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说，只有亲人才能使死者的眼睛合上。我抚着爸爸的上眼皮，爸爸的眼睛合上了。
这是1974年7月25日早上八点。在这以前，爸爸大约已经有两周滴水不进，全靠输液维持生命。人，和此刻没什么两样。此刻他真的故去了，我反觉得他或许还活着。
我帮他合上的眼睛，刚才还是清纯的。快六十岁的人，眼睛如孩童一般，圆的，清的，不知道保留，不知道躲闪。眼睛只会正着看人，眼角不留余光。只有一次，他头不动斜过左眼睛看我，使劲眨着、扭挤着眼睛，示意我警惕、镇静。那是1968年的5月的一天。我挺着九个月的肚子坐在上海老家的沙发上。只听一阵楼梯响，红卫兵押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右眼睛的周围，已经肿成一个大黑包。我明白，我家的劫难开始了。押解的红卫兵宣布我爸爸是美国特务。这时妈妈回家了，拿了只新买的小奶锅，是为我那就要出生的婴儿准备的。红卫兵说妈妈很可能也是特务。譬如买这只奶锅是想干什么的？
红卫兵开始抄我的家。爸爸已经数天不归，我们是有了准备的。我们把爸爸在各国的照片，全撕了。我最下不了手的，是爸爸在莎士比亚故居前照的那几张。莎士比亚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但是这种照片留下来，爸爸必定和莎士比亚有什么单线联系。撕！
除了照片，再无其他。不仅没有“物证”，就连爸爸的思想，也没有残存一点美国的影响。爸爸是个国粹派。在美国留学几年回来，一样也不买，只带回一小笔美元。美元都放在一只不锁的抽屉里，亲戚朋友在我家随意出入。不久就发现抽屉里的全部美元不辞而别。是谁拿的？爸爸不愿意把人往这方面想，也不愿想这种事——不是因为觉得想也无用所以不去想，而是这类事本来就不在他的心上。
在我的记忆里，家境从来没有富裕过。亲友邻人的孩子，凡对围棋表示出些许兴致的，爸爸一一来教，教到把手头仅有的棋子棋盘送给对方，然后再买一副，然后再教一个，然后棋盘棋子又随学棋人而去。我大弟祖德每次赴日参加围棋赛，日方常送他高级的棋盘棋子，他无一不上交给国家。祖德这个全国围棋冠军的家里，便没有一副像样的、更没有一副“有常性”的围棋。有朋自各方来弈棋，一看棋子没了，爸爸又去买一副不起眼的棋子，又铺开一张纸棋盘。
爸爸常说，钱是最不值钱的。爸爸存不住东西，连钱物带学问。常有学生来家请教，爸爸滔滔讲来，乐此不疲。至于我们姐弟三人，从不很认字的时候开始，爸爸天天早上给我们讲解《诗经》、唐诗之类。我小弟在这方面最有悟性。他六岁时看到雪花飘飘，随口就是小诗一首：“窗外在下雪，屋内在吟诗。吟诗是何人，诗人陈祖言。”后来，我家这位唐代诗歌的传人与国家共命运，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十年不沾书本——种地、筑路。直到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复旦大学中文系要招一名唐代文学的研究生。应考者纷纷，大都是文科毕业生。中榜者却没有读过文科，压根儿十年不得读书，考分偏比第二名多出二十多分。外人觉得大惊。我知道唯祖言得到了爸爸的真传。
爸爸每天傍晚回家，我们姐弟三人近乎条件反射地一个个轮着站到他跟前，飞快地背诵他早上布置的我们其实不解其味的诗词，乃至整篇的《古文观止》、《史记》。我印象最深的是背《项羽本纪》和《滑稽列传》。前者因为是我们背《史记》的第一篇，因为觉得长；后者因为觉得好玩。
假期里，有时爸爸叫我们姐弟上公园去玩玩，但回家时必须各人带回一首《十六字令》什么的。家中来客，客人走后，我们又被迫一人填一首《菩萨蛮》，写和客人的孩子玩的感受。星期天，爸爸常常带上我们三人去看京剧。看到精彩处，爸爸的叫好声气盖全场。妈妈最怕京剧的开场锣鼓，她酷爱电影。爸爸晚饭后打开报纸，说一声：有啥影戏看啊？（老上海管电影叫影戏）全家雀跃。爸爸一看外国电影，不多会儿就睡着了，常有次重量级的鼾声输出，直到电影散场，他很满意地回家了。
我从来没有见他读过外国文学，连西菜他都不吃。家里抽水马桶的水箱上，古文书籍如同手纸一样不可或缺。爸爸“积肥”（他一向把上厕所叫做积肥）时，手不离卷。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兴味，哪怕他活一千岁！
但是，我们的全盘国粹的爸爸无可幸免地成了“美国特务”。后来，他在病床上，也一直在读古文。后来，他不大能说话了，右手的食指，总还在空中书写着毛笔字。
爸爸去世了，周岁五十九岁。
爸爸的眼睛，是我给他合上的。爸爸的嘴，张着，再合不上。这是我难过极了的。爸爸有话要说吧？爸爸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他的遗言，在去世前两周就留下了：第一，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跟着医院推死人的车走。人死了，什么都完了。随便医院把我扔哪儿好了。火葬场，不许去。骨灰，不许要。不许为我费什么事。我生平就喜欢两件事：文章和下棋。下棋，祖德继承了。文章，你们两个（指祖言和我）继承了。我没什么遗憾了。就是，如果我活着，可以帮你们做些家务事，经济上还可以补贴些你们……
这个“你们”，恐怕首先指的是我。当时，两个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家庭，如果其中一方要月月给父母寄生活费，两人还要抚养一个孩子，相当拮据。当然也能活——大家不都这么活吗？我在爸爸遭劫的时候生的孩子，妈妈卖了大衣柜来贴补我。我还是没有钱顿顿吃个菜。当时我在文化馆上班。往往在上午的各种会议结束前，假装上厕所，其实是溜到单位食堂买一只贴饼子之类，啃了，然后又表情正常地坐回到会场里。等会议结束别人都打饭回来时，说小陈你怎么不吃饭，我说吃过了。我不愿别人看我不吃菜同情我，更不愿别人由此又联想到我爸爸被关押……
爸爸的嘴终于没能合上。我想，他是在呼叫我们。他未必再有什么遗愿，社会是不允许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宏愿的。他落拓一生，做诗填词题对联编谜语，有出典，有幽默，家中常有“食客”数人，才子若干。都是同事朋友，只从来没有学校领导级人物。于是从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被贬，竟至到了一个县里的中学。一再被贬，倒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怨言。总是常有他的同事到我家来，总是常有他的学生到我家来。明明当个大学教授绰绰有余，爸爸教县中学照样津津乐道。来兴致时，和同事朋友们可打上一夜乒乓球。记得爸爸有一次干脆脱了鞋袜光着脚大打。他的直拍抽球是很具威慑力量的。有时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到上海的乒乓房打半天，三雄鼎立，各有胜负。偶尔兴来，说去襄阳公园。我们一家五人，走进公园不到二十来米，爸爸说兴尽了，乘兴而行，兴尽而归吧。爸爸活得洒脱。每年夏天即将来临之际，他总是我们看到的上海大街上第一个穿短裤的人。而且总是纯白的短裤。爸爸在家洗澡，从来不关卫生间的门，他说此乃开门整风。
从50年代的整风到60年代的“文革”，爸爸没有不挨整的。一个群众关系极好而不会和领导“理顺关系”的人，只能挨整复挨整。纵然才学过人，偏偏不事权势。知识没有力量，才智任人宰割。爸爸被红卫兵关起来以后，被打，被假活埋，被逼迫通宵达旦地拉板车，被告知出校门修鞋也不能摘去身上挂的黑帮牌。
爸爸被红卫兵押走后，有一天，我正午睡，只听爸爸在喊我。我不知是梦是真，跑到窗前一看，是爸爸！爸爸回家了！爸爸一身褴褛，揣着一块叠起的黑帮牌。他说，红卫兵放他回家住一夜，叫他找一些围棋书带给他们。当晚我发疯似的找棋书。我正在坐月子。跑到窗口书架前乱翻。窗开着，风直冲我吹来。我知道月子里不能这么吹风。但我近乎半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想关窗只想找书，找更多的棋书，去送给迫害我爸爸的人。
爸爸还是爸爸，只讲了关押时的几件事，不无幽默地、画外音似的说：“爸爸排解得开！”
从爸爸上次被押走后，我一直哭。妈妈说，你就要生了，你这么哭，对孩子不好。我顾不上，我顾不上！我心里已全无孩子，只有爸爸！完全不看重生孩子这件事了，所以连生孩子时的痛都感觉迟钝了。月子里，妈妈说我老哭眼睛要哭坏的。我还是哭。哭坏就哭坏！这次爸爸回家了，讲了假活埋什么的，我倒反而没有眼泪。爸爸把所有的劫难都淡化了，还带上淡淡的幽默。
这次劫难，是要横扫幽默的。这个社会，是不让人活得洒脱的。回想起来，爸爸的癌症，从红卫兵半夜把他拉出去挖坑活埋的时候，就埋下了。
我没有办法使爸爸张着的嘴合上。护士们就开始给爸爸换上干净的白衣。护士都对爸爸好，因为爸爸太为别人着想了。爸爸去世前一两个月，已经不能从病床上坐起来了，都是我们扶他起来，搬他起来的。有时我们倒班的间隙，他不巧要上厕所。护士们一再和他说过，一定要打铃叫她们。护士也一再和我说，你叫陈老师别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他要摔了可怎么办？有些病人大事小事的打铃找我们，陈老师从来不打铃，这样的病人真没见过！但是爸爸还是不打铃。一个自己坐不起来的人，居然能硬撑着站起来，硬撑到厕所！极壮实的人，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和一身飘忽的病号衣。
去世前两周开始，他每讲几个字，都要费好大的劲。我们往往只能根据他的口形来猜测意思。往往猜到他说的就是这两个：“回去！”他老觉得把我们都拖累了。他宁可一个人在医院受罪。明知日子无多了，谁不想多见见亲人！可他天天撵我们。有时我从他的表情看出他真是火了——如果我还不走的话。
我在爸爸病床前，七个月了。单位里一再来信来电催我回京。我就是不回。我知道我已经被大会批评了。可以批评我，可以处分我，可就是不回京！我想，只要不被开除，其他怎么都行。我因为爸爸的事，自知低人一等。加上体内有爸爸的遗传因子，离权势者远而敬或不敬之（十多年后我在东京算一卦，第一句便是：见禄隔前溪）。我和爸爸一样，太不把别人的看法放在心上了。所以，任凭十二道金牌来催我回京，我是全不在乎。爸爸一身才学、无穷智慧，尚且如此！我只盼望自己能退休，最好三十岁就能退休。拿一些退休工资聊以糊口，再不上班了！爸爸兢兢业业教学，他的报酬是整、是关、是癌症。我是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把自己缩在家里，去爱我的亲人们。
我洒脱的结果是十年荒芜。爸爸洒脱的结果是完全不谙中国的政治，终被政治吞吃了。
在1974年的初春，爸爸早已住进医院了。祖德回上海看爸爸。爸爸担心自己的病情会影响祖德7月在成都的全国围棋比赛。爸爸平素糊涂，这次用尽力气打起精神和祖德说：等今年秋天日本围棋代表团来，你陪他们到上海时，我们再好好聊聊。祖德从医院回到家里说，爸爸真是糊涂，他哪里能拖到11月啊？！祖德离沪回京后，爸爸说：我真怕呀！我就怕祖德在上海时我会出毛病，影响他的全国比赛。现在好了，我不怕了。我死后绝不要告诉祖德。等他比赛结束后再告诉他。
7月，祖德在成都又一次夺得全国冠军。可惜赶不上告诉爸爸了。爸爸就在全国围棋赛结束前夕去世了。
爸爸去世后，穿上了妈妈为他新买的毛衣。爸爸生前，早就没有一件毛衣。只一件儿子穿过的、上面印着“一少体”字样的天蓝色球衣。以爸爸之洒脱，毫不在乎五六十岁年龄和“一少体”之间的反差。他少送两副围棋子，也就可以买件毛衣的。他只是所求无多。只要少一些整风之类，他本也可开口诗文地活得成仙了一般。
我望着爸爸的遗体。我想，如果科学再发达，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可以使时光倒回去看见自己已故的亲人们，或许又能看见爸爸？或许爸爸的物质又可以重新聚合起来形成爸爸？我这个想法一经产生，越想越觉着可能。以后在半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企盼着爸爸在我眼前显现，倒也屡屡显现了，好多年后还屡屡显现，不过是在梦中。最常见的，是爸爸病得很重，病了好久了，而我一直没去看他，我怎么可以不去爸爸身边哪？！我这个难过、这个自责啊！
1974年7月25日，这一天结束了。爸爸从这个难得洒脱的人世中解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