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照例在他们的总结性发言中强调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不在现场的证明，复述了目击证人们的证词，专家证人们的证词，指出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对警方撒谎，或携带枪支，或逃避兵役等等，皆另有原因，与“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全然无关。
公诉方显然更懂得如何操纵陪审团，懂得在这个时候，情绪比逻辑更重要。检察长弗里德利克·卡兹曼在他的发言中慷慨激昂地呼吁：“陪审团的先生们，请行使你们手中的权力，像真正的公民一样行使你们手中的权力。诺福克地区的公民们，团结起来！”
7月14日上午，法官维斯特·泰耶尔利用对陪审团作指示的机会继续煽动道：“马萨诸塞州的人民将你们请到这座法庭上，是需要你们为他们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诚如你们所知，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十分痛苦，也十分辛苦，但我相信，你们，将像真正的战士一样，听从你们灵魂中至高无上的、对国家忠诚精神的召唤。在英语语言中，没有比‘忠诚’更好的词了。正是那些忠诚于上帝，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他们的州，忠诚于他们的人民的高尚正派的美国公民，造就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精华。”
泰耶尔法官也将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捋过一遍，然后说：“所谓‘不在现场的证明’，从来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或者说，被告方有他们不在现场的证明，公诉方也有他们在现场的证明。”
法庭于当日下午两点半休庭。午饭后，三点整，12名陪审员进入审议室。
据一位陪审员在事后写给波士顿各报的信中说，其实，他们12个人在陪审席上就已经各自打定了主意，审议开始后的第一轮投票便是12张清一色的“有罪”。只不过，大家都觉得这么快就作出裁决未免显得有些草率，有些不够严肃，所以才一致决定在审议室里直耗到吃晚饭的光景。时间过半时，陪审员们还煞有介事地要求法庭工作人员送进一把放大镜，说是要比较子弹上的纹路。
果然，那天的太阳刚落山，7点55分，守候在审议室外的法警便听见了笃笃笃三声敲门声——陪审团作出了裁决。
众人再次回到法庭。尼可拉·萨克、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和他们的律师们起立。
法庭文书朗声道：“陪审长先生，请看着被告。被告，请看着陪审长。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或无罪？”
尼可拉首先听到了他的裁决：有罪。
巴托罗米欧随后也听到了他的裁决：有罪。
尼可拉用意大利语高喊：“Sono innocente！Sono innocente！（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
12名陪审员的裁决并没有为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的故事画上终止符，反倒造成了全球性的轰动。当“戴德翰审判”的结果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到欧洲大陆时，顿时在各国民众中引起了震惊和愤怒。不少人谴责泰耶尔法官和陪审团对两名被告人抱有歧视与偏见，认为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和裁决，他们之“有罪”只因为他们是意大利移民，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犯有抢劫杀人罪。
在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的家乡，意大利首都罗马万人大示威，梵蒂冈教皇公开对本案的裁决表示怀疑。
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瑞士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加入到抗议游行的队列中。巴黎的示威者与2500名奉命保护美国大使馆的军警发生了暴力冲突。
与此同时，驻欧洲、南美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收到了雪片般飞至的抗议信函，写信者包括许多世界级名人，如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英国作家肖伯纳（乔治·伯纳·肖）和H·G·威尔士等等。
在美国，除了各地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游行外，还有市民们自发的抗议活动。从保留至今的新闻图片上看，示威者们在标示牌上写着“萨克-韦泽梯审判是麻省的耻辱”等字样，并号召全国人民抵制马萨诸塞州产品。
著名律师、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菲力斯·法兰特博士逐条列举了维斯特·泰耶尔法官在法庭上的种种不公道，以及警方和公诉方办案过程中的诸般疑点，所列事实后来都写进了他于1927年出版的《萨克-韦泽梯案》一书。
代表波士顿教会联合会到庭旁听的露依丝·B·兰托尔女士在她的报告中指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证明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证据，而且，法庭辩论的绝大部分是针对两名被告人的政治倾向和反战观点。纵观本案庭审的全过程，兰托尔女士认为，“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确实是无辜的”。
《波士顿美国人》报发表文章称：“几乎所有报道此案的记者都认为，对两名被告的‘有罪’裁决是极为不公平的。”
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在法庭上分手。尼可拉回到戴德翰地区监狱等候判刑，巴托罗米欧因为已经有了在“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中的12年有期徒刑，被直接送回乔尔斯顿的马萨诸塞州立监狱继续服刑。
1921年7月16日，庭审结束后两天，被告方即就本案的裁决向马萨诸塞州法院提起上诉，声称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不足以为被告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定罪，要求法院重新审案。
同年10月，州法院下达的批文又将案子送回到了维斯特·泰耶尔法官的办公桌上。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泰耶尔法官宣布驳回被告方的上诉，维持原判。
据称，泰耶尔法官曾公开扬言：“无政府主义者休想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庭上得逞！”这除了表明其强硬态度外，也暗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弗里德·摩尔曾多次为各激进派出庭并胜诉这一事实。
从1921年到1927年，被告方先后八次上诉，每次皆附有关于本案的新证据。比如在1926年呈交的上诉状中提到了一个与尼可拉·萨克同监的囚犯切里斯汀诺·F·马德尔罗。
切里斯汀诺是祖籍葡萄牙的移民，两三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马德尔罗家族有精神病和羊癫疯病史。切里斯汀诺从14岁开始犯罪，后来在1924年11月的一次抢劫中因枪杀一名银行职员而被收监。
切里斯汀诺进了戴德翰监狱，就住在尼可拉·萨克的隔壁。在等候审判的日子里，切里斯汀诺多次对尼可拉说，一个名叫托马斯的男孩子可能看见过“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中劫匪的车，还在地图上指出托马斯家的具体位置，那正是劫匪们潜逃时经过的一片小树林。因为听说警方在狱中安插了卧底，尼可拉对切里斯汀诺的话将信将疑，直至某日，切里斯汀诺趁四下无人在厕所里拦住他，说：“尼可拉，我知道南布任萃的活儿是谁干的……我当时也在那里。”
尼可拉马上通过一名对他表示友好的看守向狱方反映，但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切里斯汀诺的案子审完后，被转入同一监狱的另一楼层，从此很少与尼可拉见面。1925年11月16日，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写了一张英语不怎么地道、错别字很多的条子，大意为：
亲爱的编辑：
我在此坦白曾参与过1920年4月15日南布任萃的制鞋公司案子。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都不在现场。
切里斯汀诺·F·马德尔罗
切里斯汀诺郑重其事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将条子装进一只寄给《波士顿美国人》报的信封。但这封信被典狱长给扣下了，终究没能够离开监狱。
两天后，切里斯汀诺又写了一张内容相似的条子，而且也签了名，托人带给尼可拉·萨克。据说，尼可拉收到条子后激动得泪流满面，以为这就是他和巴托罗米欧的“自由通行证”。
第二天，被告方新任律师威廉·辛普森亲临戴德翰监狱录下了切里斯汀诺·马德尔罗的口供，其中涉及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案情细节。切里斯汀诺说，他就是案发时一直坐在亮蓝色别克车里的两个人之一，他的位置在后座，负责警戒车的后部。虽然也带了手枪，一把点三八的科尔特，但一直不曾开枪。切里斯汀诺说，他在那次抢劫中所做的一切就是当警车追上来时，砸破车窗扔出路障。切里斯汀诺说，他们在那次抢劫中一共动用了两辆车，将别克抛弃之后，一干人又上了另一辆哈德逊牌轿车。切里斯汀诺还详细地讲述了歹徒们预先策划的抢劫步骤，以及各人的具体分工，描述了其余四名劫匪的特征，不仅与目击证人们的说法基本一致，而且特别提到其中一人长得和尼可拉十分相像。但为了保护同党，切里斯汀诺自始至终不肯讲出那四个人的名字。
威廉·辛普森根据切里斯汀诺的口供提交的上诉书又叫“马德尔罗动议”。但和在此之前的其他诉状一样，马德尔罗动议最后送到了维斯特·泰耶尔法官手里，而且也同样地被否决了，理由是，切里斯汀诺的犯罪记录和精神状况使他的供词“不具备可信性”。
此一裁决终止了“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后来通称为“萨克-韦泽梯案”长达6年的上诉。
1927年4月9日，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再次被押赴法庭，听候对他们的判决。根据马萨诸塞州有关法律条文，如果他们被指控之“抢劫杀人罪”成立，则其惩罚就应该是上电椅——死刑。
法庭文书照本宣科：“尼可拉·萨克，请问你是否有任何理由认为，你不应该被处以死刑？”
“是的，先生。”尼可拉·萨克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不是演说家，我知道，我对英语一直不熟悉。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的同志韦泽梯，他将会有比较长的发言，所以，我把机会留给他。
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读到过，历史上曾有过残酷残忍如这座法庭的所在。在我们被毫无公正可言地裁决后七年，今天，这些绅士们又将我们带回到这座法庭。
我知道，今天的判决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判决，被压迫阶级和富人阶级，而这两个阶级之间从来就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我们用书籍、用文学去唤醒民众，鼓舞民众，而你们却起诉他们，暴虐他们，处死他们。我们试图教育人民，而你们却总是想在我们和其他国籍的公民之间设置障碍，让人们相互憎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被压迫者。而你们，当然，是压迫者。
你了解的，泰耶尔法官——你了解我的一生，也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在你裁决了我和我可怜的妻子七年后，今天，你又要判处我死刑。我很愿意复述一遍我一生的故事，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知道我以前所说过的一切。还有我的朋友——我应该说，我的同志——他随后也会发言，因为他讲的英语比我好多了，所以我把发言的机会匀给他。我的同志，一位非常善良的人，疼爱所有的孩子，你们却判了他两次刑，“布瑞瓦特案”和跟我有关系的“布任萃案”，而你们明知道他是无辜的。难道你们就从来不曾考虑过这七年来，有那么多的人支持我们，同情我们，鼓励我们，关心我们？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在那些民众、同志和工人阶级中，有很多学识渊博的智者，他们也支持了我们整整七年，为了不让我们再受到不公正的判决。但是今天，法庭却置所有这些人的抗议于不顾，一意孤行地非要判我们死刑。
最后，我想对你们大家，对我们的同志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七年来始终不渝地和我们站在一起，为“萨克-韦泽梯案”而不懈地工作、奋斗。现在，我想把发言的机会让给我的同志。
…………
我忘了一件事，我的同志刚刚提醒了我。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泰耶尔法官了解我的一切，他明知我没有罪，从来没有——昨天没有，今天没有，永远没有！
法庭文书：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请问你是否有任何理由认为，你不应该被处以死刑？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
是的。我打算说的是，我是无辜的，不仅是“布任萃案”，还有“布瑞瓦特案”。我打算说的是，我不仅与这两桩案子无关，而且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过偷盗、杀人或伤害过谁。这就是我想说的，但还不是全部。我不仅与这两桩案子无关，不仅一生中从来没有偷盗、杀人或伤害过谁，从我懂事开始，我就决定将我的一生全部投入到了为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进行的斗争中。
凡是了解这两条胳膊的人都知道，我完全没有必要跑到大街上去杀人抢钱。我完全可以凭着我的这两条胳膊生活，而且生活得不错……
所有的人都支持我们。欧洲最优秀的人们，最好的作家们，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为我们请愿。那些科学家们，伟大的科学家们，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们，都在为我们请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都在为我们请愿。
……有可能吗？有可能全世界的人们都错了，而只有这个陪审团是正确的？如果全世界说这是错的，那我便相信这确实是错的。如果有谁是对的，那便是我和这个人（指尼可拉·萨克——笔者注）。我们坐了七年牢。我们在这七年中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是绝对不可能用人类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但是现在，你看见我站在你的面前，没有发抖。你看见我直视着你的眼睛，不会脸红，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感觉愧疚，也不会害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