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我正好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在宾馆匆匆冼了把脸，就被拉去参加香港作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晚会。晚会就是由王一桃主持的，那年他已经60岁了，声音洪亮，性格奔放，或高声独唱抗日歌曲，或即席朗诵自己刚写成的诗作……既慷慨激昂，又妙语连珠，把整台晚会主持得昂扬热烈。
他也要我出个节目，或唱一首抗日歌曲，或朗诵一首抗日诗歌，或说一个抗日时期的小故事，我选择了唱歌。可我会唱的抗日歌曲都被前面的人唱过了，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受到香港作家情绪的强烈感染，又知道这抗日歌曲是非唱不可的……正在为难的时候，能救急的一桃先生竟然给我找来一份《黄水谣》的歌谱，我依稀还能识得一点简谱，对《黄水谣》的曲调也还有点印象，准备了一下就拿着歌谱上台了，接不上了就先唱一句谱子，再唱一句歌词。一桃先生有时也站在旁边为我帮腔……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人聚会了。我赞赏香港作家的激情，并为他们的激情所感动。
等我回到内地，文坛上一片静悄悄，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亡国之痛，没有进行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对世界性的庆祝反法西斯的胜利无动于衷。似乎世界的事，国家的事，全与文坛没有干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变得如此地冷漠和自私？
现代文人可能擅谈情，有隐情，能伤情，会发情、滥情、矫情，惟独缺少激情。不只是政治的民族的激情，连待人接物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真诚。通常的文人聚会，或者是正襟危坐地开大会，表情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枯燥无味的话，跟任何一群官员们凑在一起开的官会没有什么两样。散了会则是仨一群，俩一伙，分成无数个小圈子，各自讲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疙里疙瘩，叽叽咕咕。小人，小气，小心，小量。如果有谁慷慨激昂，一定是在述说自己碰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有哪一个小圈子里发出笑声，一定是在叙述别人的笑话，或是讲荤故事。
现代文人太聪明，太理性，太工于心计，太讲究实惠了。不会为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激动。难见“一点浩然气”，更无“千里快哉风”。甚至连“高洞紫箫吹梦想”，“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创作激情都没有了。因此，现代文人崇尚的是怪癖、麻木、隐秘、琐细、丑陋，反崇高、反健康、反正常、反秩序……一切就因为失去了激情。激情是灵魂的阳光，是明朗的人性，是四通八达的路，连接着真诚和友谊。
所以，现在聪明的作家多，真正优秀的作家少。因为，“激情只发生在优秀的人们之中”。
我曾多次见过王一桃，凡有他参加的活动，必定气氛活跃，让大家轻松愉快。他的眼里永远有火花闪烁，激情随时都可以感染大家，融化冰冷、生疏和不适，让大家恢复自然，恢复友好和善意。他自己也因为激情洋溢，给精神以青春，让自己的精神很容易就处于飞翔之中。所以他年年诗作丰收，人也显得充满活力，曾被老诗人晏明誉为《花甲少年》：
神采奕奕，声若洪钟。闭幕的晚宴，你高举酒杯，像高举火炬，瞬间点燃诗空。用童心拥抱每一位诗人，席间载歌载舞，活虎生龙。
只可惜，当今文坛上，像王一桃先生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书稀梦亦稀”
许多年前，老友陈国凯先生领潮换笔，给我寄来一封用电脑打印的信，我新鲜不已，钦羡不已。读后把那封信好好收藏起来，自己也开始忙着学电脑。如今，写作离不开电脑了，却轻视用电脑打印的书信——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堆信件，先拆私人来信，在私人来信中先看手写的书信。打印信件一概不存，阅后即毁。
将心比心，为了不遭别人厌弃，我从不用电脑写信。
——这有点不好解释，喜欢用电脑写作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电脑写的信呢？
也许信是一种很特别的感情载体。能给亲情、友情、爱情注人一种特殊的满力。见到手写的信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乃至对方的体温。从字体上可以看出对方的性格、气质、写信时的心境。即便是陌生人的信，也可以给收信人提供想象的多彩空间，揣度写信者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叫“见信如晤”，见字如见人，电脑信件哪有这样的功能呢？它只传达事物性。的信息，无法负载更丰富的情感内容。
有很长一段时间，书信曾帮助我了解自己的读者群，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多种阶层的不同心态。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压抑了太久的读者像作者一样，有着太多的情感需要倾诉，需要交流。那个时候，我几乎又是一篇小说一场风波，读者通过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喜和恶，在某种书程度上激发和鼓励了我的创作。
每到年底，会积存两大纸箱信件，挑出少数有价亦值的保留，其余的在夜深的时候抬到芥园里的道边上焚化，有时也用车拉到厂里，扔进一千多度的为钢坯加热的煤气炉——这个举动被一位工程师朋友称之为“葬信”。
现在如果不是即阅即毁，积存一年下来能装满两大纸箱的一定是印刷信件，手写的书信有两三个大纸袋子就足够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作品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减少，或者说已激不起读者写信的热情；其次是现在的读者都很忙，没有事情要托便轻易不写信了。我现在接到的读者来信，谈艺术的少了，让我看稿、转稿、写人情文章或办其它事情的多了。前年我写过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寻找悍妇》，不算编辑部，仅我本人就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全是托我成全文中那位副教授的婚姻。
想想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半天或一个晚上，专门写信，一写就是三五十封。现在写信的数量恐怕连那时的五分之一也达不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今后的手写书信真的会被电话、电子邮件和印刷品所取代吗？
宋朝刘克庄有两句诗：“别后书稀梦亦稀，忽传尺素到柴扉”。现在似乎只剩下前一句，“书稀梦亦稀”，难得再有“忽传尺素到柴扉”的好事了。
但我又不大相信，或不甘心承认世界上有一天会出现无信的局面。
人类只要不都变成机器人，还有情感在，就不可能不写信。恋人间的通信不是叫“情书”嘛，有“情”就得“书”，“书”是“情”之物。于是我也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还给哪些人写信，不给哪些人写信呢？‘太熟的朋友不写信，有事没事都打电话。太生的人也不轻易写信一一不好写，写不好，不写好。信基本上是写给那些还处在相互客气、相互尊事阶段的朋友。
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大概越洋电话费太贵，有事要谈或无事问候，都是写信，而且都是手写。我自然也是手写回信。基于此，我才不担心有一天地球上会书信断绝。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只会让书信越来越珍贵。说不定有一天信会珍贵到“家书抵万金”的地步。
何为“天津卫”？
在我小的时候，从沧州到天津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叫“下”，明明是座城，为什么叫“卫”？问大人，大人说，卫就是城，就是大城，就是繁华。上就是下，下就是上，人家不都是把上关东叫作“下关东”嘛！
我又问：为什么去北京就叫“上京”、“晋京”呢？对一个少年来说，这个世界实在太难以理解了。我提的问题太多，是不可能都能得到答案的。
以后我考到天津来上学，向天津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天津卫”？仍然没有人能给我以明确的解释。大都含含糊糊地说，天津的意思就是天上的星，天上的桥，天上的渡口，卫就是木，就是雄伟，特殊，值得自豪。
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开始为“天上的渡口”自豪。寒、暑假回沧州，有人问我在哪里读书？就回答：在“天津卫”——把个“卫”字故意拉长声，以示自豪。后来杂书读得多了，知道天津是在明朝建城，由燕王朱棣定名。前些年见到一本《津门谈古》，通俗简练地介绍了“天津卫”得名的经过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大量移民……于是，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漕运发达，船舶集结，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当时三岔河口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天津的沽很多，号称有72沽。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
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他站在三岔河口的摆渡上，对随臣们说：这个地方大有可为，应该有个好名字，不能老是叫小直沽，它并不小嘛。随臣们自然是先请燕王赐名，朱棣两眼望着老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名儿，有位大臣建议叫“天平”，并解释说：燕王是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不正是天平吗？老臣刘伯温反对，他说：依臣见，不如叫“天津”。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叫“津”。另外，古时洛阳曾有“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应允，即刻传谕地方，将三汊沽、小直沽两个地方统一改名为“天津”。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即1404年，设置“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
所谓“卫”——就是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共分两级：“卫”和“所”。如同今天的师、团。初设“卫”时，分为“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各屯兵五千余名。过了二百多年之后，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即1652年，并三卫为一卫，统称“天津卫”。到1715年，即雍正三年，撤消“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
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人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六百年。如果说，天津人对天津的进步和发展感到还不满足的话——尽管要让大家都满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眼下天津人的思想，似乎是格外地活跃。1998年在一首非常流行的顺口溜里有这样两句：“城市集市化，乘车大发化。”寻找大家不满足的原因，我以为跟天津人牢固的“卫意识”有关。
可以说，“卫”的意识，害了天津六百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儿的自居，缺少进攻意识，缺少大城市意识，缺少跟北京平等的意识，自然也就缺乏跟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竞争或在发展上超过去的意识。虽然身为直辖市，却甘当最末尾的一个。去年又增加重庆为直豁市，天津难道又要往后错一个，仍旧老末？甚至还老担心直辖市的资格会被取消！大城市意识，直辖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
华盛顿并没有让相距不太远的纽约当门户，东京也不视近在咫尺的横滨、横须贺为门户，位在内陆的柏林、巴黎等，均未拉一个城市做门户。国有国门，城有城门，家有家门，不能让别的国家当你这个国家的门，也不能让别人的家当你家的门，为什么要让另一个城市成为你这个城市的门呢？如果非要一个门，全国所有城市都是首都的门。至少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张家口、大同、太原，应该跟天津一样都是北京的门户。
数百年的“卫”意识，“卫”死了天津人的眼界，困住了思维，束缚了手脚，只盯着自己的家门口。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天津人外出闯天下的很少，“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广东、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你在国外如果遇到一个天津老乡，比碰上一个稀有珍奇动物还让你惊喜。不要说出国，就是在南方最先发达的地区，如深圳、海南等地，天津人也是“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组织不成团体。“门卫”嘛，死活不离家门口，而且还把这个看大门的职务视为美差，一代代地传辈儿。
“卫”无非就是个兵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从头看看，天津这个“卫”到底“卫”了些什么？明朝设了“天津卫”，却并没有保卫住大明江山不灭亡。清兵是从东北人关，先拿下北京，然后向南推进。李自成也是从张家口冲下来先攻占北京，后夺天津。同样，大清王朝也没有因为有“天津卫”，而“永世长存”：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历史上六次大的统一，都是从北往南打。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如此——如此说来，倒应该把北京说成是天津的“门户”。其实，各大城市之间，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版图，都是互为门户，互相依存。
天津真正扮演“卫”的角色只有一次，1900年7月14日，英、法、俄、德、日、意、美、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克天津，摧毁了已有五百年历史、据说又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天津城堡”。当朝廷腐败，国穷民弱，一个天津怎能护卫得住整个民族的尊严？
即使你有那份卫国卫民、且不惜以死相拼的勇气。但，门卫终究是门卫，上要听皇上的，皇上下令叫你开门，你还能“抗旨不遵”吗？还要看想迸门的是谁，任何门户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小摸、流氓无赖、阿猫阿狗者流，也许你还能挡得住，真正遇到强敌就不单是门户关紧便可高枕无忧的了。需要全国全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还得再加上国家强大，有足可御敌的实力；方有希望拒强敌于国门之外。
何况现在战争根本就没有门户的界限。美、英两次进攻伊拉克，可是先从大门口迸去的？
再说，我们自称是北京的门户，人家北京可曾把你真的当成门户？在工资待遇上，可能把天津人当门卫了，京、津在差不多的纬度和经度上，北京的工资却高于天津。北京有重要的客人来，比如克林顿、布什、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希拉克等外国首脑访华，从来不走天津这个“正门”，都是从北京的后院或后窗户直接飞走，越过天津到上海或到广州。在我的记忆里，来过大津的外国元首只有金日成和西哈努克，弄得天津人大惊小怪，交通阻塞好几个小时。甚至有些著名的外国艺术团体来华演出，也不走天津这道正门，好像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大直辖市——这又能怪谁呢？你甘当“门卫”，碰上傲慢的、势利的客人，谁会拿正眼瞧瞧把门儿的呢？
即便想当“门户”，把天津建设得发达强盛，漂亮幽雅，门户不也显得体面堂皇吗？对国家，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国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军进行了百万大裁军，福建前线、广西前线，都急速地转变前线意识，改为以经济工作为重心，大搞边境贸易。惟独天津人，张口闭口还是门户门户，真乃“门户之见”。现在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难道就是铁饭碗，永远不会下岗吗？咱天津老乡们就不想再弄个第二职业干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