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员素质，专门人才还没有去孙超公司的，总怕国家政策变，对非国营单位，还是从旁边帮帮忙吧。论业务经验，马玉书1985年11月第一次给孙超看豆粕、豆饼碎时，孙超问这是什么。什么？孙超这个出口大豆的人连这都不懂？但是1986年1月13日，孙超就出口了四千七百五十吨豆粕，1月31日又出口了五百一十九点七吨豆饼碎，2月11日，还出口了四千八百八十三吨豆粕运往美国。论家底，孙超是白手起家。说来说去，他们什么也不行，惟独精神行。我们舒兰什么都比他们强，但是我们缺乏这种孙超精神。
“为什么惟独孙超行，我们就不行？当然这里还有个企业自主权的问题。”
马玉书正说着，有人送来电报——又是孙超打来催货的“最高指示”。
马玉书指着电报：“孙超公司是有眼力的，他们是在可靠的地方建立了商品根据地。”
舒兰方面的人士和“东北游击队”抽了一屋子的烟。烟雾缭绕，熏得我眼睛发酸，好像在烽烟弥漫地打地道战似的。
这一带原是革命根据地——东北抗联游击区。抗联第五军向舒兰前进途中，妇女团八名女战士在弹尽力竭后，唱起《国际歌》，投进江水。八女投江，英雄气长。“奴隶们起来起来！”1949年我们从饥寒交迫中解放了，现在要从封建和愚昧的交迫中，从积习和惰性的交迫中解放出来。
我又到孙超公司的另一个商品基地——黑龙江兴隆镇。
这里水泥厂门口堆着成捆的树木，可惜是当劈柴用的。这儿附近的通河出木材，可是这儿的擀面杖要从外边运来。这儿附近的巴彦出秫秸，可是这儿的芦苇席也要从外边运来。秫桔呢？烧火了。
据说这里的农民有吃有穿了，温饱解决了，别的就想得少了。有些人手中其实并没有什么钱，可是对挣小钱还看不上眼，觉得解不了穷气，闲下来不如赌博。
“为什么赌博？”我问。怯怯地，自知问得幼稚，但不知道的又不能不问。
“为什么？”当地人反问我，“这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的，所以咱东北农民就该受穷。”
我跟着红喷喷喜笑脸的张军爬进一个发货的窗口。我不明白他那大长腿是怎么一下就穿越过去的。然后他又拉开一个小卖部的窗户，大长腿往窗台上一蹬，就跃进了兴隆镇车站。
捷足先登。
我便感到张军他们可以进入兴隆镇的任何一个窗口和门口。
他们打进的决不仅仅是兴隆镇。
兴隆铁路信托贸易公司经理李文生，告诉张军货没了。张军立刻说，离此地一百多里地望奎县有货。只是还没通火车。
李文生，这是一个见上一面就会忘掉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自觉不自觉地不希望人家记得他或是不认为人家应该记得他。
“大奎、张军、陈荣他们天天晚上从长途里了解商品信息，了解全国的平衡价格。别人跟我要货，我说没货了，别人就走了。可他们三个年轻人会天天盯着我，天天给我提供货源信息，会催着我跑到货源基地。我们这里原先时间观念差，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在孙超公司的人身上体现得特别强烈。他们使我年轻了。
“孙超说，中国人有本事的不赚中国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我想是啊。现在我们和孙超公司是后方和前方的关系。他们公司如果不能往好的方面有大变化，我们公司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我们公司想大干一番，还希望他们公司有个大发展。”
一个实打实凿的东北人。
联营也好，横向联系也好，都是利益的结合。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对利益的阐述，今天“出土”了。山东人说：“一个箩筐一杆秤，感谢老邓。”河北人说：“一辆摩托两个筐，赛过紫阳和耀邦。”（指摩托长途贩运赚的钱赛过中央领导的工资。）黑龙江人说：“老两口，小两口，领着孩子带着狗，高高兴兴往地里走。”
和我说及这些见闻的，是黑龙江乡镇企业联合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张铁君。他三十几岁，眉毛微挑，大眼微吊，高鼻微钩，一头乌发，一身蓝黑色，给人血气方刚感和分量感，人称少帅。
我们坐在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屋里，一只只喝完了啤酒的易拉罐，被仔细地起掉了盖儿，成为苏传树他们的茶杯和牙杯。
办事处一无派头，偏偏独具吸引力。譬如这位少帅，对上有省政府办公厅、财政厅，对下有七十八个地、市、县，三千三百个乡，两万九千个企业，财权在握。一上班，找他的人就如在门诊部排队看病的人那么多。总的来说都想富起来。但是到底怎么富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秦皇岛和孙超相遇。两人“开拳就打”：这次来是做什么的？和孙超一夕谈，少帅便感叹起来：我愿意和比自己聪明的人做生意。我可以学到东西。他们赚了钱，我也不会吃亏。如果和没有活力的公司做买卖，往往是一次性交易——这一把赚了就赚了，赚不着就亏了。
“搞事业的人必须和搞事业的人一起合作。要想国家赚大钱，只有大家都赚钱。”
“你们这次的货物，还是请少帅派人，我们共同验货。”苏传树走进屋来，“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行。”少帅稳稳地吐出这个字，“真正做贸易，往往彼此提的方案比较接近，不在小地方搞拉锯战。”
“那是互不放心。以后，我们双方还可以搞电报确认。”苏传树说。
电报确认，贸易双方不用见面，电报就起法律作用。自然这贸易双方得互相熟知。
苏传树转身问我：“你知道我和少帅认识多久了？加起来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哦？
“孙超公司的风格和效益，国内很少，很少。我见到的目前就这一家。”似乎喜怒不形于色的少帅激动起来，“我对孙超一见钟情。真正的商人就应该像他这样掌握国家政策、经济规律、商业道德、世界行情，熟悉金融、运输、质量标准、包装加工等等。商人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
改革尚有方向，且无边无际。从事经济改革，还要涉猎社会、心理、科技、风俗、文化、国情等等领域的探讨。成功的商人也是人才。
大商人就是人才。
商品经济的冲击力，冲击着封冻的北国。
北方封冻的时间长，传统意识比南方顽强。绥化列车段六百五十七人的总支书孙福礼，1984年很认真地清除了“精神污染”，不准留长发、不准穿高跟鞋等等。
管头管脚。
孙福礼，绥化名流。“我这身服装是今天才穿的。”他对我说。哦，他今天穿的是——软塌塌的西服。
这种西服不是太平常了吗？
这，似乎只是衣服，而不是服装。南方和北方的开化度有别。
1985年底，铁路改革，以路养路，层层包干。12月，哈尔滨铁道贸易公司绥化公司成立。孙福礼由书记生涯进入经理生涯。他开始经理生涯的当天，大奎、陈荣、张军来找他了。三头烫发，三双高跟鞋。孙经理毕竟刚从清污染的书记演变而来，自然地、自觉地要抵制这些卷曲的长发和高高的鞋跟。
不接待。
你可以不接待。他们也可以不罢休。
“我的儿子就像他们这么大。”孙福礼笑着，“我们做生意的双方，是麻秆儿打狼，两头害怕。客户想找可信赖的货主，货主想找可信赖的客户。互相怕对方没有信誉，不成生意。孙超公司在东北三省只有二十四个外贸人员，去年创汇七百三十八万美元。利国利民啊！孙超们的效益对我们东北是一种刺激。就说这几个孩子，老来磨！讨价还价起来还犟得很！我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诚实、本分，也教育了我。穿衣打扮各有所爱，不是什么污染不污染的问题。孙超在绥化办事处的主任不是吴继宽吗？好，我对吴继宽说，现在我来当你们绥化办的主任吧，这里的货由我来安排。”
这位绥化名流好像有安排一切的特异功能。“你明天的日程由我来安排。”他对我宣布。他是不由分说的。
我得由他来安排？
一切被动的、盲目的、愚昧的、狭隘的意识，是依附在陈旧的生产关系上的。
自主意识，是依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的。
我到东北农村的大豆基地寻访自主意识。
现在，铺天盖地地包围着我，重重叠叠地压迫着我的，就是孙超大豆。
一位小脚老妇，扭着八字步，双臂张开着，像在豆海里划船似的向这边走来。
这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农舍。破筐、破箱、破缸全堆在破屋外——没有院子，只有屋外。
三个女孩敞着光光的胸脯，披着大人的破袄，稚嫩的小细牙啃着老掉牙的老玉米。
只有一个新气象——一辆崭新的拖拉机。这家花五千元钱买来的。
这家的主妇，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从一个塑料口袋里掏出烟丝卷着：“嗯哪，现在我们钱是有了，就是舍不得吃，得留着盖房。我们一家有四十五亩地、五口猪、三个小孩，就一个爷们顾不上！嗯哪，顾不上啊。这些孩子身体好，往死里揍也不病。你问我承包？承包好！不用瞅人脸儿了，挣多了都是自己的。嗯哪，嗯——哪！”
很好。不用瞅人脸儿了。经济的自立带来精神的自立。嗯——哪！
具有独立精神和自主意识的人拥有今天。
黑土地上的孙超大豆啊，涌向天边，浪拍地平线。
自主篇
独立的、自主的劳动者，是搞活经济的基础。
孙超公司的货物很多是从塘沽港装船出口的。但是这个塘沽办事处却只有三四个人——三四个独立自主的安庆人。
六十五岁的杨林生，皱巴巴的皮肤和皱巴巴的衬衫。他坐镇、管账外，又当爸又当妈地给另外两三个快乐的单身汉做饭。早上烧好开水、熬好稀饭后喊一声：起床了，干事了！饭后吩咐：今天该你洗碗。
墙上胡乱贴着美人像，小伙子们的世界里少不了会有美人。可是安庆姑娘谁愿意找个牛郎？墙上那些美人都在笑，笑话这帮痴心的傻小子们。
笑什么？众牛郎在一起不也是一个家？这不，地上有一只饭锅，一只炒菜锅，一堆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方便面，一瓶酱油，一块案板，一把切菜刀。文件柜里有盐罐、咸菜和一大碗煮黄豆。绳子上搭拉着衣裤，痰盂里充塞着烟头。
显然只能用仅有的油和盐做出最基本的饭菜。不过也就是1986年才有这个条件。以往只有一只电热杯。一次能泡一包方便面，大家轮流吃。一包方便面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能吃个半饱。要想吃饱么，对不起，都得等下一轮。
过春节时在电热杯上放个罐头蒸热了吃。罐头蒸热了，造成里外的压差，一开罐头，嘭的一下肉汁溅你一身。哈哈哈哈！
春节是众牛郎最忙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人家都休息了，车皮好找些。1986年春节，塘沽办事处二十多岁的经理王海急得哭了——火车把货运来了，装货的船也到了，货不及时运上船的话，船多停留一天，就得付两千美元的停港费。可是节日里上哪去找那么多汽车把货从火车上运到船上呢？
塘沽这里有个老习惯，大新年的怕出事，闹个不吉利，过年只求人车保平安，所以司机把车都封了。王海跑到大街上拦车：跑一趟车给四十元！跑两趟给一百！
这个高价自然是王海的即兴创作。
孙超公司的各个部门好在都有这种自主权。王海他们才能在春节集聚起百十辆汽车。当然，即使罚停港费，罚的也不是孙超公司，而是请孙超公司代办出口这几批货的单位。可是公司的信誉、国家的信誉会不会打折扣？
王海，清瘦的长脸，规正的长发，丹凤眼，高鼻梁，加上一件纯白猎装，像一个勤勉的书生。然而他是一个“拳打脚踢”的经理兼司机。他原先是办事处的司机。苏传树常坐王海的车到处洽谈、办事。可是，跑一件事为什么要耗两个人工呢？一个自负盈亏的公司处处都得讲成本核算。苏传树干脆把每个环节的事都教给司机王海。光是货物到塘沽后的收费就有三十来项：商品进出库费、卸车费、装车费、封垛费、拆垛费、漏包整理费、篷布费、商检费、质检费、集货费、代理费、进港汽车运费、车台费、油驳费、装船机费、吊车费、船带费、船上整理费、吨存费、港理费、服务零工费、起费、船舱倒货费、港务费、港内整理费、长途运输代理费等。三四个月后苏传树完成了金蝉脱壳的程序，让王海当了“塘办”的经理兼司机。
孙超效益已经渗透到公司上下的筋络里了。
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每个成员的头脑，发展每个成员的自主意识，是对体制合理度的最好检验。
能力的优势，人才的优势，效益的优势，归根结底是体制的优势。
过去我们常常以国营化程度和企业的大小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先进与否。结果在公有制的大温床里培植了权力剥削和官商作风。《光明日报》1986年7月13日报道，花费国家巨额外汇进口的仪器设备等二百多批货物空运到上海虹桥机场后，长期无人提取，最后将作为无主货物交由海关折价处理或销毁。
体制病。
经理兼司机王海开车把我带到塘沽码头。各国轮船不见头尾地在这儿排着，好像要顺着地球的边沿拉起手来似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企业的自主，呼唤着人的自主。没有自主的人就没有自主的国家。乃至五十三年前，1933年，国民党和日本关东军在塘沽签订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退出延庆、昌平、通县、顺义、宝坻等地区，使日本人得以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日军大批物资自由地从塘沽运进。远处那些圆筒仓库便是当年日本人的仓库。
我们今天搞商品经济，不是因为商品经济有几条几点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商品经济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是规律，不管其优越不优越都是不可逾越的。
当然，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在封建主义的营养液里浸泡千年的国家来说，实难容忍。封建主义是本能地惧怕被商品经济吞噬的。
商品经济一步步的发展，便是一场场看不见的战斗。
9月底我走进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简称哈办），又想起2月7日在哈办拉开的全方位审查孙超公司的一幕。问及苏传树。“你不是都知道了吗？”他一愣，似乎一下没法把脑子从9月拉回到2月。也不想拉回。因为2月已经过去了。审查的结果是，孙超公司经过南到深圳、广州，北到黑龙江的审查而立于不败之地，愈发地有信誉了。现在操心的是9月，因为9月开始，“东北游击队”开始实行新的承包方案。
9月以前，孙超公司的经营，是层层有自主权的。但是分配制度却是大锅饭式的。也亏得是大锅饭，否则“问题”更多，2月更不好过。民间企业出小锅饭的经济效益是应该的。搞小锅饭的分配制度那就该查你的问题了。多劳有理而多得有罪。经营和分配的不配套，精神和物质的不协调，企业里终究会萌生小锅饭的需求和大锅饭的作风。
孙超的思考是电脑式的——思考结果立刻在终端上显示出来。
公司决定，9月开始取消“东北游击队”每人每天一元五的津贴，改成每发一吨货（从搞到货到发出货）个人提成七角五分的费用承包——包括误餐费、车费、旅馆费、业务费等等一应费用。
苏传树在哈办宣布了这个提成包干的新方案。大家看怎么样？
李大奎双手往两个裤兜里一插。
——干！我承包！我带人承包！
——那你10月到12月承包多少？
——我还没底。
——没底你就别承包。
——两千吨吧。
——就这么点？要是搞这么点货我就不需要你了。你讲吧。你能搞多少吨？
——五千吨。
——大奎，你想，如果你只承包两千吨，如果有人承包两万吨，那么我调拨资金的时候，人家得百分之百，你就只能得百分之十。没什么别的了吧？好，下一个。你打算承包多少？
——别人能承包多少，我就能承包多少。绝不少于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