说不会超过10万。可当刘邦问韩信时，韩信自负地说：“我是越多越好啊！”刘邦笑着反问道：“既然你是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要受制于我呢？韩信说：“那是因为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但却擅长使用将领呀。”这场对话的表面意义很清楚，可背后的对立与斗争，却很少受人重视。刘邦的江山已定。能多多益善带兵打仗的将帅，已不是国家之福，而是帝王之祸了。
到了这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稀的造反时，要求韩信随军行动，韩信称病不从。而在私下里，韩信却与陈稀联络，想里应外合，企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结果，消息不慎走露，韩信被吕后诱杀（公元前196年）。临死之时，韩信才后悔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被人杀掉了。
诸吕之乱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乐宫病死，同年，他的儿子刘盈即位，即为汉惠帝。惠帝即位时，只有17岁，加上生性仁弱，结果使得朝中大权都被太后吕雉把持了。
公元前188年，年仅23岁的惠帝病死。惠帝无子，于是吕后立少帝，并由吕后临朝称制。4年后，少帝被废，吕后开始立恒山王刘弘为帝。
吕后临朝，极力培植吕家势力。削除刘家势力，乃“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灵王建。于是立侄子吕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吕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汉书·外戚传》）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都封了王，吕家势力不断壮大，刘邦“非刘不王”的限制被打破。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临终前下命由吕产掌握南军，吕禄掌握北军。
吕后死后，为了永绝后患，诸吕打算诛杀功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刘家人决定抢先下手，于是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吕产派大将灌婴迎击，灌婴到荥阳以后，按兵不动，准备和刘襄及诸侯联合，共击诸吕。同时，在长安的陈平及周勃等也采取了行动，从而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可是南、北军依然被吕氏集团控制着，太尉周勃用计假借符节，进入北军，从而夺得统军大权。朱虚侯诛杀了南军首领吕产，并且遣人将诸吕不管男女老幼一并处死，从而把吕氏集团彻底消灭。
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使刘家政权万世长存，于是大封同姓诸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王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威胁到了中央政权。文帝时，著名政治家贾谊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向文帝提议采取措施，文帝将一些大国分成若干小国。但没有成功。至汉景帝，御史大夫晁错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提出了“削藩”的主张。然而没有想到是这却成了诸侯王反叛中央的一个借口。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六个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叛乱之初，景帝顾忌各诸侯国的强大势力，于是将晁错杀掉，以安抚各诸侯王。但刘濞“清君侧”是假，“篡君位”是真，不但不就此罢兵，甚至自封为“东帝”。刘濞的做法使景帝看清了当前的形势，于是下决心平定叛乱。在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平定了七国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景帝乘机将诸侯王的权利全部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政权。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的是无为思想。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所谓“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动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个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既是对刘邦时期这一政策的延续。同时又有所调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诏对田租进行全免；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粮价。商业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取消过关用传制度，这项举措对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十分有利。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副业生产。
文景二帝提倡节俭。皇帝尚节俭，对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此外，文景时期，对待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以和为贵，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对强敌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委派张骞为特使，率100多人的使团出使西域，以期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张骞的使团出了阳关不久。便遭到匈奴的骑兵袭击，一行人全部被俘并被辗转押到匈奴王庭，张骞在被关押了10年之后，终于找准机会逃了出去，到了大宛国，然后再从大宛到了康居国，最后历经艰辛到达了大月氏国。可是大月氏已迁徙，不想再跟匈奴打仗了。张骞只得再从大月氏国到大夏国（今阿富汗）。在考查了大夏国后，张骞启程回国，途中再次落人了匈奴人之手，又被他们关了1年多，后于公元前126年回国。
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但却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通商之路。对于他的表现，汉武帝非常满意，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经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三次胜利。张骞率领庞大的马队，带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特产，从西域各国换回了毛毯、貂皮、骆驼，以及葡萄、黄瓜、芝麻等商品。此次出使的目的地是乌孙，虽与乌孙联抗匈奴迟迟未定，但乌孙王派使者随张骞回访汉朝。
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了。张骞开拓的从长安到西域各国的通商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三纲五常
董仲舒最先提出了束缚中国劳动人民两千多年的“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显然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的发展。其目的是要把所有阶级统治秩序化、合理化。“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更是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试图让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为地主阶级服务，备受压迫而毫无知觉。他还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是天意，而要实现大一统，首先是思想上的统一，于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要罢黜。皇帝受命于天，王侯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所有这些都是天的意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三纲五常”实际上也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工具。
推恩令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实行“推恩令”。
汉朝刚刚建立之时，由于中央政府力量有限，一下子又找不到稳定局势的方法，就部分沿用了周朝的分封制。可到刘邦晚年，异姓封王已被各个击破消灭。到景帝时，同姓王中势力较大的已全部被铲除，余下的只是些力量有限的王侯。但是，汉武帝还是担心这些王侯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就在这一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开始推行“推恩令”。具体规定是，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要在原封国内受封为侯。新封的侯国直接受各地郡的管理。而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这样一来，地盘本来就有限的封国，就更加支离破碎，势单力孤了。所以，这个“推恩令”，看上去是把王国的恩泽推及更多的人，其实是为全部消灭王侯做准备。
为了防止王侯们结党营私，网罗人才，武帝又规定，凡是在诸侯国为官的，绝不能再仕于王朝。同时，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相互串通，发展势力。与此同时，汉武帝又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手段，逐个剥夺诸侯的爵位。比如在公元前112年的一次宗庙大祭时，武帝就以诸侯的献祭物品数量不够、质量不好为由，一次剥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汉初因军功封侯者有140多人，而到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3～公元前101年），已经所剩无几，只有5人了。
《史记》
《史记》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司马迁著《史记》时，把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年代、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核实，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下每一个历史事件。他呕心沥血16载，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为后人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史记》从传说中黄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汇编成130篇，52万字的史学巨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
乐府民歌
“乐府”是汉武帝时政府设置的音乐机构，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民间音乐，创作歌辞，改编曲谱，配乐演奏等。后人就把乐府里收集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汉乐府”或乐府民歌。汉乐府与《诗经》、《楚辞》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叙事性。《诗经》和《楚辞》都是以抒情为主，而汉乐府却是“缘事而发”，往往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一件事情。乐府民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与《诗经》和《楚辞》不同的诗歌形式：杂言和五言。汉乐府的杂言是完全自由的，五言诗也越来越多，并且渐渐趋向整齐。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建安文人用乐府旧题诗反映社会离乱，唐代李白、杜甫都有乐府题诗作，自居易更是创作“新乐府”。
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出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一些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五道之三纲”取诸阴阳（天）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三道也是不能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后来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金缕玉衣
1968年夏，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发现了两座保存完好的大型汉代墓葬。两墓系并穴合葬墓在石质山体中开凿而出，墓主为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的庶兄刘胜和其妻子。在这两座墓内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在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汉代珍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胜和其妻窦绾所穿的殓服——金缕玉衣。这两件玉衣的外观和人体的形状相似，它是用正方形、长方形或梯形的小玉片，四角穿孔，以金丝缀连而成，因此称为“金缕玉衣”。如果把金缕玉衣分解开来，可以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个部分。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仅金缕就重700克左右。
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
中国最早的黑子记载，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记载的太阳黑子现象：“日中有跋乌”。不过，世界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是西汉河平元年（前28）三月所见的太阳黑子现象，载于《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而欧洲直到1610年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才观测到太阳黑子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