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吟
——行署专员为民丢官
晚饭后，张树藩来到路宪文办公室，先向路宪文汇报了各县粮库安全工作和“借粮”放粥之事，把信阳县粮站“被盗”的事暂时放到一边。这样做的用意是想探明路宪文的态度，如果路宪文听后不满，要怪罪也只能先冲他来，信阳县粮站“被盗”的事就显得次要了。
路宪文听后半晌不语，只是不停地踱步。最后路宪文终于回到座椅上，问道：“这两天的报纸看了吗？我刚看到，估计你还没顾上看。看看吧，我已经看得心惊肉跳了。”
一张《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是中央要员李富春的文章《迎接一九六○年的新跃进》；一张《河南日报》上发表的是社论《迎接持续跃进的一九六○年》。中央和省委的意图都有了，仍然是“继续跃进”。
张树藩看罢也有和路宪文同样的“心惊肉跳”之感。看来，大局难变，悲剧注定要进一步发展了。
路宪文不等张树藩发表观后感，就说道：“咱们暂时别管上面忙活什么，先处理好自己的麻烦吧。信阳县粮站的情况怎样？”
张树藩说：“书记，信阳这件事没啥大不了，我还是最关心您对‘借粮放粥’的态度。”
路宪文反问道：“你自己咋看？”
张树藩回答说：“非常时期，向国家借粮为救命。有借有还，说得过去。再者，粮站门口搭起粥棚，老百姓有口喝的，粮库的安全就没问题。”
路宪文说：“借东西总要征得人家同意呀，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硬借？你自己说，对省委如何交待？”
张树藩说：“饿死人的事省委不是不知道，咱们申请粮食的报告也送上去了，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
路宪文又离开了座椅，走到张树藩跟前，苦笑道：“树藩呀树藩，你为啥非要给我讲这件事？你就不能学聪明点，让我蒙在鼓里？你对我说出来了，我想睁只眼闭只眼都难，我毕竟是地委第一书记呀！”
张树藩说：“希望省委能睁只眼闭只眼，如果真要追究责任，我扛了。书记呀，眼下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关乎百姓生死，不能再死人了，宁可对上犯错决不能对下犯罪啊。”
路宪文又是一阵沉默，之后说：“这件事先放下，你讲下信阳县粮站被盗的事。”
张树藩如实汇报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路宪文听后感叹道：“实在搞不明白省委咋想的，为什么非要逼得下面偷偷摸摸行事啊。树藩呀，这两件事我们对省委暂且不报，等追问下来再说。但愿他们装次糊涂。”
张树藩暗自琢磨，路书记这次下各县处理饿死人的事，估计受刺激不小，或许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选择上，态度有所变化。不然，以他以往的习性，听到“借粮”和粮站“被盗”的实情早就暴跳如雷了。
张树藩的猜测的确没错。亲眼目睹了饿死人的场面，被几个县委书记围攻，再听到“借粮”和粮站“被盗”之事，以及张树藩那句“宁可犯错决不犯罪”的话，对路宪文的触动都非同一般。他不止一次问自己：你头脑里除了“上级”还有什么？大难临头百姓危在旦夕，你该做什么？难道你还要看省委领导的脸色行事？难道省委领导永远是正确的？
路宪文苦思苦想，企图想出个下不负百姓上不负省委的办法，可实在想不出。他深陷矛盾与痛苦之中，仍希望省委尽快雪中送炭。
然而，几天后省委的电话指示让路宪文感到雪上加霜。电话指示有两项内容：一是要求地委妥善处理正在发生的“疫情”，二是责令地委严肃查处损害国家利益的“借粮”与“盗粮”事件。
路宪文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省委，挨批是迟早的事，但他没想到省委对事件如此定性。人明明是饿死的为啥定性为“疫情”？下面干部打粮库的主意是为了救人，给个“违反纪律”的处分也就够了，为啥非要定性为“损害国家利益”？他想不通，他想向省委问个明白，于是要通了省委主要领导的电话。
省委主要领导厉声斥责道：全省形势一片大好，哪来的饿死人？不是“疫情”是什么？国家粮库安全是大事，不严肃查处，再出问题谁负责？省委决不允许任何人唱反调、对着干！
路宪文顿时神情呆滞，放下电话一声苦叹：真要出大事了。
正在熟睡中的张树藩被路宪文的电话叫醒，急忙来到路宪文办公室，看到书记的表情少有的凝重，张树藩预感到麻烦来了。
路宪文把省委的电话指示精神以及他与省委主要领导的通话都讲出来，满脸无奈地望着张树藩，许久无语。
张树藩沉思片刻，说道：“天要下雨挡不住，人遇祸灾躲不开。‘借粮’的事横竖是我的责任，省委怎么处理我没意见。只是处理‘盗粮’之事不能听省委的，不能让好干部受委屈。”
路宪文说：“只怕省委这一关难过去呀。”
张树藩说：“国库存放虫粮毫无意义，分给群众却能救命，所以对有关责任人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论处，应以批评教育为主。不管省委怎么认为，我就坚持这个意见了。”
路宪文说：“唱反调？搞对抗？树藩呀，你再认真想想，这行得通吗？我担心，如不严肃查处，真有可能演变成一阵效仿风，那样问题就大了，我们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张树藩感到无法说服路宪文，只好说：“我已经账多不愁啦，您的情况和我不一样，我能理解。但这件事上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态度。”
路宪文也明白张树藩的秉性，他既然犟起来了，谁也别指望改变他，于是说：“树藩同志，我也想当一回英雄好汉啊，可我是个地委第一书记，事关大局，无可奈何啊……”
话到此处，路宪文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他走到张树藩跟前，拍下张树藩的肩膀，又说：“在一系列问题上，咱两人的看法不一致，究竟谁对谁错？你说得清楚？其实不存在谁是谁非问题，无非是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张树藩离开路宪文办公室，吩咐秘书道：“你现在就去找信阳县县长，告诉他，如果上面追查就咬定是我让他干的。”
信阳县毕竟在地委的眼皮底下，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地委。第二天，路宪文急召信阳县县委第一书记、县长，劈头盖脸一顿大骂：“混球！你们想毁了专员吗？有没有脑子？”
信阳县县长说：“这事和张专员无关，连我们书记也不知情，是我干的。要撤职、要抓人冲我来。”
路宪文怒斥道：“专员前脚走，你们后脚就干，他能脱干系吗？！你们蒙我行，能蒙过省委吗？”
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良说：“书记，您消消气，大家冒这么大的风险，都是为了救人啊。事情已经出了，您说咋办吧。”
路宪文长叹一声：“唉，还能咋办，救人本无错，我也想救人啊。可是……你们回吧，我路宪文只有擦屁股的本事了。”
路宪文叫来地委副书记王达夫，交待道：“咱俩先通个气，该痛下决心了，树藩同志必须暂时停止工作，以免他越走越远，越赔越多。你马上与其他常委也通通气，今晚就召开常委会。”
地委副书记王达夫面带惑色出门，路宪文立刻要通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电话……
地委常委会连夜举行，路宪文提前给张树藩打招呼说：“经省委同意，决定暂时停止你的工作，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不是整你，是保护你、爱护你。”
路宪文在会上宣布了张树藩的四大问题：
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批判彭德怀右倾错误时有抵触情绪，并散布消极言论。
二、严重的悲观主义，不相信1958年的粮食高产，把1959年大丰年说成大灾年。
三、严重无组织无纪律，在遂平县组织“反瞒产”运动时，不但没有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就擅自动用国库粮食700万斤，分发给群众。
四、不服从省委、地委领导，常常违背上级精神，多次对着干。
路宪文说：鉴于张树藩同志的以上错误，经报请省委批准，决定暂时停止他行使专员职责，希望树藩同志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有悔过自新的表现。
路宪文宣布的这一决定，并未让张树藩感到如雷轰顶，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常常犯上，丢官是迟早的事，所以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张树藩显得格外平静。
张树藩注意到，路宪文宣布的“四大问题”都是在省委领导那里早已挂了号的几笔老账，而诸如“借粮”与纵容分发虫粮之类的“严重问题”不在其列。他明白，路宪文此举也算用心良苦。
决定宣布完毕，常委会继续研究其他工作，这时，路宪文看了张树藩一眼，那种眼神分明在提醒：你该离场了。
张树藩起身往外走，回头问：“我的办公室明天腾出行吗？”
路宪文说：“又没派新专员，你腾办公室干什么。”
张树藩直奔家而去，他准备好好睡上几天，这段日子实在太累，现在终于有时间休息喽。
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得知丈夫停职反省的事，也不觉得意外，心中倒踏实了许多。她安慰丈夫说：“也好，省得再惹出更大的麻烦。就你这性格，再干几个月专员不成为全国的反面典型才怪。”
张树藩哈哈大笑，说道：“路书记可能也这么想。不过咱俩谁也别说谁，你的性格也不比我好啊，不然为啥撤职比我还早？”
李瑞英说：“这就应了一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
李瑞英原任信阳专区妇联党组书记、主任，1959年6月带工作组到号称“亩产万斤粮”的鸡公山公社核实产量，结果不但未查出高产粮，反而向地委打报告申请粮食21万斤，以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为此，她被戴上“否定大丰收”的帽子，送省委党校接受教育，又因在党校千人批斗大会上拒不认错，惹怒了省委秘书长，一句“态度不好加重处理”，便被撤销了党组书记、主任职务。
张树藩感慨道：“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天经地义，咱两口子都没错啊。这些天我反复想，我们目前遇到的是重大路线错误，是上面出问题了，个人无法抗拒。只是局面这样糟糕，一些身负重任的人不但不做弥补工作，反而推波助澜，实在让人痛心！”
李瑞英说：“眼下也别再胡思乱想了，没用。等着吧，这种局面长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