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叙述说明，产生民族的诸项条件在尼安德特文化时期已经具备，萁中一些材料反映民族特征存在的迹象已很鲜明。固然，文字资料的无法见到和考古材料的局限，使我们无法窥见当时民族存在的具体情景，但已有的资料使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具有民族特征的人类群体在尼安德特人时期已经出现。民族起源于尼安德特文化时期，这一点尚未有人正面提出，但已有不少学者从侧面提到这个问题。如蔡俊生指出：人类学上的古人阶段，“又是这种社会结构最终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即氏族和两合氏族联姻联盟终于形成的时期。”余继林也明确提出：“早期智人阶段则是氏族公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更有学者认为，氏族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看法是被“比较普遍接受的看法。”这里氏族的形成也即民族的形成，因为人们公认，氏族是属于广义民族的一个种类。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尼安德特文化时期出现了民族，但这些民族与以后的民族有无相承关系，似乎也是一个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尼人和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认为尼人只是人类进化系统中的一个旁支，在三万年前就绝灭了；有人则认为尼人与早期欧洲人共存了几万年之久，最终混杂而成了现代人。这两种意见实际是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人“单一地区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的延展。“单一地区起源说”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起源于一个地区（最可能是非洲），其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并逐步取代了当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而演化成了现代人类。根据这种学说，现代世界上的所有人类都来源于一个起源地（非洲），他们和当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没有演化上的联系。“多地区起源说”则认为，现代人类不是由一个起源地扩散而来，而是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连续进化的结果。现代人和各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两种观点各有所据，且深入到了分子生物学、语言学、最新的年代测定技术等学科层次。所以现代人由早期智人演化而来只是一个不成定论的意见。本来，民族的起源和其后的发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上述不同意见的分歧不影响尼人时期出现民族这一事实，然而，笔者还想说明，尼人时期出现的民族是和晚期智人（即现代人）时期的民族一脉相承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有着数万年历史、且分布广泛的早期智人会被一支来自一个地区的人类祖先所完全取代。且不说这支人类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可能性多么令人怀疑，单就这支人类当时可能具有的人口数量和他们可能散布的范围就足以说明它的不可信了。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早期智人是当地的直立人经过原地区进化并吸收了外来基因的产物。”大量证据证明，“从直立人经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中国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此外，从“单一地区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所各持的证据而言，后者无疑更有说服力。我国学者在论证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时曾指出，蒙古人种是生存在这一地区的远古人类经过数十万年的长期连续进化及与外界的基因交流的结果，因为从北京猿人直至现代华北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相似的形态特征，这表明他们之间具有遗传上的密切联系。最近又有学者提出了更为翔实的证明蒙古人种连续进化的颅骨和牙齿特征的资料。如刘武先生就提出“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上颌门齿中断沟、下颌臼齿转向皱纹、五尖型下颌第二臼齿、三根型下颌第一臼齿及上颌第三臼齿先天缺失这七个特征均在中国直立人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此后人类发展的各阶段。”蒙古人种和现代中国人起源的连续性是世界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的一个局部，而仅就这一事实来看也足以说明了“单一地区起源说”的不可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早期智人（即尼人）与晚期智人是有直接继承关系的，因此出现于早期智人时期的民族也是和现代人类的民族一脉相承的。
二、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分化
民族起源的发生标示着民族过程的启动；而民族产生之后，人类社会成员便逐步纳入民族范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便与民族过程并合了。
前国家社会民族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分化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前苏联学者的理论中有明确论述。他们也曾正确地指出：民族分化过程，“即原来是一个统一民族的人们逐渐分化为几个单独的民族；或者由某个民族分化出几个部分，各自成为独立的民族”的过程。但在他们的论述中也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把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分化过程等同于全部的人类分化过程了。他们认为，“正是民族分化过程，使人们从一个原始的人类发源地（或数个发源地）分布到了世界各地。”实际上，前国家社会的非民族分化的人类分化远比民族分化久远，它起自人类产生的400万年之前，迄至民族出现的早期智人时期，时跨人类出现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类从非洲或亚洲的最初发祥地缓慢，但却是持续地向外扩展，直至早期智人时期在欧亚非大陆的不同地域创造出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启动了民族过程的车轮。显然，没有这种人类社会的最初分化，便不可能有民族的产生和民族的分化。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分化是人类最初分化的继续。相对于后者，它是一个时间短促的人类分化过程，但它却以极大的能量加快了历史步伐，大大扩展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空间和内容。
（一）民族分化的生物学因素和文化因素
人口增长和周围资源的枯竭，必然导致民族群体的裂解和迁徙，这是民族分化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民族分化何以能实现人类的大规模扩展，使人类最终成为全球分布最广泛的生物种类之一，的确也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众所周知，最初的人类仅局限在亚洲或非洲的热带地区，最初的民族也仅分布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局部地区。
这是一个涉及人类属性的问题。
人类分化，包括民族分化得以完成的物质保证是人类极强的适应能力。文化生态学认为，人作为生物圈的成员，不能超脱生态关系的制约。生态关系不但涉及生物群落，也当然地涉及人类。生态学的主要意义就是“适应环境”，按照韦伯斯特的说法，就是“有机体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因此，人类分化和民族分化的过程也即是人类与环境不断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而首先又是对环境适应的过程。
适应环境首先在于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人体在自然选择规律作用下不断产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机能，并通过遗传机制巩固下来、传袭下去。这种适应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我们从人类的种族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种族正是人类对其所居地域环境适应而产生的不同地域群体。切博克萨罗夫夫妇在其所著《民族·种族·文化》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人类种族特征的形成。他们举例说：“可以推测，古代尼格罗种群和澳大利亚种群的种族特征是在非洲和南亚炎热和潮湿气候以及烈日照射下形成的。赤道人种的许多特征具有适应这种条件的作用。皮肤迅速变黑并带有大量黑色素，能很好防止阳光，特别是紫外线的强烈照射。黑头发和棕色眼睛在遗传学和生物学上与黑色皮肤相联系，可能也具有类似的适应作用。某些人类学家认为，特别卷曲的头发，象是头上带一顶不易被晒透的帽子，可能有防止日光照射的作用。”根据同样的道理，欧罗巴人种因形成于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和西亚的温带地区，蒙古人种因形成于中亚西亚的半沙漠和草原地区而具有了各自相应的种族特征。
然而，人类对环境适应的突出特点并不表现在人所具有的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而在于人所特有的文化。文化的本质在于创造，在于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于环境的改造。人可以通过劳动去获取生活资料，如食品、衣物和住宅，可以通过创造性的保护手段免受敌对种群的威胁，如武器、工事和防护伪装等。人的文化属性是对自己生物局限性的极大补充，人类的适应能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突现出来的。
相对来说，人的生物学适应极限是恒定的，而文化的创造能力则是无限的。因此，在人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生物学因素所起作用的b匕例呈递减趋势，而文化因素则是一种递增的趋势。于是，在人类进化的一定阶段，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再全是人以自己的遗传因素去适应环境，而是人类通过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素。这一点也可以在种族特征上表现出来。前已述及，种族是人类对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它的产生在于人的遗传因子的变异。但种族形成的数万年间，原来的人类种群相当部分已脱离了原居地（如黑人和印第安人离开非洲和亚洲到美洲的定居），然而直到目前，除了混血之外，他们仍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种族特征。这其中的原因正在于文化因素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因为这时的人类文化已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手段，相当程度上阻隔了环境因素对他们外貌特征的改变，这一时期的人类已进入了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遗传因子的进化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选择的作用已完全消失，因为种族特征的变化仍在发生，只是因环境因素而致的这种变化已缓慢得多、细微得多罢了。
由此可见，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取决于人的生物学属性，也取决于人的文化属性，而后者越来越多地控制着人类进化进程，也为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分化提供了保证。
人的文化属性主要在于对自然改造中的能动的创造性，它可以直接表现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筑而成的生产方式。但由于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选择不同，人类从事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人类最初的分化和民族分化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人类学家M·D·萨林斯和E·R·塞维斯曾提出一条文化支配定律：“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这里的“文化体制”的主要内容无疑也即是生产方式。根据这条定律，先进的文化体制必然会取代落后的文化体制，而掌握了先进文化体制的群体或民族更有可能把自己的足迹踏进广阔的地域，完成人类的最初分化和民族分化。事实正是如此，只有简陋卵石工具的早期人类是无法踏出热带森林和草原的，而只有掌握了较高生产技术，并能支配一定能源的直立人和智人才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温带、寒带，以致世界各个角落。
事实证明，生产方式是人类文化因素的主要成分，它的进步发展决定着人类的总体进化，也决定着人类最初分化和民族分化的进度和范围。
（二）民族分化与人类分布格局的形成
由于民族起源发生于早期智人时期，那么一般地讲，其后前国家社会的人类分化便都属于民族分化。民族分化的发生通常以民族迁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正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基本奠定了当今人类的分布格局。
应该说，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分化以人类从欧亚大陆向美洲大陆和大洋洲的迁移意义最为重大。
美洲不是人类的发祥地，于是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自何方，自16世纪起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对此大致有六种说法：一、来自《圣经》中所说的伽南人、伽太基人、希伯来人；二、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人、埃及人和西班牙人；三、来自亚洲，其中又有南亚说、西亚说、美索不达米亚说、鞑靼说和中国说等；四、来自非洲；五、来自大洋洲；六、美洲本土说。但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证明，美洲的最早居民是从亚洲东北部和南太平洋两条路线迁移而来的。这种迁移的最早时间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4万年前，但有可能会更早。其人种来源一为蒙古人种，二为尼格罗一澳大利亚人种，但以前者为主。这说明美洲居民主要来自亚洲东北部。这一点也得到了其它科学部门的证实。如地质学家考察了太平洋水面冻结和涨落的变化，断定楚克奇和北美阿拉斯加有过多次连结；动物学家发现了欧亚大陆和北美动物界门类的十分相似；而体质人类学家则几乎无异议地把美洲印第安人列入与亚洲东部居民同一种族的蒙古人种，同时也证实了与大洋洲居民有相近血统的南美居民中的尼格罗一澳大利亚人种成分。
人类向美洲迁移是一个历经了2—3万年的长期过程，有学者对这一过程作了具体划分。他们认为第一批是长颅人，来自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他们有着一种类似桑迪亚人的文化。当威斯康星冰川前移后，两个大陆被中断，美洲被孤立。第二批移民是由中石器时代西伯利亚驾驶木舟的人所组成，他们属于初级阶段的长颅人。他们是从海上来到美洲的。第四批移民也是沿海上路线从波利尼西亚进入美洲的。他们于“发现美洲”之前两千多年来到这里，他们的到来推动了美洲阿兹特克、玛雅、丘克亚文化的繁荣。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洋洲从地理发现的时间看，也属新大陆。这里的民族来源也早已为科学界所关注，但直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经科学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分析，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明。根据研究，澳大利亚的第一批居民来自东南亚，时间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4万年前，其后又有多批移民迁入。来到新几内亚的第一批居民也是来自东南亚，但时间较晚，约在3万年前，其后又有陆续迁入的。来到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的居民同属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其它岛屿的居民大约是5000年前先后从东南亚迁入的。但他们可能属南方蒙古人种，这隐示着这时东南亚地区因民族迁徙而发生的人种变化。
美洲和大洋洲居民的迁入彻底改变了人类数百万年来定居旧大陆的历史，在总体空间上空前地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其后，他们各自孤悬一隅地发展，创造了和旧大陆迥然有异的文化和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历史内容。
如果说人类向美洲和大洋洲的迁徙从宏观上奠定了人类世界分布格局的话，那么，欧亚非旧大陆各民族的分化和迁徙则从微观上对人类的分布格局作了充分的填充。对此，作出详尽的说明是困难的，但由世界各主要语系的形成所揭示的民族迁徙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