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胡风写出那样一往情深的诗篇。这些诗篇，到1987年终于得以结集出版，我才得以读到。胡风自己是读不到了，哪怕再早二年出版呢？哪怕到1985年他去世前让他看上一眼这本他耿耿于心的诗集呢？！
“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吧。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1989年4月，我在鞍山到沈阳的火车上想着胡风的诗句。胡风的等待和等待着胡风的，竟是这样的“错位！”等待着胡风的是什么呢？是使他只能寄希望于等待。等待，终于成为一种国民性，成为一种比闰土更闰土的被动性格，一种比阿Q更阿Q的自我胜利法。等待摘去“右派”帽子，等待夫妻不再两地分居，等待上调回城，等待落实政策，等待分配房子，等待普调工资，等待党风转好，等待加快民主的进程，等待公共汽车，等待不对号的火车车厢干净一点。
不过，我看看周围的旅客，似乎连“等待意识”都不太具有，似乎觉得这种硬座车厢从来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这样的。他们“挥洒自如”地往地上喷吐着瓜子皮、烟头、梨核。卖杂志的边走边吆喝边往地上吐痰，与这样的车厢“浑然一体”，我坐下不久就开始咳。我的气管炎还没断根，一遇上烟味或污浊空气就咳。这次是重量级的咳，完全与空气的污浊度成正比。连连咳来，心口疼痛不堪，此时但见眼前又扬起一团尘土，是对面座上一位壮妇举起一个塑料薄膜的棉被卷，这个棉被卷，好像刚在粉尘里蘸了蘸，稍一动就粉尘飞扬，呛得我越发大咳，人也差点咳得蹦了起来。
我用软包装饮料来镇压咳嗽，这才能说说话。我们对面的座位上，有一位壮汉。他脸颊上那种执著的红，一望而知是日出而作的农民。他对和我同行的马蹄疾说，你讲话带浙江口音；又看看我说，你讲话带香港口音，不过样子完全像上海人。我惊讶于一个北方农民的观察力。他又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笑指马蹄疾，说是浙江乡镇企业的，这是马厂长，我们是他的两个兵。他说知道知道，你是秘书，她（指贵岚）是会计。你们去鞍山干什么？我说去鞍钢。他说你们去鞍钢找的是谁？我们一时语塞。他说你们还保密？他拍着马蹄疾的肩膀：老厂长啊，现在我们农民不是吃饱饭的问题，是怎么活得更好。我跟你讲……化肥……江苏南通有一个……山海关……
车厢的嘈杂，使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他都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马厂长”一听生意经就像听催眠曲一样，睡着了。他遇着“马厂长”就想打进鞍钢呢。农民再不等待上苍了。我看一眼他打开的一本杂志，上面有一个小标题：要邓丽君不要柴可夫斯基。
能喊出自己要什么，比起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乃至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要，着实是进步了。要过好日子，要美。鞍山的新建筑很新潮。鞍山的姑娘们穿着各色毛衣、长裙，像早春的花儿似的引人注目。我在鞍山一路经过胜利路、胜利宾馆、胜利剧场、中华路、为民路、市人民公园、市人民商场……所有这些名称，都像一往无前似的。如同胡风的诗句：“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吧。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
人民商场边上，当年“文革”时把全市重点批斗的人的“罪行”全张贴在那儿，组织大家参观。马蹄疾也跻身于这个重点行列，名字被打上大大的叉。
几十年非文化和反文化的报应，是全国性的文化危机或者说无文化危机。解放以后旧书店在绍兴似很障眼，逐一消失。后来又后来，明代大画家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也迁入了粮食加工厂。陆游写《钗头凤》的沈园，四周被各厂家围歼。《阿Q正传》中写到的长庆寺、土谷祠，只剩几根石柱。真是“东风恶，欢情薄”。到80年代文化古迹开始修复，但是什么时候绍兴才能再产生著名的文化人呢？倒是非文化的迷信达到大盛。小学校长白天教书晚上当道士，给死者超度；工厂书记率队给菩萨许愿，求菩萨保佑工厂的效益，错错错，莫莫莫！
马蹄疾去年从北京到成都去校对《胡风传》的清样。北京方面问他：差旅费你自己能承担吗？马蹄疾说，行，行。四川方面问他：你要是在北京不能报销，我们这里给你报。马蹄疾说，我能报，我能报。马蹄疾哪里也没有去报销。人说他太老实。他说他也不是老实，是讲点道理。人家出书赚不了什么钱，甚至可能是赔钱，怎么还能去找人家报销旅差费？有求于人得低三下四。所以，虽然各出版社对他很好，但他不愿意在一家出版社出第二本书。“出了我一本书，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他说。他怎么就不明白，这样的学术著作就是赔钱也值！不，不是他不明白，是这个社会不明白，社会不需要。他的手头还压着两部书稿。他说他不想四处投稿，要出版社正好和他谈起，才给。怕给人家增加麻烦，怕别人厌烦他。也许人家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书呢？
不过，如今连一个普通东北农民都能知晓山海关、南通的商品信息，绍兴人马蹄疾自然也有了商品意识。他自费铅印了他的三本新书的征订单：《优惠预订启事》。凡订阅一至五册的，一律九折优惠。六至十五册的，一律八五折优惠。十六至五十册的，一律八折优惠。五十册以上的，一律七五折优惠。邮寄费在内。他那征订登记表上划着一个个栏目：邮码、单位、地址、经办人、书名、定价金额、折扣、实际金额、备注。这要花多少时间？这三本征订的书是：《胡风传》、《李辉英研究资料》和记述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徐志摩、巴人等四十余名现代作家的轶闻遗事的散文集《文坛艺苑轶话》。
这样的轶话，这样的传记，居然还要靠自己征订！莫非以为不要文化也能赚钱也能强国也能走向现代化？
文化人面对没有文化的有钱人，只好孔乙己般地自嘲：君子固穷。一位学者写了一部书：《我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要他自己包销三千本方能出版。出版社也不能不算经济效益。马蹄疾对该学者传授销书秘方，说待书卖完后，你可再写一部书了：《我的卖书生活》。
更有一位朋友积几十年的学识，用毕生之心血，写成一部厚书。他一生清贫，如今两个儿子都要结婚，等着为父的用这笔稿费赞助婚事。这位六十高龄的仁兄问马蹄疾可有什么办法免去那巨额的书税？马蹄疾正好看过一部什么电视剧，剧中某人出书署上几个人的名字，人均稿费就少了，就不用上税了。朋友一听，如醍醐灌顶。于是那部厚书出版时，作者的名字有三：为父的和两位犬子。
至于马蹄疾自己，“我如果卖不出我的书，我就上街叫卖！”
但是他活得太累了。他的手捏着笔写字捏住了就松不开，得慢慢地才能使手指头离开笔杆。就像弹簧绷得过紧，坏了，松了，弹回去很困难。单位里本来今年要委任他一个什么职务，不知怎么吹出一股风，传言他十年前出版的书《许广平忆鲁迅》是抄袭别人的《鲁迅回忆录正语》，侵犯了版权。可是马蹄疾的书是1979年4月出版的，而别人的书是1979年11月出版的。哪有先出的书抄袭后出的书？而且当时他让出版社把该书稿费直接寄给周海婴，不要通过他来转寄。绍兴人的精细使他不想经手别人的钱。他自己只拿抄稿费。一万字才拿十元。五十六万字的书，一共得到的“经济效益”是五百六十元。而他查找资料、抄卡片、写成书、校对，多大的劳动量！关于他的侵犯版权等等，他是事后从党内人士那儿听到的。他不能不澄清自己侵犯版权的罪名。他要申诉。然而他的潜意识里偏偏还去不掉服罪感。在无罪和服罪的苦苦挣扎中，他又是先请示，先把告状信交院党委过目。院里在党员会上为他肃清影响。但是原来要委任他职务一事，早已成为过去了。时间已过，机会不再，没他的戏了。
如果党内人士不泄露党内机密，马蹄疾不知此事反倒心静。对于马蹄疾，或许莫如不知道。他本来也只想做他的学问，销他的书本。他的命运本来不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到底掌握了他的命运。他体内新生的人的意识动辄嘲弄他老朽的服罪意识。
胡风呢？从50年代等待到80年代，不就是等待一个无罪的宣告？！1980年，胡风因精神病复发，住在医院里。周扬走进了他的病房。1955年周扬的一篇《我们必须战斗》，揭开了批胡风的序幕。后来周扬重复了胡风的命运。有关人士叫胡风投井下石，胡风没有遵命“战斗”。这一对30年代“左联”时期共同战斗过的同志，都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周扬更可悲，后来竟成植物人。也许，对他来说，停止思维比不停止思维更福气。当时在医院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周扬告诉胡风，中共中央做出正式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胡风已病得不能对平反文件过目，也不能在平反决定上签字了。他的泪水在眼眶里颤动着，说：“我感谢党，感谢。不过，三十五年来，我还一直没有一个家。现在，我想安个家，安个小家。”
先于胡风去世的七月诗人阿垅早为胡风写了悼词：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们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