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钢承包经营十年来，增强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自我消化外部减利因素十多亿元的情况下，每年递增利税百分之十四点一四。攀钢一期工程全面超过设计能力。这也是有人才有钢的曲线抓生产的效应。但是坯多材少。攀钢的半成品钢坯销往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等地，人们戏称攀钢是“攀坯公司”。而钢产品的最艰苦的工序都在坯的阶段：烧结、炼焦、炼铁、提钒、炼钢、初轧到制成钢坯。大量的能耗由企业付出了。汗水是我们的工人流出的，粉尘是我们的工人吃了。但一吨钢坯才卖三百五十五元。如果钢坯轧成材再外销，马上就增值好多。赵忠玉说，卖钢坯，如同生了孩子再养到十八岁，眼看能干活了，却要卖了。另外，攀钢所在的攀西地区，有二十几种元素的共生矿一百亿吨。一期建设给攀钢带来一个政通人和的小环境。但是生产到了一定时期是要饱和的，要不失时机地接着申请搞二期工程，开发攀西资源。赵忠玉作关于二期工程的动员。他说生产如同打仗。不断打仗不断提高士气。人一忙，思想问题少了。譬如他从来不处理家庭关系。家庭也蛮好嘛。忙吗。最怕停下生产谈思想，工资啊，奖金啊，越谈情绪越多。借钱搞二期工程，干好了，前程似锦；干不好，不堪想象。但，不干的话，企业终将萎缩。企业的骨干力量就将流失。干，企业才可能有出路，职工的生活也才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一个企业，如果想维持现状，结果是维持不下去的。只有用事业才能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的心焕发起来。一个企业，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没有前途的。职工需要看到兴旺发达的气氛，需要看到前景。职工愿意为有希望的企业卖命。
当然，二期工程包括新建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高炉等等等等，相当于新建一座年产一百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得生产、基建交叉进行。尤其是，1985年开始全国改革基建管理体制，改革攀钢一期工程那种由国家统一拨款、统一平衡外部条件、统一组织设计投产的“保姆式”的体制。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上二期工程这样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靠贷款、靠向国际银团借债，这个改革攀钢是第一家。1985年4月国家计委转发国务院批准关于二期工程的审查报告。赵忠玉兴奋得不得了，觉得真是三生有幸，这辈子运气真好。觉得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的机遇，一旦失去这个机遇，这一生就完了。
我说，从1985年的审查批准到“二期”冷轧厂的建成，就是相隔十年的1994年了。到那时还是你的任期吗？赵忠玉说不知道十年后他还在不在人世。
他说他是“二杆子”，又糊涂又清楚。如果他真糊涂，混混沌沌过日子，他不会想干二期工程，所以说他是清楚的；如果他很清楚，他怎么敢正视“二期”的风险，他就要害怕了，所以说他是糊涂的。他说他站起就这么高，躺下来就这么长，他这个“二杆子”还是靠上上下下的相互理解。
攀钢上下都知道赵忠玉的决心：“二期”一上，赵忠玉就一手拿五粮液，一手拿盐卤。干好了他就喝五粮液，否则就喝盐卤，当杨白劳。
一期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所以洋人研究中国的钢铁工业，每每要来攀钢考察。这是攀钢人引为自豪的。如今上“二期”却要向洋人贷款。借钱上工程本来就不是企业上下都能想得通的。如今要借洋钱，更想不通。赵忠玉很庆幸他碰上了三任好书记，譬如现任的薛书记，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赵忠玉说中国的企业能够借外国人的钱，说明是有胆量的，是真干活的，有事业心的，有信誉、有力量的。借外资有风险，有风险就能带来精神——1989年工程拖延一天，就多付二十六万利息，强化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到今年一天要付出三十多万利息。到明年，一天要付四十多万利息。这种压迫感使每个人与企业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借洋人钱搞国家重点项目，才显出本事。当年八国联军进兵抢白银，感到害臊了吗？我们是借洋人的钱，为什么就抬不起头来？
1987年5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攀枝花钢铁公司贷款协议签字仪式。参加银团贷款的二十四家银行除中国银行总行外，有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中艺兴业财务（香港）有限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英国米兰银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法国农业银行，还有意大利、芬兰、荷兰、西德、澳大利亚等国的银行。出席仪式的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冶金部部长、中国银行副行长等三百余人。攀钢向世界银团贷款二点一亿美元。赵忠玉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立刻感到好像输了血一样——“二期”的钱有了。他把这支签了字的笔收起来，心想一定要等哪天债还清了，再把这支笔拿出来用。
话分几头。攀钢总会计师齐国栋去香港借外债时，有一种把企业脱光了让人检查的感觉——攀钢的经度、纬度、产量、规模、效益、成本、销路、利润、偿还贷款的能力等等以及攀钢领导班子和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的年龄、文化、专业、简历、技术职称、健康状况，人家不一一了解清楚了怎么放心借钱给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真是什么也谈不上。齐国栋在香港半个月，到末了也没时间上街遛遛。终于达成协议。但是贷款利率的调整，加上攀钢的用户中有一千来家欠着攀钢的钱，故资金紧缺！齐国栋1988年为资金去发电报时，途中摔倒骨折。脚上动手术穿入不锈钢钉子，再打上石膏。赵忠玉苦笑：人是有排他性的，不把这个钉子从人体内取出，总不是个事儿。可是总会计师怎么停得了一天工作？我这人是不讲理的，也是残酷的。这只钉子本来早该取出来了，现在呢，还在他脚上！当经理的心是硬的。
攀钢有多少“硬心肠”的男子汉！我临走前总算见到了据说见不到的“二期”副指挥长马家源。他那圆脸上不经意地梳着个学生头，我想当年他在东北工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话时，一对黑亮的眼睛正视着对方，虽五十二岁了，然则那么赤诚、无邪。一开口就是投资、利率、金融债券、施工单位。我感觉里，他好似吃块钢、咽块铁就可以无尽无休地“二期”复“二期”。我问及他那年上京请国家有关方面审查攀钢二期工程投资金额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单位申报投资额时打点埋伏，审查单位照例砍去一些，“拉锯”以后刚刚好。但攀钢人实在，投资款项精打又细算了，可没打埋伏。如果也照例地给砍去一些，资金缺口就大了。尽管这笔资金要去贷，尽管贷款利率很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字的投资额，“二期”就干不好，那就对不起攀钢十几万职工和家属，那就成为历史的罪人！马家源突然明白了资本家为什么要跳楼。“二期”只能干好不能失败。可他又不能奢望他带上京的资金预算不会照例地给砍去一些。然而这次不仅没砍还给增加了八百万。马家源立时声泪俱下：谢天谢地！你们对攀钢很理解，感谢大家啦！
马家源对我说到这里，他那对黑亮的眼睛更加更加地黑亮了——蒙上了一层泪水。“不干这事，不会有这心情。”他说，“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大家真正关心企业了。”
后来我听“二期”办公室的曹质说，每天下班时公司都有大轿车接送职工回家。他几次看见马家源走到办公楼前时，车已经开走了。马家源总是忘了下班时间，虽然他腰肌劳损越来越重，常常直不起腰。
我想，曹质看到马家源老是误了班车，那么，曹质自己又是什么时候下的班呢？
风险就是责任。总工期是死的，工期的“后门”是堵死的，只能在前边压任务。1988年1月，美国匹兹堡的华盛顿公寓1610房间和1513房间，被六个攀钢人包下了。带团的一看就是个攀钢形象：大个、大手、大头、大眼、大鼻、大嘴、大嗓、大气。一笑，嘴弯成大菱角。一开口，空气发出震动波。1965年的山东大学毕业生，现在的攀钢自动化部工程师綦炘。为二期工程培训的这六名技术人员，个个是工作型的。然而若不是在攀钢，他们未必轮得上。老三届的张中元，是恢复高考后才上大学的。毕业时三十四岁，今年四十二岁。爱好：有活干。原吊车司机、1983年的电大毕业生晏家辽，年方三十四。爱好：有活干。一行六人在美学习四个月，只晏家辽出去“逛”了一次——“逛”进了医院。大家想想到了一次美国没尝过一只汉堡包，不像话。“拼了命”一人吃了一只。这是他们学习期间的全部享受。临回国前夕还在车间干到夜里。车没了。走很远等很久才有车。那，第二天要离开美国，来得及收拾行李吗？“有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塞进箱子就走。”他们说攀钢借了外债，他们不这么干就是失职。1988年10月，一台高炉计算机从美国运到攀钢。根据合同，到时美方来负责开通。但是綦炘们拆装了，调试了，备用程序做好了，每一步做到万无一失了。美方来人只需一合闸就行，事实上是綦炘们一切做完了让美方来认可。1989年，又有两台十年前从瑞士引进的风机要调试。请兄弟单位也请不到，因为时隔十年有关资料如何能找到？瑞士方面认为：在风机领域你们是小孩，我们是大人。所以总要请他们来安装调试。当然那需要大约十万瑞士法郎。攀钢人说，我们自己来安装。张中元领着三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组织风机调试。1987年毕业的，1988年毕业的。一根线接错了。哦，是把原本对的弄坏了，还是把错的没拿下？三个大学生为每根线作记录查问题，三十六小时过去了，四十八小时过去了，七十二小时过去了。“五一”节是三个大学生之一的小庞结婚的日子。綦炘一看，小庞怎么还在鼓捣风机？“你今天不是结婚吗？”“我不来不放心。”“不行！今天不准你来！这就用车把你送回去喝喜酒！”綦炘还在说小庞，张中元说三个大学生中的另一个——小雷今天上午约好相亲，可小雷还在这里。那姑娘到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綦炘说，没有这些小伙子，他是决不敢对赵忠玉打保票的。后来任务越压越多，他手下没人了。有一个正读函授的中专毕业生小曾。綦炘问她只给一个月时间调试干不干？曾姑娘说干。綦炘说，好，我给你做后盾，我让你带两个二十一岁的小青年。
这些有福的青年啊！我看到了那个小雷。二十二岁，正是“文革”开始时生人，典型的“文革”名字：雷卫东。长发，大眼，一笑像个瘪嘴布娃娃，很小很小。然而我想起“五一”那天一个姑娘站在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熊猫馆
我一见攀钢的高工胡庆冒，一愣。他的眼镜片把他的眼睛放大了许多，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用一个放大镜看他似的。或者说我把他放在一块放大镜下观看似的。他说他戴的是高度远视眼镜。原来他的眼睛白内障很重，视力只有零点六。想想还是保住眼睛重要，不如离开高温的刺激，全家调往唐山。赵忠玉好痛快，说你为攀钢出过力，虽然不愿放你走，但你有困难我理解。1985年1月，胡庆冒全家到了唐山。可是，他已经惯于把自己看成攀钢人，从事人熟地熟的攀钢事业他才踏实，离开了攀钢他感到没了依托。妻子更是想念倍感亲切的攀钢，老哭。然而中国人讲面子，好马不吃回头草。
然而他还是给赵忠玉发了信。从他发出信到攀钢为他办妥调回的手续，前后只一周。赵忠玉回信说，欢迎回来，照样重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等等。
1985年12月，胡庆冒全家搬回攀钢。攀钢给了他两套两居室，他和孩子可分可合。胡庆冒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在攀钢医院都摘除了。如今他戴着眼镜视力可达一点三和一点二。“有十分力就不用九分。”“二期”生产准备办公室主任胡庆冒说。
一切有追求的人所向往的，也就是一个使人获得尊重、使人发展创造力的气候和环境。
攀钢近四年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名额是三百人，但实际投奔攀钢的是一千四百人，超过一千一百人。1989年6月以后，大学生在有的单位有些贬值，攀钢正好多要。赵忠玉翻查他家里那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发现印度这样一个不如我们发达的国家，人口中大学生占的比例还比我们多。我们怎么会觉得大学生太多了？中国的大学生少得很。攀钢现在不积蓄人才，将来怎么开发攀西丰富的共生矿？
攀钢有个归国华侨杨实，国外亲友几次邀他出国定居，高薪聘请。但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攀钢人。他开口便讲攀钢，一站两三小时滔滔讲来。1986年赵忠玉干脆请他到人才引进办公室当副主任。1986年5月，他到北京科技大学要求作一场报告。当时该校没一人报名去攀钢。而且，这之前某企业来作报告，学生走光。校长怕学生听杨实报告时中途退场，干脆找些没有分配指标到攀钢的班级来听。谁知三百来人的听众，当场即有七十人申请要来攀钢。学校立刻接着安排一场千人报告会。杨实二度作报告，申请人过百。但是该校分往攀钢的指标只有六名。最后定下三十二名。6月，杨实去东北工学院，也是无一人报名来攀钢。杨实要求作报告。校方也是担心报告砸了分配就更难了，所以建议先对各系搞分配工作的老师作一场报告。报告一完，校方说你直接对学生讲吧。第二天，一千七百人的报告会，鼓掌十几次，两三小时中没一人退场。《沈阳日报》专题报道东北工学院出现攀钢热。沈阳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纷纷来找杨实。之后，大连电视台又报道大连理工学院出现的攀钢热。也有过叫杨实觉得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次在西安，南方某部门为了吸引学生，送学生很高的安家费，请学生住西安高级宾馆，请学生坐飞机前往报到。杨实从西安打长途给赵忠玉：不行啦，全线崩溃了。赵忠玉说，攀钢不是拿不起这个钱，当然拿得起。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填不满、填不起的。就钱讲钱是没有情的。你还是坚持作你的报告，还是坚持讲攀钢有事业。用金钱吸引来的人，只爱钱，用事业吸引来的人，爱事业。好，杨实继续讲事业，大学生继续来攀钢。攀钢已有大中专毕业生九千人。杨实每年收到成千封大学生要求来攀钢的信。后来更是成双成对的学生找他，要求孔雀西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