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梦霞，真正的节日不是中秋，不是元旦，不是春节。哪天孙超突然出现在家里，哪天就是节日！
孙超一进家门就挑动三个孩子“闹事”：“我在外边，妈妈就给你们吃这一点菜啊？毛毛、二毛、辉辉，妈妈有没有给你们吃过一种叫鸡的东西？你们知道鸡是什么吗？”
“是不是天上飞的？”二十出头的毛毛故意瞪大了眼睛。
“好像是水里游的？”十好几岁的辉辉把眼睛睁得更大。
“你们的妈妈什么好的都不给你们吃啊？好东西一定给她锁在柜子里了。现在我要让妈妈把柜子的钥匙交给我。你们说怎么样？”
“爸爸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我说把柜子里这些东西全吃了。”
“吃啊！”
没有时间从精神上、思想上给孩子营养，只能希望在家时看到孩子的营养好一些。尽管现在最应该注意饭食的恰恰是他自己。他早上一起床，梦霞即使还在做梦也得一跃而起直奔厨房。必须在他穿衣、洗漱的时候做好早饭。否则他拉开门就走了，而且还绝不愿花工夫在街上买来吃。这不，他已经打开门了，拉着门把手：“我不吃了。我走了。不吃了。”
这是个一分钟都等不得的人。梦霞赶紧一边哄着他，一边把早饭摆上。孙超三口两口地吃了。
“这就吃完了？再吃一点！”梦霞无望地求他，“再吃一点啊！”
孙超像个不讲理的淘气孩子似的，把筷子往地下划了几下——筷子都脏了，还能吃吗？
“嗳，你冬天的皮棉鞋怎么不见了？”梦霞拦着他。
“好像……在家里。哦，不对，不对，是在……哈尔滨！”自然不能说在家里。梦霞找不到鞋的话，他又该挨说了。皮棉鞋在哪儿？天知道，东南西北的不定丢在哪家旅馆里了。
“皮棉鞋在哈尔滨就好，没丢就好。”梦霞的梦幻色彩给她的生活增加了多少暖色，“嗳，你的裤子怎么这么大？”是啊，她缝的裤子都是很合身的，这条裤子怎么就长大了？
孙超这才发现自己穿了一条卓别林似的大裤子，他立时成了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毛毛，辉辉，你们大家都来看，妈妈给爸爸做的好裤子！裤腰快到我胸口了！”
“这条裤子不是我做的。颜色不一样，布也不一样！你又是拿了公司哪个人的裤子自己穿上了？这么大，是苏传树的吧？你呀！明天我把你的裤子里边绣上你的名字，你就不会老是穿错了。”
“我到哪儿都是说走就走，谁还有工夫翻裤里查字？”
孙超在三个孩子面前，像他们同年龄的不安分的伙伴；在妻子面前，像一个任性娇惯的孩子。人只有在充满了爱的环境里，才能展现出希望得到爱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
偶尔晚上早一点到家，孙超就要享受一下人生了：“毛毛，给爸爸唱支歌吧。”
毛毛那甜美的脸和甜美的嗓子啊：
青青绿草铺满山冈。
路边开野花。
河水弯弯围绕着它，
就是我的家。
到了家乡还要听这支《家乡》，实在是想强化一下对家乡的感受，实在是回不了几天家乡。还能回几天家乡？这天晚上，孙超又任性了：“梦霞，今晚我要一个人睡。”
准是他又要谋划什么大事，或是又要和公司的人商谈一夜。反正他一回家，就会跟进一屋夜猫子。
梦霞睡在孩子们的大屋里，潜意识里一直有什么不安。好像有一种生物电老在触动她。她明明睡着，可又几次感到孙超好像老是上厨房去。孙超那小屋就靠着厨房。他老上厨房干什么？他往水池里吐什么？
血！一口一口的血。
“快送你上医院！”
“不，不能动我，我不能动了，一动就吐血。”
第二天早晨，梦霞正要去上班，孙超在小屋里喊她：“你可别把我反锁在家里，我还要去公司的。”
“你这种样子还去？”
“你别拦我。”
对于孙超，要不活个彻底，要不就宁可一死。1980年他的肠子上长了肿瘤，部分癌变。变卖了自行车、缝纫机——一切能卖的家当住进上海一家医院。那天上午九点医院要给他动手术。他想想动完这种手术，腰间永远得系一个瓶子，还怎么工作？他从医院溜出来，找到另一家医院，问问还有什么别的治疗法？正巧这儿一位大夫说他做过十一个这样的病例，不动手术而摘取肿瘤。可能要扩散。但若两年没事，就问题不大了。
那今天就给我摘！扩散也没关系。死也没关系。就怕不死不活。
从1980年活到现在，孙超觉得就是死也够本了。
公司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总经理有这段病史。孙超也想不到我会知道。工作以外的事，他什么也没对我讲过，我也没问过。他没有这个时间。
只有一次，我望着精瘦的孙超，憋不住了：“你老这么干，你的胃病什么的怎么办？”
“我没病。”
“你一旦病倒了，就会是大病！”
“所以在病发作之前，我更要抓紧干！”
他总是有理！他还要怎么抓紧？
世界工联在194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就一致提出每周工作时间应从四十八小时减为四十小时（五天工作制）。到1986年，每周工作时间日本是三十九点九，西德是四十点七，挪威是二十八点九。可是孙超公司的人每周要工作几小时？或者不如说每周只有几小时可以不工作？这种非人道的生活！非人的生活！
什么叫人道？什么叫道德？商品经济的被压抑、被非议，产生了商人无道德的传统看法。商人面对的便是层层设防的关卡。孙超们只能在非人道的生活中去实现他们的道德观——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是道德的；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是不道德的。得道多助。公司出口货源得到十六个省、市的八十三家粮油公司、加工厂的支持。运输有铁道部下属五个铁路局、公司联营，港口有天津、大连、秦皇岛、连云港、上海五大港口联营合作，资金有省粮油、省进出口公司全力支持，更有十二个国家、地区的一百六十二家外商、客商成为贸易伙伴。公司靠卖粮难这个信息起家，现在又发现卖煤难。公司开始从粮食出口为主转向了。1986年下半年，签约出口的有大同动力煤十万吨，蓖麻籽三千吨，红薯干两万吨等等。1986年公司预计创汇一千九百五十万美元。要不是三、四月分损失了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当初孙超公司的方针是你查你的，我干我的。只要不把公司搞垮，公司就要发展。如今公司上下以孙超精神和孙超效益，赢得了信誉。
11月19日，孙超的又一分公司——兴华联合贸易公司和美国嘉垦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双方同意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中美联合公司。公司命名为：兴华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经济导报》10月27日第七版的头条文章：《应该怎样认识“孙超现象”》。讲到孙超公司是对“所有制关系变革的一个突破”，报纸用黑体字标出“它不是离经叛道，而是真正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它或许可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社会的承认越发增加了公司上下的信誉感。我走进华安公司。屋子中间一地旅行包。一个个鼓鼓的，铆足了劲儿准备上路似的。华安是孙超公司的中转站。公司外贸人员又要倾巢去搞货源了。公司人人都疯忙，可是在一号忙人孙超面前能说什么怨气？——说不出口。
汤士祥的母亲有怨言。母亲在安庆农村长年见不到儿子。安庆总公司的人帮助老母亲打了一个长途到华安。汤士祥一拿起长途：“哦，妈！”“死鬼！”母亲说。听见了儿子的声音，母亲心满意足了，再也没什么别的要求：“行了！”
她把长途搁上了。
这位母亲真有福气，一点不知道儿子的风险。
命运篇
北京华安。凌晨四点。孙超和苏传树停下了工作。睡吧？睡吧，睡吧。可是，应该跑一趟塘沽？对，得去。这就去！可以坐204路夜班车到北京站。
买到了两张八点开往塘沽的火车票。不行，得赶时间。要想办法挤进六点那班火车。买两张站台票进车站再想办法吧。
北京站管得严。凭站台票不能上车厢。跟车窗里那位旅客借一张车票吧。苏传树把自己的皮包往那位给搞得莫名其妙的旅客面前一塞：同志，请把你的车票借我们用一下。我们必须赶紧上塘沽办急事。等这位姓孙的同志上了车厢就把票还你。我这皮包押在你这儿。我这人也押在这儿！
姓孙的同志进车厢后，赶紧把车票还给人家，把“当”在那儿的苏传树赎了出来。
苏传树只好走出站台等着八点那班火车。
孙超则赶紧向列车员“自首”补票，又熟练地递上六元罚款。自然不是初犯。自然合情合理不合法。自然经不起求全之责。
求全之下，一事无成。
保险不出错，人人都能接受的“改革”，到底触动了多少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