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够把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使我得到快乐的人都一一地写出来。其中有些人已经写在了我的作品中，并为许多读者所熟悉，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为人知。虽然如此，他们的影响仍将永远存活在那些因接受过他们的爱而变得美好的生命中。
在人的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结识一些益友，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打动了我，他们幽默风趣的性格，把我的愤怒、烦恼和忧虑一扫而光，使我这个有缺陷的人重新看到了世界的美与和谐。不夸张地说，给我的影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我的许多朋友对读者们而言都是藉藉无名的，但他们却会永远活在那些曾因他们的存在而变得美好、尊贵的生命里。当我同这些朋友接近时，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也许，我们从前没有见过他们，而他们也可能永远不会再走过我们生命的旅途，但他们善良的本性将会给我很温柔的呵护，无论时间隔得多久，我都会在记忆中保留那份来自朋友的温情。
时常有人问我：“你讨厌什么样的人呢？”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我认为那些有许多好奇的蠢人，尤其是一些穷追不舍做采访工作的新闻记者令人讨厌。我也不喜欢那些自以为学问高深而夸夸其谈的人。他们就好像那些和你一起走路时，故意缩短步伐以适应你的速度的人一样虚伪，令人心中不快。
我所接触过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有些人与你握手显得倨傲无礼；有些人则郁郁寡欢，当我握着他们的手时，就像是握着东北风一样冰冷；另外有些人的双手就像是阳光一样，和他们握手会使我感到内心温暖。也许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手，但对我来说，它所给予我的温暖和快乐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要知道，诚恳的握手或友善的心都会给我带来无限的愉悦，无论与我握手的人是成人还是孩子。
我有很多素未谋面的远方朋友，因为人数众多，以至我不能给他们一一回信；但在我心里，我是永远感谢他们的。
我认为生命中最感荣幸的事情，便是能够认识很多有才华的朋友，并且和他们倾心交谈。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布洛克主教。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总爱坐在他的膝上，用自己的小手去握着他的大手。他生动有趣地为我讲一些关于上帝和神灵的故事，而莎莉文小姐则在我的另一只手上为我拼写这些美丽的语言。虽然那时我不能完全明白他所说的，但我仍感到惊奇和喜悦。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宗教，他说：“有一种最伟大的宗教，它就是爱的宗教。以你的身心、灵魂去爱你的天父，尽你所能地去爱上帝的孩子。这就是通往天堂的钥匙。”他的一生就是这个伟大真理的最好例证。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是最渊博的知识，他的爱已经与知识融为一体。
布洛克主教从没有教我任何特别的信条，但他在我脑海中刻下了两个观念——上帝是万物之父，人类皆是手足，这便是所有信条和崇拜形式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父，我们是她的儿女，所以最乌黑的云雾也会消散，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
布洛克主教逝世后，我把《圣经》又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一些宗教上的哲学作品，其中有斯维东堡的《天堂与地狱》和杜伦孟德的《人类的进步》，我在阅读中发现，任何信条都不能同布洛克主教的爱的信条相比，因为它更能慰藉人的心灵。
我认识亨利·杜伦孟德先生，他有力而温暖的握手曾令我激动不已。他是一位待人热情、知识广博而又为人诚恳的人，只要他在场，总能满室生辉。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与霍姆兹博士见面的情形。他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去拜访他。那是一个初春时节，是我刚刚学会说话以后。我们被引到他的书房，看见他正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他身后的熊熊炉火正劈啪做声，他说他正在回忆从前的日子。
“正在静听查理斯河的细语吗？”我小声问道。
“对了，”他回答道，“查理斯河留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书房中有一股印刷和皮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书，我本能地伸出手去寻找它们。我的手指碰到一册精美的丁尼生的诗集，莎莉文小姐告诉书名后，我就开始大声朗诵：
啊，大海！
撞击，撞击，撞击。
撞击在你冰冷的灰岩上。
但我忽然停了下来，因为我感到有泪水滴在我的手上，这位可爱的诗人听得哭了，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安。他让我坐在他的靠背椅上，拿来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让我欣赏。在他的要求下，我背诵了自己最喜欢的诗——《筑屋的鹦鹉螺》。以后我又见过霍姆兹博士几次，我不仅喜欢他的诗，而且也喜欢他的为人。
和霍姆兹博士会面后不久，莎莉文小姐和我去拜访惠蒂尔先生，他的家就在梅里麦克河边。他彬彬有礼，谈吐不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有一本凸字版的诗集，我从里面读了一篇题为《在学校里的生活》的诗歌。他对我能如此准确地发音非常高兴，说他听起来一点也不困难。于是我问了很多有关这首诗的问题，并且把手指放在他唇上听他的回答。他说，诗中的男孩子就是他自己，而那女孩子名叫莎莉，还有其他的细节，但我已记不清了。
我又朗诵了《赞美上帝》一诗，当我读到最后一行时，他在我手中放了一个奴隶的雕像。从那人身上掉下来两条脚镣，就好像是彼得被天使带出监牢时，从他身上脱落下来的情形一样。之后，我们来到他的书房，他为莎莉文老师亲笔题字，以表达对她工作的钦佩，他还对我说：“她是你灵魂的解放者。”然后他带我们到大门口，温柔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与我们告别。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去探望他，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不久后他就逝世了。
爱德华·爱莱特·赫尔博士也是我的老友之一。我8岁那年便认识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敬重他。他博学而富有同情心，一直是莎莉文小姐和我在困境中最好的益友，他坚强的臂膀，曾经帮助我们走过很多崎岖的路。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身处困境的人都是如此。他以自己爱的信条给旧信条赋以新意，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以身作则，以自己的生命来表达他的信仰——爱国家、爱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他是上帝最伟大的信徒，是全人类的朋友。
愿上帝祝福他！
在前面，我已经写过和贝尔博士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后来，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布勒顿岛，我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日子。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中，在河岸的田野上，我愉快地听着他讲诉自己的实验。贝尔博士精通各种知识，并且能够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生动有趣地向你讲述出来，即使是非常深奥的理论知识，也会让你听得兴趣盎然。他对儿童有极大的爱心，当他抱着一个聋孩子时，常常会露出慈祥的笑容。他为聋人所付出的爱心将永远留存，并造福于后世的孩子们。我们永远怀念并敬仰他。
在纽约生活的两年中，我有很多和名人见面的机会，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好友劳伦士·赫顿先生的家里见到的。赫顿先生是一个有才华且有爱心的人。所有的朋友都说，他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美好的思想与情操。许多文人和一些知名人士都愿意到他家里做客。
赫顿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很多文学朋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克·吐温先生。我还记得与这位伟大的作家见面时的情景。在与他握手时，我能感到他向我投来了友好的微笑。我用唇读法听马克·吐温先生为我朗诵了他的短篇小说。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我在纽约还会见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受人尊敬的《圣尼古拉斯报》的编辑玛莉·玛普斯·道奇太太和《爱尔兰人》一书的作者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她们送给了我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其中包括她们自己写的书，和一些写得很温馨的信及一些照片。
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把我所结识的朋友在这里一一描述。事实上，他们的许多高贵品质也不是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的。他们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影响着我，以博大的爱呵护着我。总之，朋友们创造了我的一生。他们费尽心思，以无限的爱心把我生命中的缺憾转变成美丽的恩赐，使我能够在已造成的缺憾阴影中，快乐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