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办案人员本来只是很不经意地查看了一下被调查者名单，却极其偶然地发现其中一士兵的妻子名叫“鹭鸶”——鹭鸶·格林拉斯。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鹭鸶和她的丈夫戴维就曾住在哈里所描述的奥勃奎克市海尔北街209号。
1950年6月15日，戴维·格林拉斯被FBI的人堵在了他在纽约市利文顿路265号的家中。当时，格林拉斯太太鹭鸶正因烧伤住院。两位办案人员乔恩·路易斯和里奥·伏鲁特金将戴维带到FBI，在那里，他被连续审讯8小时。
同一天下午，费城那边，理查德·布任南和司各特·米勒让哈里·哥德辨认戴维·格林拉斯的照片，哈里闪烁其辞，不作正面回答。理查德和司各特又给他看海尔北街格林拉斯家的照片，这一次，哈里点了头。两位办案人员马上向纽约方面电告了他们的审讯结果。
是日晚上9点25分，戴维·格林拉斯招供。16日凌晨1点32分，待戴维在他的供词上签字后，乔恩和里奥向他宣读了《逮捕令》。
在对戴维的背景调查中，FBI的官员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原子弹间谍网”与最早被怀疑的两名海军部工作人员麦克斯·易里奇和约奥·巴尔之间的联系——戴维的姐夫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是麦克斯和约奥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同班同学。办案人员回头再审戴维，果然，戴维说，尤里乌斯也参与了他的那些特务活动。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1950年7月17日，尤里乌斯·罗森伯格被捕。不久，他的妻子、戴维·格林拉斯的姐姐依莎儿也遭逮捕。
FBI的推理很简单，尤里乌斯的小舅子是间谍，他的两个同学朋友是间谍，他能不是间谍吗？而且，尤里乌斯还不只是一般的间谍，他是两个不同的间谍网——“原子弹网”和“海军尖端武器网”之间的联接点。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生于1918年5月12日，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家庭中的第四个孩子。罗森伯格一家住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东区一个贫穷的犹太人聚居区里，尤里乌斯的父亲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母亲理家。尤里乌斯自小体弱多病，但天资极聪颖，刚会认字不久，便迷上了一般的小孩子不会问津的宗教。老罗森伯格夫妇也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奉一份教职，成为犹太教中受人尊重的教士。
15岁那年，某日，尤里乌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一群人聚集街角，中央的高台上站着一个人，正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说美国西海岸的共产党领袖汤姆·穆尼因组织一次工人示威而无端被警方逮捕入狱。尤里乌斯听了一阵，便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暑假打工的全部节余，一共50美分，放进了为穆尼案募捐的箱子里，又主动要求替演讲人散发传单。
尤里乌斯将不同内容的传单各留了一份，带回家中逐字阅读，其中有关于汤姆·穆尼案的，有揭露社会弊病的，也有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上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深入人心，从此，尤里乌斯放弃宗教，开始定期参加当地共产党组织在一家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并很快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即二战前夕，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属于合法组织。由于在当时的世界上，苏联是唯一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美国民众中便有人喜欢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等笼统地称为“亲苏派”。
1934年，16岁的尤里乌斯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工程学院。该校不仅免学费，也是当时年轻人的政治活动中心。1936年，尤里乌斯参加了刚刚由美国共产党和其它社会主义团体联合创立的“全美学生联合会”。
大学期间，尤里乌斯在一家小商店里兼了一份课余工作。小商店开在一个比曼哈顿下城东区还穷还破还乱的贫民区里。一天晚上，就在小商店门外狭窄泥泞的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撞倒了一个黑人，血流如注。尤里乌斯帮忙将黑人抬进小商店里，又帮忙打电话要急救车。对方一听尤里乌斯报出的地址，一听受伤者是一位黑人，讲话的口气中马上透出了冷漠和不耐烦。急救车磨磨蹭蹭，过了一小时才到。其时，黑人已经因严重失血而咽气。
事后，尤里乌斯在一次青年团的会议上说，他当时一边打扫着死者的血迹，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不要忘了这位“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牺牲品。在尤里乌斯看来，急救车未能及时赶到不仅仅是“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拿人命当儿戏，就是一种“犯罪”。尤里乌斯说，这次事件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1936年12月，在为美国海员大罢工举行的一次募捐活动中，尤里乌斯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依莎儿。
和尤里乌斯一样，伊赛·依莎儿·格林拉斯也是在曼哈顿下城的犹太区里长大的。依莎儿生于1915年9月28日，她不喜欢她的第一个名字“伊赛”，就自作主张用了中间的“依莎儿”。依莎儿是格林拉斯家的大女儿，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山姆、戴维和勃尼。
和尤里乌斯一样，依莎儿天资极聪颖，不但成绩全优，还连跳两级。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出类拔萃并不总能得到父母的褒奖和鼓励，依莎儿的母亲苔丝就经常唠叨，数落她的独生女儿“太爱抛头露面”。特别是，依莎儿还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从九岁起就在学校的各类演出中频频登台。依莎儿儿时的梦想是长大了做一名演员或歌唱家，还要上大学。
然而，自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粉碎了千千万万人的梦想。1931年依莎儿中学毕业，正赶上美国人的失业高峰期，依莎儿费尽周折，才在“纽约货运公司”找到一份只能拿最低工资的工作。依莎儿一面上班，一面继续利用晚上和周末参加演出。一天，她在某富人区的垃圾箱旁发现了一架人家扔出来的旧钢琴，宝贝似的请人搬回家去，自己学着弹。1935年，19岁的依莎儿被纽约司科拉·堪托伦合唱团接纳，成为当时该团250名成员中的最年轻者。
但是，依莎儿在货运公司的工作并不称心，因为那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不合理的事”，比如，男女同工不同酬，比如，老板的亲信狗仗人势，对他人颐指气使，比如，工人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任由工头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等等等等。依莎儿参加了工会，参加了工会组织的罢工，并很快成为积极分子，成为罢工委员会委员。
一天晚上，罢工委员会开会以后，就在公司的大门口，依莎儿和其他委员们遭到了一群恶棍的袭击，致使多人重伤。不久，罢工结束，工人们回公司各就各位，但罢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却被老板开除。委员们请全美总工会出面为他们打官司。事情进行得非常不顺利，等到几个月后法院责成货运公司恢复工会领袖们的工作时，依莎儿已迫于生活的压力，开始到别处上班。
渐渐地，依莎儿在工人运动中唱出了名气，她只在堪托伦合唱团呆了一年便退出，转而投身于各种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演出。1936年12月，依莎儿接受国际海员联合会的邀请，在为美国海员大罢工举行的募捐活动中演唱。那天，她只身到达演出会场，离开时，身边多了一位男友——尤里乌斯·罗森伯格。
从此，依莎儿和尤里乌斯一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和示威等活动，尤里乌斯也经常在放学以后去格林拉斯家依莎儿的房间里做功课。据说那时候，15岁的戴维·格林拉斯对他未来的姐夫崇拜得五体投地，言必听计必从。
1938年夏，尤里乌斯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并获电气工程学士学位。1939年6月18日，依莎儿与尤里乌斯·罗森伯格结为夫妻。同年12月12日，尤里乌斯正式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在他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放了一张党员证。后来，有很多人证实依莎儿也是共产党员，但官方始终没有查找到她的有关身份证明。
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1940年6月，罗森伯格夫妇搬到华盛顿特区，依莎儿进商业部做了秘书。同年底，等尤里乌斯终于在美国陆军的军事信号部队谋得一份见习工程师的职位后，夫妻俩又迁回纽约。
根据军队的有关规定，1941年1月和3月，尤里乌斯被两次传讯到陆军部的“忠诚听证会”，实际上是对就职人员的背景审查。当时，由于局势的恶化，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团体逐渐转入地下，所以在那些听证会上，尤里乌斯没有就他的政治倾向和共产党人身份据实作答。1942年10月，尤里乌斯被提升为助理工程师。不久，依莎儿也在一个战争期间的国民自卫组织中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
罗森伯格夫妇有了稳定的收入，还租下一套不错的公寓，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而且每间房间都通暖气，这是依莎儿和尤里乌斯以前从没有享受过的奢侈。1943年3月10日，他们的大儿子迈可·亚伦·罗森伯格出世后，依莎儿体质减弱，且常伴有头痛头晕等症状，尤里乌斯又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差，夫妻俩便请了一位钟点工爱维琳·卡克斯每周三天来家里照顾小孩和料理家务。
1945年初，冷战将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准备与苏联对抗，一方面在国内开始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便是军队和各政府部门。1月，联邦调查局向陆军方面送去了两份关于尤里乌斯的材料，一是他的共产党员证书，一是他将组织关系从华盛顿特区转回纽约的介绍信。在军方的“忠诚调查”中，尤里乌斯再次否认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这一次，陆军部证据确凿。2月10日，尤里乌斯被通知停薪停职。3月26日，军方正式宣布开除他公职。不久，尤里乌斯进了一家私营企业艾摩生无线电公司，当上了那里的助理工程师。
罗森伯格夫妇的厄运接踵而至。二战停战，进入和平时期后，美国不少电气公司失去了与国防部的合同，人手过剩，非大规模裁员不能维持。尤里乌斯只在艾摩生公司干了几个月，便于同年底再遭解雇。这时候，依莎儿的弟弟戴维·格林拉斯已经从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蒙返回纽约。1946年，尤里乌斯、戴维和依莎儿的小弟弟勃尼合伙开了一间机械加工作坊，冠名以“G&R工程公司”，其中的G和R分别代表格林拉斯和罗森伯格的头一个字母。但因经营不善，G&R工程公司不久即关闭。以后的两年，他们又试着办过各种小型企业，皆因不挣钱而难以持久。在此过程中，三个人因为意见不合而经常争吵，矛盾加剧。1949年8月，勃尼率先退出，不久，戴维也中断了与姐夫的合作。
1947年5月14日，罗森伯格家的二儿子罗勃特·哈里出世，依莎儿从此不再上班。在她的两个弟弟退出后，依莎儿将孩子们送到街对过一位老太太那儿，自己到丈夫的工作间里帮忙打点。此时，罗森伯格家已经负债累累，依莎儿先是在附近的店铺赊账，后来只能向邻居借粮度日。但不管日子过得多艰难，在街坊们的眼里，依莎儿和尤里乌斯始终不失为一对疼爱孩子的好父母。迈可·罗森伯格至今还记得：“我父亲常带着我坐地铁、坐火车兜风，陪我一起玩球、玩扑克。我妈妈对她的打字机一向是很爱惜的，但她允许我在上面敲敲打打。”
直到1950年夏，罗森伯格夫妇相继被捕，他们的家庭便告破裂。
1950年，也是美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出笼之年。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升级，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亚洲等国的节节胜利，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的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把炮弹直接打向了国务院”。
1950年2月9日，由威斯康星州选出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借纪念已故第16届总统亚伯罕·林肯诞辰之际，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市发表演说，称美国政府中有205名共产党人“正在草拟和制定着国务院的政策”。上了麦卡锡黑名单的人后来被逐一宣到国会相关的听证会上，麦卡锡参议员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或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等等。在彼特·顾德恰尔所著《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假如你承认是共产党员，他们就说：“啊哈，逮个正着！”假如你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他们就说：“啊哈，他不敢承认，定是共产党无疑！”假如你否认，他们便抛出五花八门的所谓“证据”，让你有口难辩，然后就说：“啊哈，他还撒谎，罪加一等！”总而言之，到头来，黑名单上的205人无一能幸免于难，轻者失业，重者坐牢。
这些听证会通过媒体传遍全国，朝野各界一阵纷纭哗然之后，随即陷入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除各地方政府中的高官要员外，一些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乃至好莱坞的影星、棒球队的球星等纷纷落马，就连平日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也不知何时便会有祸从天降。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一位电台女记者找到一家中餐馆老板，想请这位华裔帮忙制作一个关于中国的节目，结果被某顾客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后报告给了警方。女记者和老板皆被拘押14天，原因仅仅是他们“谈论共产主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沙丹纳，一3岁小女孩受聘为社区学院大学生们的艺术课做绘画模特儿，校方在给孩子母亲的通知书上说，小姑娘必须签署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诚誓约》，否则不能领取酬金。
因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而衍生出的若干“亲苏派调查”，矛头直指所谓“盗窃美国机密的苏联间谍”，其中有三宗在当时极为轰动的案子。一是1948年底，《时代周刊》资深主编韦塔克·钦伯斯指控政府高级官员奥吉尔·黑斯私通俄国人，出卖情报。奥吉尔曾历任国务院要职，包括助理国务卿，并参与了筹建联合国的工作，以及在二战期间安排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的“三巨头会晤”，在美国国务院中有“总统耳目”之称。当时的加州参议员、有律师背景的理查德·M·尼克松自告奋勇为原告韦塔克辩护，致使奥格尔被判刑五年，而尼克松本人则一举走红，声名大振，于1953年当上了德崴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
奥格尔入狱后，黑斯家家境艰难，黑斯夫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家书店找到一份薄记秘书的工作。雇主事先与黑斯夫人讲好，她只能在地下室里上班，以防万一被人告密。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第37届总统。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丑闻下台后，奥格尔·黑斯曾多方奔走，试图为自己翻案，但终究未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