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2日，已经渐渐变暖的阳春天气，骤然变脸，淅淅沥沥的春雨由天而洒，让人们感到措手不及。初春之雨，带着残冬的寒意飘飘洒洒，落在身上顿觉凄冷之至！
来到报社，还没有将身上的雨水擦干，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了。“喂，晏彪，早晨听广播说绍棠去逝了……”老崔沉痛地说道。
电话挂断了，身上备感奇寒，怎么会呢，绍棠虽然一直半身不遂，但他才61岁呀。过元旦时我还与他通过电话，绍棠先生还答应我等他手里的长篇写完了，立即就给我写一篇。绍棠先生与我交往十年，从来没有失信过，所以我相信他一旦得闲，定会给我一篇佳作的。然而我得到的却是一个永远不愿意接受的坏消息——绍棠走了，一位作家走了，而且又是走得这么早！
一天的情绪都如这天气，阴冷阴冷的。晚上坐在灯下，久久写不出一个字来。翻看着与绍棠先生的合影，绍棠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不禁让我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见到绍棠时的情景……
那是1986年的一个夏天，当时东城区文化馆文学组的郭聪小姐和我及吴金良共同筹办了文学创作讲习班，并邀请十位作家给学员讲课，其中就有刘绍棠先生。记得那是个下午，我与金良兄一同去绍棠家接他到文化馆讲课，当我们到达他家时，绍棠先生参加一个会还没有回来。已经5点半了，绍棠才风风火火从会场赶回家来，人一进院（当初绍棠先生家住府右街光明胡同，是一个小四合院），就听得他大笑着说，是不是等着急了，我可连酒席都没有吃，怕误了你们的课，哈哈……
一路上，绍棠先生谈笑风生，我对绍棠先生说，很不好意思，您的讲课200元，太少了点。绍棠先生一听又是哈哈大笑：“给我钱干什么，晚上咱们喝酒，不够的我拿。”绍棠先生当时很爱喝酒是众人皆知的。一谈到酒，他的情绪异常的好，便从酒文化谈起，说到李白斗酒诗百篇，说到三国中有关酒的描写，又从张飞醉酒谈到京剧。使我们惊讶的是，绍棠先生对京剧如此的着迷，尤其酷爱程派，边讲边说边唱上几句而且韵味十足。这就是刘绍棠，一个博学、一个没有大作家架子的又不乏豪爽的乡土文学作家。
1992年底我调到了报社工作，在约名作家的稿子时我先想到的名作家之一就有刘绍棠。因为绍棠先生对年轻人一直是很爱护和帮助的，所以向他约稿一定不会遭到拒绝。果然，绍棠先生一听说我调到报社而且编副刊，又是豪爽地说，什么时候缺稿子了，就给我打个电话，只要我手里不太忙一定给你写。绍棠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我数次到他家取稿子绝没有空手而回的时候。
那是1995年的一个夏天，我与绍棠先生约好为我报写一篇1500字的短文。记得那天特别热，当我满头大汗来到和平门那幢红楼下，心想这么热的天我们年轻人都很难受，何况绍棠先生还是个病人，不禁心里有些踌躇。在楼下犹豫了许久，但终因与绍棠先生约好，不能失约才狠狠心上了楼。当我走进绍棠先生家时，见他正坐在书桌前，用他那半残之躯奋力写作！
绍棠先生见我来了，将他写好的稿子递给我道：“你看看，这是一篇文学评论，里面提到了一些人，不知你们报能不能用。”
我仔细地通读一遍，觉得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很希望绍棠先生能给我们写一些对文学青年有帮助而且鼓励他们创作的文章。绍棠先生似乎看出我的想法，笑着说，没关系，我再给你写一篇，这篇给《文汇报》，你给我定个框框，省得大热天的白跑。
我还能说什么呢？绍棠先生并没有摆出大作家的架子和盛气凌人的样子，首先考虑的却是我。至今我想起这件事心里仍然不好受，总觉得对不起绍棠先生，他当时已经是半身不便，又是盛夏，我怎么就忍心说他的稿子不好用呢？我怎么就不能想想办法呢？事隔几个月后，恰逢我报《星期刊》创刊百期之际，我再一次来到绍棠先生家，当时他感冒刚好，我说明来意，绍棠先生示意我将笔递给他，略加思索后，为我报《星期刊》百期题写了“创刊百期，已见特色。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瞩望今后，提高水平。办出风格，更上档次”的赠言。
如今，绍棠先生走了，我真想再对他说一声：“绍棠先生你不是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完吗？你怎么就这样一撒手而去了呢？”
有的人死了，但他却还活着。最后用老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诗句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