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GATT），具有双重涵义，它既是一整套关于关税和贸易措施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又是进行多边贸易谈判和调解贸易争端的国际机构，在国际上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宪章”。关贸总协定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诞生，1948年1月1日生效。中国为关贸总协定的原始缔约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与关贸总协定之间的正式关系长期中断。
自70年代中期起，中国逐步同关贸总协定建立了联系，恢复了接触。1980年8月，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委会会议，投票选举了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即第三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ArthurDunke1），开始了与关贸总协定的直接接触。
在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其在关贸总协定的法律地位立场的前提下，中国于1982年11月首次派观察员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第38届缔约国大会，并与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就中国恢复缔约国地位等法律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中国政府代表列席了历届缔约国大会及特别会议。1984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第三个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并成为关贸总协定纺织品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同年11月，中国申请并获准列席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会议，并参加各项有关活动。中国政府为此派遣代表团参加了不久后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部长会议，此次部长会议成为“乌拉圭回合”的发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更为密切。到1986年，我国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贸易额，已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中国一直在为恢复缔约国的地位进行准备，在准备工作已初步就绪的情况下，1986年7月11日，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正式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申请书说，中国政府忆及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创始国之一，现决定申请恢复它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申请书接着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并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中国政府坚信，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将有助于扩大它同缔约各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参加总协定的工作将有利于促进总协定的目标的实现。申请书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期望得到与其他发展中缔约国相同的待遇。”
7月1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受到了与会发言者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1987年2月13日，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对外贸易政策、对外贸易体制、海关关税制度、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进出口商品价格、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并要求尽早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1987年6月，关贸总协定“中国的缔约方地位工作组”成立。其职责为：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起草关于中国恢复地位的议定书，提供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的场所。从此，中国开始了申请复关的艰苦历程。
在申请复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确定了重返关贸总协定的三项原则：以恢复方式参加关贸总协定，而非重新加入；以关税减让作为承诺条件，而非承担具体进口义务；以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相应待遇，并承担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
中国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的道路颇不顺利，发达国家对中国人关提出许多要求。1988年中国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发生，都曾推迟了恢复中国缔约国地位的工作。直到1992年12月，关贸总协定举行的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才出现转机。
从1992年12月中国复关工作组第12次会议直到1994年6月的中国小组第16次会议，中国方面答复了由各缔约方提出的12大类6000余个问题。中国复关工作组从单纯审议外贸制度进入到与谈判起草加入议定书和双边关税减让谈判双轨进行的阶段，中国复关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4年4月15日，旷日持久而影响深远的乌拉圭回合正式结束。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关贸总协定部长会议，并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成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实际创始国。在16次到18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期间，欧共体、美国分别草拟了各自的中，国复关加入议定书，中国也在第18次会议后提交了议定书非正式案文，并随后呈交了包含改进后的关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三个内容的一揽子减让表，作为最后“出价”。中国在上述议定书和减让表中作出了实际条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承诺和减让，但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对谈判采取了“滚动式要价”的做法，无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终使复关谈判陷入一个欲壑难填的怪圈。
1995年1月1日，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0.从1995年11月开始，中国从复关谈判转变成“人世”谈判。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坚持不切实际的要价，虽然中国在多个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让步，谈判仍困难重重。
1999年4月期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中国“人世”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美方坚持不切实际的要价，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自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首次会晤以来，两人经常就中美关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贸组织问题交换意见。1999年11月7日，双方再次通电话，决定加速完成中美谈判进程，并达成一个互利的好协议。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举行了谈判。经过6个昼夜的艰苦谈判，“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及双赢的原则”，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彼此的分歧，“最终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11月15日，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从而为中国“人世”扫清了最大障碍，有助于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和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此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智利等12个世贸组织成员结束了双边谈判。中国在2000年内有望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1986年9月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回答了记者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统一和中国国内情况的问题。
邓小平在回答“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时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进行最高级会晤时，邓小平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从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面。他指出，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他表示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他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美国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大陆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当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邓小平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他还指出，要客观地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差距是暂时的。他说，拿大陆来说，建国37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大陆的潜力会很快发挥出来的。
在接受采访中，邓小平还回答了记者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问题。当华莱士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时，邓小平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是社会主义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当华莱士问“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时，邓小平指出：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现在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他说，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当被问及“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时，邓小平回答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他说，他相信，在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他个人向来的信念。他说他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当邓小平得知里根总统和夫人对“六十分钟”节目很有兴趣，并且一定会观看这个采访时，他表示愿意通过电视台，转达他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并且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