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季拉德的妻子蓓蒂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新婚不久的西璐儿正跟丈夫商量着买房，年届60的薇俄莉特正在考虑退休养老，把幼儿园交给儿女们打理。9月12日，警方逮捕了季拉德·亚美罗特，抄走了办公室里的档案资料，并于当天关闭了费尔萨科日托中心。接下来的做法便是以麦克马丁案为样本的标准操作程序：开家长会、发调查问卷、请专家讲解儿童遭到性骚扰后的各种症状：尿床、做噩梦、胃口不好、心情烦躁等等。
办案人员对家长们说：“回去好好问问你们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否认，就换一种方式继续问。”又说：“上帝诅咒，你们谁要是站在了被告一边，你们的孩子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孩子们不仅在家里被父母盘问，还被带到警署、医院、少年儿童保护处等地，接受办案人员、民政部工作人员、公诉方成员、医师、治疗师等等的面谈。大人们先是使用在小朋友中盛行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里的卡通人物木偶，收效甚微。密德萨克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拉瑞·海顿专门去了一趟加利福尼亚，到起诉“著名的麦克马丁七人案”的洛杉矶检察长办公室登门取经。尽管回来以后也借助了裸体木偶等辅助性手段，但正如墨尔敦市警署侦探乔恩·利维斯所形容的，想要从孩子们口中掏出警方需要的话就如同“从石头里抽血”。
除了季拉德，孩子们还提到了他的母亲薇俄莉特、妹妹西璐儿、妻子蓓蒂和其他两名教师，提到了西璐儿的丈夫奥尔和一个虚构的人物“盖特先生”，提到了一名参与办案的儿科护士苏珊·科雷。但最后被起诉的只有亚美罗特母子三人。
三个人的案子分两次审理。先是在1986年，“季拉德·亚美罗特儿童性骚扰案”开庭。一年后，薇俄莉特和西璐儿被作为联合被告一起受审。
在季拉德案的法庭上，法官伊丽莎白·朵兰脱下黑袍，走下法官席，和儿童证人们一起坐在法庭中央的小桌子旁。作为公诉方主要证人的当年的“新小朋友”这时已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他一会儿说那间“秘密屋子”就在费尔萨科日托中心，一会儿又说是在别的地方，最后干脆说“不知道”，因为他“被蒙上了眼睛”。而事实上，警方曾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进行搜查，却始终没有找到“秘密屋子”。这位小朋友还说，每当老师生病，由季拉德代课时，他就会受到被告的性骚扰。但幼儿园的老师们证明，季拉德从不替人代课，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采购、做饭、维修等等。
不少孩子对陪审团承认，事先有办案人员教好了他们如何答对，尽管如此，人们在两次审判中仍时常听见从孩子们的嘴里冒出一些颠三倒四的胡说八道。
比如一个孩子说他被剥光了衣服，当着所有老师和小朋友的面捆绑在一棵大树上。另一个孩子说西璐儿杀了一条狗，然后埋在“一只玩具沙箱”里。第三个孩子说一个机器人威胁她不许把幼儿园里发生的事讲出去，而且“在我的胳膊上咬了一口”。还有的孩子说薇俄莉特杀了一只青蛙并逼迫他生吃下去。
一个小女孩被诊断出了“性骚扰”，因为大夫发现她“处女膜破裂”。但是小女孩在法庭上的说法是，季拉德并没有将那把“很长的刀子”插进她的阴道，而是捅进了她的肛门里，还说“刀子卡在里面，我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公诉方出具的“医学证据”表明，有三个小姑娘的阴部有“抚摸引起的擦伤和红癍”。被告方在交叉取证时指出，这些体检报告上的日期分别为季拉德被捕后4周至18个月，而大量的医学实践证明，这类创伤一般在三周内即可痊愈。
1986年，季拉德·亚美罗特被判刑30年。第二年，他的母亲和妹妹被分别判处8年和20年。
费尔萨科日托中心关闭后不及一个月，1984年10月6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另一所幼儿园，匹兹菲尔德市的“儿童早期教育中心”，一位19岁的勤杂工勃纳德·巴蓝也以“儿童性骚扰罪”被捕。
勃纳德完全不记得他的父亲长什么模样，只知道3岁那年，父亲离开了家，从此再没有回来。孤儿寡母家境艰难，勃纳德上到9年级便辍了学，到儿童早期教育中心当了杂役。
除了杂役的身份，勃纳德还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这就使他遭到了不少家长的白眼。其时，“麦克马丁七人案”是每天必见报的全国新闻，关于“季拉德·亚美罗特儿童性骚扰案”的报道又占据了马萨诸塞当地新闻的头版。不久，便有警察来到儿童早期教育中心，说有家长怀疑勃纳德·巴蓝。
警方说的家长其实只是一对夫妇。妻子发现儿子的小屁股有一些异样，先是指责丈夫、儿子的继父性骚扰。夫妻俩大吵一场，丈夫就搬了出去。后来是做妻子的登门道歉，百般求丈夫回心转意，并转而将矛头指向了——如被告方律师在法庭上所言——“一个最容易的替罪羊”。
中心主任送走了警察，旋即打电话给她的好友，也是该中心一个三岁小女孩的母亲。这母亲本来就属于“易冲动型”，对孩子一番紧锣密鼓的盘查之后，也给警方打了电话过去，将勃纳德罪加一等。
第二天就是10月6日，勃纳德·巴蓝被捕。
当时普遍的看法，以为同性恋者皆患性病。法院下达《逮捕令》的依据之一，就是那个小男孩被查出了淋病。但是，在对勃纳德的体检化验中，淋病一项的反应为“阴性”。
办案人员们不甘心，又调出勃纳德以前的病历，以图查找他是否有过淋病治愈的记录。没有。
办案人员们又说，这种事情原本是很丢人的，当事者一般都不愿意张扬，所以通常会寻求一些秘密治疗的途径。于是，调查继续进行，而且可以永远进行下去，永远不做结论。
警察们照例盘查了该中心的几乎所有160多名孩子（少数家长认为对勃纳德的指控“太荒唐”，因而拒绝带孩子去警署和医院）。与此同时，有两名家长以数百万美元的索赔金额起诉幼儿园。儿童早期教育中心的保险公司在调查中发现，其中一位家长的女儿告诉办案人员，她母亲曾反复教她该如何回答问题，说这样她们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钱。
勃纳德·巴蓝的辩护律师一开始是根本不愿意受理这个案子的。鉴于当时的大环境，全国范围内清查儿童性骚扰犯罪的风声正急，但凡被送上法庭者，不管有理没理，无一能幸免于判罪。可以说，审判不过是一种必须做出来的“形式”，或必须走的“过场”，绝无胜诉的可能。
不过，被告方还是向法庭提交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包括传唤最早对勃纳德提起指控的那对夫妇的一位朋友，此人曾亲耳听见小男孩的母亲说，孩子的继父患有淋病。被告方的另一位证人证明，首席公诉人丹尼尔·福特曾告诉一个即将出庭的小女孩儿，说只要你对我的所有问题都回答“是”，我就带你去麦当劳。
1985年1月30日，经过3个半小时的审议，陪审团送回了8项“有罪”裁决。不少人认为，陪审团的如此裁决多半是出于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法官当庭宣布，判处勃纳德·巴蓝三个“终身监禁”，同期执行。
新泽西州梅波坞市。
23岁的凯丽·米切尔从没想过要当一名幼儿园老师。凯丽在大学里主修戏剧，兼修艺术，毕业后希望能在百老汇发展，便到了纽约。只是，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凯丽必须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在离住处不远的维卡尔幼儿园当了老师。
1985年5月6日，早晨7点过，凯丽正准备离家上班，两名警察忽然找上门来，说凯丽被怀疑涉嫌性骚扰三个小男孩。凯丽被带到埃萨克斯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接受审问达9小时。
“你是否在午睡或其它时间对乔纳森有过性骚扰行为？”
“没有。”
“你是否触摸或试图触摸过希恩的性器官？”
“没有。”
“你是否将任何孩子锁进壁橱里？”
“没有。”
“你是否用勺子碰过伊万的阴茎？”
“没有。”
“那为什么孩子们说你碰过？”
“……”
凯丽又被送到地区警署做测谎实验，她通过了。
凯丽后来才知道，事情起于一周前的4月30日下午。4岁的乔纳森·摩尔跟妈妈一起去看医生，当护士将一支温度计插进他的肛门时，小男孩说：“我在幼儿园睡午觉时，老师也这样做。”妈妈问他什么意思，乔纳森回答：“她给我量体温。”
妈妈把乔纳森带到警署，小男孩讲出了老师的名字叫“凯丽”，说她还给另外两个小朋友希恩和伊万测过体温。警方又找来那两个小男孩，伊万·康那斯说没有这回事，希恩说凯丽摸了他的小鸡鸡。
5月中旬，诺瓦克儿童医院“受虐儿童诊断诊治中心”的裴格·福斯特博士专程前往维卡尔幼儿园和家长们见面，她说儿童遭到性骚扰后的症状包括：腹痛、尿床、不敢独处以及一些带有“性色彩”的不适当行为，如触摸等。一经提醒，家长们发现他们的孩子果然有上述症状，外加睡觉不安稳、厌食挑食、吮手指、缠人等等。
福斯特博士还说，小孩子们越是不肯说，越是表明受虐待恐吓之深。
福斯特博士还说，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就“性骚扰”的话题撒谎，但三四岁的孩子决不会，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便不可能撒出这方面的“谎”来。
问题是，这方面的经验不一定来自幼儿园的老师。譬如测体温，就是孩子们自小在医院里获得的经验。
凯丽·米切尔在维卡尔幼儿园工作半年多，案发之前，从没有哪位家长提出过、或向园方反映过诸如此类的怀疑。相反，不少孩子回家对父母说，他们的凯丽老师很漂亮、很亲切。不少家长也知道，好多孩子是根本就不会睡午觉的。但在福斯特博士的家长会后，流言飞语四起。
案发之前，维卡尔幼儿园的其他老师也从来没有过诸如此类的怀疑。但鉴于当时麦克马丁幼儿园被警方“一锅端”掉、所有职工全员被捕，以及马萨诸塞州的费尔萨科日托中心被关闭的教训，凯丽·米切尔的同事们只能明哲保身，纷纷站出来揭发检举，以同凯丽划清界线。
到7月初，埃萨克斯地区法院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凯丽被指控的罪名累计达131项，涉及“受害”儿童20余名，其个中详情与麦克马丁七人案可谓异曲同工。
一年半以后，“凯丽·米切尔儿童性骚扰案”正式开庭时，起诉书上列举的罪行数目几乎翻了一番。庭审期间，维卡尔幼儿园的家长们人人佩戴有“相信孩子们”字样的徽章，其情其景简直就是麦克马丁案预审的再版。只不过，新泽西州的父母们棋高一着，把他们的口号直接打进了法庭。
一位家长对陪审团说，她的儿子每次上幼儿园都又哭又闹，不愿去。直到揭出了凯丽的案子，她才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个小女孩说，凯丽将一支很长的“剑”插进她的肛门。
一位名叫乔伊的男孩子告诉法庭：“她割掉了我们的小鸡鸡。”
当被告方的证人说凯丽对孩子们很和蔼，很有耐心，公诉方反唇相讥道，要勾引一个孩子并非易事，当然得有耐心了。
当有人提到凯丽曾在工作时帮助另一位老师，公诉方马上指出，她是想赶紧把那位老师打发走，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单独和孩子们在一起。
和麦克马丁案以及贝克菲尔德等诸案一样，公诉方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呈交任何物证。
庭审持续九个多月，创下了“新泽西州之最”。凯丽·米切尔后来对记者们说：“这理应是新泽西州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审判，因为他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把‘不可信’的东西变得‘可信’。”
陪审团经过13天的审议，送回了全部235项指控中115款“有罪”的裁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起诉书第一款，也是引发本案的导火索，关于凯丽在乔纳森·摩尔的肛门插入体温计的指控，陪审团裁决“无罪”。
多年后，凯丽·米切尔还记得：“我当时只是怔怔地看着陪审员们，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
“你必须明白，”心理学家李·科尔曼博士在评论此案时指出，“这类的案子根本不讲究立论、推理，不讲究‘以事实为依据’。左右最终裁决的，是陪审员们的‘情绪’。”
法官威廉·赫斯宣布，判处凯丽·米切尔有期徒刑47年，并不予假释。
有人说，依照新泽西州当时的法律，倘或凯丽·米切尔谋杀了某人，也有可能获得比这轻的量刑。因为新泽西已经废除了死刑，“谋杀罪”一般判终身监禁，40年即可申请假释。
类似的案子接二连三，不胜枚举。据女作家玛莉·普莱德1986年出版的《“儿童性骚扰”业》一书，自“麦克马丁七人案”以来，此类案子在全国呈指数上升。到1985年，被起诉者已逾100万之众。
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两名来自洪都拉斯的移民、17岁的小媬姆艾丽雅娜·伐斯特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科被指控并判刑，尔后驱逐出境。
俄勒冈州的一位老教师被判刑数年，仅仅因为她碰了一个4岁男孩的胸部。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史密斯菲尔德，一位在其母亲的家庭幼儿园就职的老师桑妮娅·希尔和她的男朋友派狄克·费格尔德（非幼儿园职工）被分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和终身监禁。
也是在北卡罗莱纳州，爱丁顿市一个幼儿园的90多名孩子被警方盘问后，20多位成年人受到指控，包括该市市长和一名警官，其中有七人被起诉，两人被判刑。
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司各特地区，一对夫妇因“儿童性骚扰罪”被拘捕后，他们的邻居朋友等到市政府抗议示威，结果，为首的20余人也以同罪被捕。
…………
1987年夏，世人将目光再次投向西海岸。7月13日，星期一，“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在洛杉矶地区最高法院威廉·邦德尔法官的法庭正式开庭。
此前，双方律师经过几周的筛选，从500多候选人中挑出了一共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正式的陪审团成员为八男四女，其中10人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种族组成为7名白人，3名黑人，两名亚裔和一名南美族裔。陪审长是一位姓张名路易斯的中年华裔男子。
事后有记者称，本次审判是“压缩版的麦克马丁七人案预审”。如果将这话理解为时间上的“压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的审判不仅创下了“加州之最”，而且是“全美之最”——历时长达两年半之久。所谓“压缩”，只是指被告人数和指控条款。
开庭第一天，法官威廉·邦德尔照例先作了两点指示。第一点是对陪审团：“切记，不可将双方律师开场发言的内容作为证据。当然，如果你认为有帮助的话，不妨将它们理解为对证据的概括。”
第二点是对媒体：“不可对陪审团成员和即将出庭的未成年证人正面拍照。不可在报道中使用未成年证人的真实姓名。”
然后，由首席公诉人、助理检察长拉伊儿·卢宾致开场发言：
法官大人，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案子是关于信任，和对信任的背叛……家长们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信任交在了雷蒙德·布克和佩姬·布克的手上……由于这种信任，家长们几乎从不问孩子们幼儿园里发生了什么，就算有孩子偶尔说起，他们的父母也从没想到过要从那些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什么。但是现在，家长们懂得了，倾听孩子们的诉说有多么重要。
这个案子是关于100项“性骚扰罪”和一项“策划阴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