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两个人都不等对方讲完，就抢着回答或提问。这在英文中的形容是“相互踩对方的脚后跟”。
“你还笑……”
“不！”
“……在强奸现场，这是事实吗，余瑟夫？”
“不，这不是事实！”
（女检察官被打断的问句原文为：“And you were laughing …… at the scene of the rape？Isn"t that true，Yusef？”）
“我抗议！我抗议！”米基·约瑟夫已经叫了半天了，却始终无法打断两个人的唇枪舌剑。
双方律师被召到法官席前。米基指出，公诉人引用同案被告卡雷在法庭外的供词攻击另一被告，有违“布鲁顿法则”，要求法官托马斯·加里根宣布“无效审判”。
伊莉莎白争辩道，是余瑟夫自己首先提到和卡雷一起去中央公园，“我只是根据我已经了解到的案情向他提问”。不过，如果法庭认为“据卡雷讲”一语措辞不当的话，公诉人说她可以换一种问法。
加里根法官当即驳回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是，陪审员们并不知道卡雷是同案被告（事实上，据媒体后来的报道，陪审团成员中即使不知道的也都猜到了），又指示公诉方不可直接引用卡雷的原话。
交叉取证继续进行。
“你还记得在从公园回家的路上，当看到警车从你们身旁鸣笛呼啸而过时，你对迈克·勃里司科说，他们这是去我们刚才揍那‘醉鬼’的地方？”
不记得，余瑟夫答。
“在去公园之前，你是否曾分发刀子给四五个孩子？”
不曾，余瑟夫答。
余瑟夫的出庭给当时社会上因本案而对峙的双方留下了不同的印象。黑人们说，小伙子够坚强，即使面对那么穷凶极恶的白人检察官也没有退让半步。白人们说，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在法庭上表现得那么“酷”，久经沙场的样子，显然是一名“惯犯”。
第二天，纽约《邮报》在头版打出大标题《余瑟夫谎言连篇》。
余瑟夫·索兰是在本案中出庭的两名被告之一，另一位是第二次庭审时的卡雷·崴斯。
和安特隆一样，莱蒙德的证人也只有两位家长，他的祖母娜薇达和父亲老莱蒙德·桑塔那。
祖母不通英文，她通过一位西班牙语译员告诉法庭，1989年4月20日凌晨，在警署审讯室里，办案人员也为她找来了一位会西班牙语的警员亨伯托·阿洛犹。亨伯托刚翻完“蒙然达权利”和头几个问题，老警探约翰·哈狄根就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得在这里耗一宿。所以那以后的三个多小时，对莱蒙德的审讯仅以英语进行，坐在角落里的祖母娜薇达形同虚设，完全没有起到监护人的作用。
莱蒙德的父亲也不过粗通英文。他说4月20日早晨他下夜班后赶到20区警署，看见儿子被铐在牢房里的一根柱子上。后来，警探迈可·希翰开车带父子俩去中央公园强奸现场，迈可说：“莱蒙德，你们当时就是在这里，对吧？”莱蒙德回答：“不，昨天晚上我根本没来过这里。”
记者们在报道中更感兴趣的，是有人在法庭外的过道里听见老莱蒙德·桑塔那和莎蓉·索兰的一段对话——
“……即便他最后被无罪开释，这对他也是一个教训。”老莱蒙德说。
“什么教训？我们波多黎各人不可以去公园？”莎蓉说。
“别忘了，那是白人的公园。他们不希望我们去那儿。每当有黑孩子进了公园，他就会被拘捕。哪次不是这样？”
1990年8月7日，开庭第七周的星期二，总结性发言。
第一位是安特隆的律师米基·约瑟夫，他总结说，“没有一个目击者”指认安特隆，也“没有一件”现场物证或法医学证据指向他的委托人。对安特隆的所有指控都仅仅来自其他孩子们的供述，而这些供述并不可靠，因为警方取得供述的手段不合法。米基再次攻击两名审讯安特隆的办案人员诱供逼供，而且提供的证词相互抵触。
米基承认安特隆在1989年4月19日晚到过中央公园，“当孩子们围追骚扰骑自行车者时，他在场，当孩子们殴打约翰·路林时，他也在场，”所以，小伙子在其供述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准确、合理。“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他在叙述强奸事件时的诸多不准确、不合理，是因为他当时根本就不在现场呢？”
譬如，安特隆将强奸的地点摆在水库旁，而真正的现场却是在102道附近；安特隆说他们袭击“跑步的女人”，并就地强暴了她，而现场勘查的结果表明，在强奸发生之前，受害者被拖着走了300多英尺；安特隆说孩子们必须轮流按住受害者的胳膊腿，并强迫她“闭嘴”，而实际上，受害者被捆缚双手，并堵住了嘴；还有受害者穿的黑色紧身裤，在安特隆的自供中被说成了“蓝色短裤”，等等等等。
余瑟夫的律师巴比·勃恩斯对本案的总结是：民情高度激愤，但证据却相互矛盾，“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发掘出事实的真相。”
巴比认为，关于这个案子的许多谜团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解开，因为作为本案关键人物的受害者“严重失忆”。“我们不知道她在进入公园之前是否曾在什么地方停留过，或遇见过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她离开办公室以后是否是一个人回家，我们不知道4月19日的下午和晚上，她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这位被告律师说，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甚至不知道她那天晚上是否真的被强奸，还只是被殴打羞辱。
至于那根“余瑟夫携带的铁管”，巴比说，警方确实在公园里找到了一根铁管，但却没有作为物证提交法庭，“为什么？”他问陪审员们。
莱蒙德的律师彼得·利维拉在发言中强调，4月19日晚上10点半左右，他的委托人因聚众滋事而被捕，“所以强奸发生时，他已经被带进了警署”。彼得认为，警方为了“迅速结案”，便从那几十个孩子中信手挑出几个。等这些孩子们到了如约翰·哈狄根一样的“套供”专家们的手里，让他们对“自己的所谓‘罪行’供认不讳”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彼得还说，从4月20日凌晨开始，莱蒙德被几乎没吃没睡地连续审问达28小时。
或许由于DNA在当时还是一门让人们感觉陌生的新兴技术，三位律师在他们的发言中都只对这个话题浮光掠影一语带过，没有作深入的讨论。
8月8日，伊莉莎白·莱德勒以沉痛的语气开始了她代表公诉方的发言。
“1989年4月19日，那天晚上，特丽莎·梅黎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因为那天晚上，安特隆、余瑟夫、莱蒙德、伙同大约30个其他小流氓们，在中央公园里疯狂地袭击游人，毫无节制地滥施暴行。”
当她谈到安东尼奥·戴亚茨——“他们往他身上浇啤酒……”时，被告们身后的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很有动静的骚乱。包括三名被告家人在内的黑人们起身离席，鱼贯而出，以示抗议。尽管法庭内人满为患，不少人只能站在靠墙的过道处，但离席者们留下的几排座位却始终空在那里。
“特丽莎只身一人，根本就不是被告们的对手。她1.65米，50公斤，别说这么多人一哄而上，就算是单打独对，也不一定能敌得过。”
女检察官逐一驳斥了被告辩护律师们的观点。为什么被告们的衣服上没有血迹？因为特丽莎伤在头部，而“被告们碰触的只是她的下半身”。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凯文强奸了特丽莎，他的身上也没有血迹，但却有与特丽莎非常相似的头发。在1990年，DNA技术还不可能用于鉴定头发。
为什么在安特隆和莱蒙德的讲述中，有那么多的细节与实际案情不吻合？“请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帮小流氓围在那里，等着轮到自己……他们抓她，打她，扒掉她的衣服，等她倒在了地上，又踢她，用石头、砖块或铁管砸她……现场一片混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混乱和匆忙中进行，作案之后又慌慌张张地逃离现场。这些案犯们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有可能记住细节？”
不错，从DNA的试验结果分析，确实有一名案犯逃出了法网，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被告就是无辜的。伊莉莎白指出，DNA报告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安特隆、余瑟夫和莱蒙德“没有插入受害者的体内”。但是第一，依照有关的法律条文，强奸并不一定非要“插入”。第二，根据被告们自己的供述，他们至少“协助”了其他案犯强奸。
至于说警方逼供诱供，首席公诉人认为，以安特隆的父亲麦克瑞先生出庭作证时的讲法，办案人员告诉他，如果他儿子矢口否认参与强奸，便会被打入大牢，如果他儿子承认强奸，便会被无罪开释。“这符合逻辑吗？有这样执法的吗？”伊莉莎白问。
“麦克瑞先生和太太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儿子犯了法，但是案发当晚，他们并不在中央公园……如果你们真的很同情这对夫妇，请别忘了，在这座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安特隆·麦克瑞，而不是他的父母。”
还有余瑟夫·索兰，他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他“想他是死了”，但是他报警了吗？他叫急救车了吗？没有，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走开”了。
女检察官走到公诉方的物证台前，那里摆放着特丽莎·梅黎带血的运动衫、案犯们砸伤特丽莎头部的石头，以及特丽莎和约翰·路林伤口的照片等。伊莉莎白拿起一件蓝色套头绒衫，说，这是莱蒙德在“撒野之夜”穿的，绒衫的前襟和下摆有大片的精液斑迹，这就是莱蒙德强奸特丽莎的罪证。
“1989年4月19日，那天晚上，安特隆、余瑟夫和莱蒙德确实在中央公园找到了乐趣……他们今天坐在这里受审，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他们在这座法庭上得到了公正的审判。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应该由你们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决。”
陪审团经过八天审议，于1990年8月18日，星期六，送回了对三名被告全部“有罪”的裁决。9月11日，法官托马斯·加里根宣布，分别判处安特隆·麦克瑞、余瑟夫·索兰和莱蒙德·桑塔那有期徒刑10年。
同年10月11日，“中央公园强奸案”的第二轮审判开庭。其中值得记叙的部分是卡雷·崴斯的辩护律师柯林·摩尔对“中央公园跑步者”特丽莎·梅黎的交叉提问。鉴于在第一场庭审中，三名被告全被裁决“有罪”并判刑，被告方律师决定不再客气。
柯林·摩尔： 梅黎小姐，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你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我说得对吗？
特丽莎·梅黎：5点。
柯林·摩尔：5点，好。是关于一个晚餐，我说得对吗？
特丽莎·梅黎：对。
柯林·摩尔：你还记得打电话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特丽莎·梅黎：记得。
柯林·摩尔： 谁？
特丽莎·梅黎：麦可·亚伦。
柯林·摩尔：麦可·亚伦。这位麦可·亚伦是你的好朋友？
特丽莎·梅黎：是的。
柯林·摩尔： 非常要好的朋友？
伊莉莎白：我抗议！
加里根法官：我允许。请证人回答。
特丽莎·梅黎：你说“非常要好的朋友”什么意思？
柯林·摩尔：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意思是，你以前和他约会过吗？
特丽莎·梅黎：没有。
柯林·摩尔： 你们之间很亲密吗？
特丽莎·梅黎：（愤怒地）不！
几乎同时，伊莉莎白起身抗议，加里根法官要求被告律师收回提问，尔后转向证人：“如果你看见检察官站起来，请不要回答问题。”
柯林·摩尔： 你说过，他打电话给你是为了约你吃晚饭，对吗？
特丽莎·梅黎：对。
柯林·摩尔： 你是否记得，他那天晚上有没有到过你的公寓？
伊莉莎白：我抗议！
柯林·摩尔： 你还记得吗？
加里根法官：请证人回答。
特丽莎·梅黎：不，我不记得。
柯林·摩尔：那天晚上，你回家以后，出门跑步之前，你是否记得有谁曾到过你的公寓？
特丽莎·梅黎：自从那通电话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
柯林·摩尔：你也不记得，在你回家以后，卡威·奥瑞利是否到过你的公寓，我说得对吗？
特丽莎·梅黎：我不记得，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没来过，因为他星期二晚上出差，要到星期三晚上才回来……
柯林·摩尔：OK，但是你不记得他是否提前回来了，是吗？
特丽莎·梅黎：不，我不记得。
接下来，柯林通过他的提问指出，特丽莎的不少朋友都知道她每天跑步的路线和大致时间。这位被告律师显然还是在试图证明，是受害人的某一位男友强奸了她。然后，话题一转——
柯林·摩尔： 当你还在大都会医院时，你是否记得你曾对一位护士提到——你是否记得你曾提到一个男朋友的名字……
伊莉莎白：我抗议，法官大人！
首席公诉人求见法官。
法官席前，柯林解释说，大都会医院的一位护士曾听见特丽莎在昏迷中呼叫一个男朋友的名字，并说：“你休想再伤害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