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不抑是忠诚
——王国华发起鸡公山“政变”
就在中央监委调查组在信阳活动期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急忙再次召开全省四级扩干会，部署大规模放粮工作。一个月前的那次全省扩干会上，吴芝圃还称“手中无粮”，强调各地区要自己解决问题，要大搞“瓜菜代”，而这次完全变了调子，表示“一定要满足群众生活用粮”。看来，中央监委调查组的出现对吴芝圃的压力非同小可，促使他不得不慷慨放粮。可惜，吴芝圃对老百姓的慷慨来得太迟了，灾难性的后果已经形成。事后官方公布信阳地区17万人死亡，而有人专门调查了各县的死亡人数，认为总数为105万。
在这次全省四级扩干会上，吴芝圃只讲放粮是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只字不提“饿死人”的问题。会议最后一天，正在主席台讲话的吴芝圃接到台下传上来的一张纸条，看后满面不悦，似要发作却又忍下，继续讲话。事后大家才知道那张纸条内容是“饿魂遍野，吴书记应承担责任，在大会作自我批评”。这张纸条无疑是在挑战吴芝圃的权威，吴芝圃无法不作出回应。但他的回应转换了内容，在会上作严肃批评：有的县瞒过省委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会议结束当天，吴芝圃又召集地委书记开会，要求各地“讲大局、讲政治、讲纪律”，严禁“胡说八道”。
大家都知道，吴芝圃的话是针对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的。杨守绩在省委党校“学习”，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当天，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去省委党校看望了杨守绩，对杨守绩说：“你惹的事不小啊，吴书记整个会议期间都没给我好脸，还不指名批评了你。”
杨守绩坦然道：“既然事情已经惹下了，我也不怕事，如果有问题，我愿意承担责任。”
路宪文说：“你向中央反映的情况都是事实，按说没什么问题。可这件事毕竟搞得省委很被动，地委就更不用说了。你应该有个姿态。”
杨守绩听得出，路宪文反复“开导”，无非是希望他对地委、省委有个“认错”的态度。可杨守绩横竖不讲这个“姿态”，还反问路宪文：“既然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并无问题，你让我认哪门子错？该认错的是省委，饿死那么多人，省委没责任吗？”
路宪文说：“守绩同志呀，从搞地下斗争起，你我这么多年的上下级关系，你该明白我对你爱护有加。可是这几年你我疏远了，我的话你很少听进去……咱们好说，省委领导就不同了。后果，你得考虑后果。”
解放战争年代，路宪文当区委书记时，杨守绩是他手下的武工队队长；路宪文担任商城县委书记时，杨守绩是他手下的区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路宪文到信阳地委工作直到当上地委第一书记，一直关心着杨守绩这位能干的老部下，提拔他成为最年轻的县委第一书记。的确，路宪文对杨守绩既赏识又偏爱，杨守绩对自己的老领导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但近几年杨守绩确实与路宪文疏远了，因为他觉得老领导的官架子越来越大，尤其是看不惯老领导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专横跋扈的作风。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在全区大批群众饿死的危急时刻，老领导完全丧失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屈从省委领导大讲“疫情论”。杨守绩渐渐觉得，曾经与自己出生入死的老领导唯官是重，显然已经与自己不是一路人了，自然敬而远之。
疏远归疏远，杨守绩对老领导刚才讲的话还是心存感激，因为他明白老领导的提醒是出于爱护。但杨守绩的秉性决定他不会接受老领导的劝告，他说：“疏远与个人感情无关，主要是工作作风原因，等到咱俩都不当官了，我肯定是你家的常客。这个就不说了。我想说说后果。自从下决心向中央反映情况，我就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丢官、坐牢都想过了。看到中央调查组来了，看到粮食分到群众手里了，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路宪文摇下头，叹口气，不再说什么。看得出，他对自己老部下这种倔强的性格有些失望。几个月后，杨守绩果然遭遇严重后果——锒铛入狱。路宪文自然没有料到，自己遭遇的后果与杨守绩同样严重，杨守绩被投进监狱几天后，他也被逮捕了。时隔多年，路宪文坚称“杨守绩是解救信阳百姓出苦海的功臣之一，是个硬汉，是个好官”。他说，这是他当年想说却没敢说出的话。
路宪文回到信阳后，见到了中央监委调查组人员，得知对信阳大饥饿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形成，他从调查组人员的态度上预感到情况不妙，便急忙给吴芝圃打电话通气。
而吴芝圃对中央监委调查组的到来并不十分在意，他对路宪文说：“你紧张什么？死人的事全国各地都有，又不是只有信阳一家。再说，河南的总体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即便查出点问题，也是局部的，我一点也不担心。”
吴芝圃或许不是故作镇静，因为中央监委调查组来到后，他一次照面也没打，而且中央监委调查组提出向省委通报初步调查结果时，他也只派一位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听取情况。
然而，让吴芝圃担心的时候终于到了。当信阳地区饿死群众100余万的数字最终披露，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严厉训斥“你还要糊涂到何时”，吴芝圃终于感到大事不好。百万死亡数字意味着什么？确定事件性质、划分和追查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他对此不得不想，又不敢多想，因为历次政治风浪已给予他太多的提示。他身边的人发现，这位一向盛气凌人的省委第一书记一连几天如坐针毡，恐慌之态难以掩饰，于是他们判断：河南的天空该云开雾散了。的确，这位长期一手遮天的省委第一书记已给河南带来了不幸，信阳大饥饿的灾难性后果足以说明一切，人们希望他能够正视错误、承担责任并有所悔过。
可惜，吴芝圃此后的行为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他的一系列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一个——接着“捂盖子”。
这天午夜，吴芝圃把电话打到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家中，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若在平时，路宪文对省委领导的“支持”定会言谢，可这次，他毫无反应，只是手握话筒呆呆地听对方讲，直到放下电话，也未讲只言片语。
自从中央监委调查组来到信阳，路宪文终日寝食不安。他反复回顾反省自己近几年间的所作所为，发现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有些错误甚为严重。但平心而论，他的许多错误尤其是一些严重错误，无一不是因“坚决执行上级指示”而造成的。一系列的错误终于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谁来承担责任？省委能主动承担责任吗？他不敢指望；作为地委第一书记，自己能推脱责任吗？推不掉。所以，忧虑之中，省委第一书记送来的“定心丸”对路宪文非但作用不大，还令他大惑不解：信阳死了这么多人，作为地委第一书记能不害怕吗？虽然祸起天灾，却紧连“人祸”，地委工作失误显而易见，省委凭什么要支持我的错误行为？
路宪文的妻子一旁看得清楚，感到奇怪，忙问：“不是省委领导来的电话吗？啥事？你咋一句不应？”
路宪文说：“给我吃定心丸，他也不想想，信阳出这么大的事，我咽得下吗？”
妻子问，地委事事执行省委指示，从未擅自做主，能有多大事？
路宪文叹道：“就是因为太听省委的，才一错再错。真要擅自做主，信阳能死这么多人？”
妻子也长叹一声，说道：“回头想想，也真是瞎折腾。五八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可一场大炼钢铁，炼出一堆废渣，粮食却烂在地里；五九年明明大减产，却搞起‘反瞒产’，反得老百姓家家断炊；浮肿病明明是饿出来的，非要说成瘟疫……这上上下下，都糊涂了吗？”
路宪文对妻子摆摆手，说：“你去睡吧，我这脑子乱成一团麻了，让我静静。”
这一夜，路宪文的心绪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太多的问题他不得不想，而许多问题又想不明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未眠。但这一夜他终于想明白一个重要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对自己的“支持”，说明省委想“捂盖子”，至少想把大事化小。面对省委的意图，自己作为下级该怎么办？只有两条路，一是顺着省委的意图来，“捂盖子”，这无疑是“坚持错误”而背叛百姓；另一条是逆着省委的意图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这无疑是坚持真理而“背叛”省委。细思量，路宪文觉得两条路都不好走，最终的结果都不美妙。但无论结果如何，自己必须有所选择，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上午，路宪文满面倦容走进办公室，秘书递上一杯泡好的茶水。
路宪文品上一口，顿觉清香四溢，赞道：“好茶。酒中贵州茅台，茶中信阳毛尖，谁说的？”
秘书说：“清朝河南巡抚田文镜说的。田文镜将信阳毛尖进贡给皇上时，说了这句话。”
“周总理也说过。”接话的是行署专员张树藩，“新中国成立那年，邓颖超收到家乡的毛尖茶，建议周总理送给毛主席品尝。周总理亲手为毛主席泡上一杯，说，主席呀，这是信阳毛尖——茶中茅台。”
路宪文说：“树藩呀，快坐下，先品一杯。”
张树藩说：“行署也收到了。清明头道茶，稀罕，好喝。”
路宪文说：“可惜，大炼钢铁毁掉了大部茶园，如今已所剩无几了，就那几十棵老茶树产不出多少货。得告诉信阳县委，再准备几斤，送给中央监委调查组的同志品尝品尝。给省委也准备几斤。”
信阳毛尖茶的确久负盛名，50年代至80年代，“杯中毛尖”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对普通人家来说只是奢望，即便是在信阳当地。直到90年代后，茶园面积逐渐扩大，才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享口福，其中自然包括逐渐富裕起来的寻常百姓。
两人不再谈茶，话题转向工作。张树藩停职反省那段时间，信阳地区死亡人数骤增，路宪文又急又忙不知所措。如此艰难时刻，路宪文更为深切地体会到，这个班子不能没有张树藩这种“救火队长”式的人物。2月份，他再三建议省委恢复了张树藩的工作。张树藩从春节到现在一直泡在乡下，忙着安排群众生活，陪同中央监委调查组了解情况。两天前，路宪文捎信请张树藩回地委，想了解中央监委调查组在信阳这些天的活动情况，这也是省委领导的意思。
张树藩向路宪文汇报说，他已陪同中央监委调查组转遍了所有县，调查组的人员作风非常深入，工作非常细致，已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
路宪文异常关切地问：“中央监委调查组什么态度？”
张树藩回答道：“我也最关心他们的态度，但他们只调查情况，从不表态。”
路宪文又问：“难道私下也不议论？你就没有看出点啥来？”
张树藩道：“尽管他们嘴严，但偶尔也流露出对省委、地委的工作很不满意。从他们的表情也常常看出这一点。这些天，我当着调查组的面没少作自我批评。”
路宪文说：“是该多作自我批评，死那么多人，我们的失误的确不少啊。”
路宪文公开自责，尤其是把饿死人与工作失误联系起来，这在张树藩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张树藩暗想，老路醒悟了。
张树藩说：“省委直到现在也没个明确态度，难道还不想承认人是饿死的？”
路宪文说：“树藩呵，省委的事咱们管不了，咱们只管自己认真总结教训，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
当天夜里，路宪文召集常委会，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要求大家说：“现在有了粮食，危及生命的时期过去了，老百姓情绪也稳定了。下一步，无论开展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用实际行动弥补以往过失。”
会后，地委、行署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是带领群众搞好生产，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密切党群关系，以此激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信心。
转眼到了7月，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派省委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省监委书记刘铭榜带领省委工作组来到信阳地区，在鸡公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地委扩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统一认识”，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在不少人看来，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捂盖子”。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动员讲话让人觉得含糊其词。他首先回顾了这场大灾难的产生经过，却不分析原因；他讲了各县的人员死亡情况，却不涉及“饿死”或“瘟疫”这些字眼；他讲“大好形势”，却也讲面临的诸多困难；他动员大家“有啥说啥”，同时又提醒大家“想好了再说”。
路宪文的动员讲话折射出他内心的矛盾，他明白省委领导“捂盖子”的意图，却不愿再跟着干糊涂事；他渴望自己的言行更贴近实际，却怕戴“不和省委保持一致”的帽子。无可奈何之中，他的讲话只有在上与下、是与非之间体现平衡。
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的发言发自肺腑，他说：“因为我给中央发电报反映信阳的真实情况，便被弄到省委党校学习一个月。这下学得还比较透，错的对的基本都弄明白了。哪儿错了？工作方针、工作思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饿死那么多人，大错特错，砍头都不冤！哪儿对了？站到群众利益一边，向中央反映情况，做对了，砍头都高兴！同志们呀，我想问一句，信阳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这次会议还要求我们‘肯定大好形势’，百万亡灵让我们张口吗？！”
一位省委领导立刻责怪路宪文：对每个人的大会发言咋不事先把下关？这样胡说八道不搞乱会议气氛吗？！对下面的大会发言要引导好。
路宪文没有表态，心想，都到这份上了，还不让人说几句心里话吗？
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发言也旗帜鲜明。他开口就讲：“信阳发生的大饥饿事件有天灾缘由，也有‘人祸’因素。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总结什么经验，而是认真查找教训；需要的不是‘捂盖子’，而是承担责任。”
主持会议的路宪文犹豫片刻，还是打断了张树藩的发言，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附耳道：“你先讲，我和树藩商量点事。”
路宪文把张树藩叫到主席台下，诚恳地说：“树藩呀，省委已经给这次会议定了调子，你这样讲话恐怕又要惹事。听我一句劝，别和上面拧劲，下次发言想好再说。”
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的发言依然不是“肯定大好形势”，而是继续尖锐批评省委、地委的错误。
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却异常关注会议情况，张树藩、杨守绩、严仲儒的发言很快传到他耳中，令他大为光火。他打电话责怪到会的几位省委领导“没有把握好会议方向”，再打电话训斥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软弱无力，看人不准”，指令说：“张树藩要翻案，要坚决批判。”
路宪文连夜召集除张树藩之外的几个地委常委开会，传达吴芝圃“批判张树藩”的指示，而几个常委都不表态。路宪文心里明白，大家不表态，说明张树藩的发言和大家的想法相同，“批判张树藩”的做法不得人心。常委会最终形成意见：会议是否转向批判张树藩，请到会的几位省委领导决定。
到会的几位省委领导也连夜召开碰头会，研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指示。省委副书记李立说：“张树藩讲得对不对，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不能再批人家了，得让人说话。这事就这样定了，出问题我负责。”
几乎没人料到，一夜之后，鸡公山将“风云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