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万军
一
据说，读不到好诗是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命运。那么，写不好诗也一定会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命运。说忧愤出诗人，说诗人一定是时代的敌人，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时代，一个必须用美好来包裹一切的时代，一个失去了隐喻，失去了象征，失去了表达的出口，失去了叙述的意义，失去了诗歌生成的可能的时代，那么，诗人们应该怎么办？歌唱的太久了，即使百灵和夜莺也会让人厌倦。
然而，所幸的是，所幸的，我们还能够看见一些诗人的努力，尤其是青年诗人，那些敏感而热情的，那些充满了活力的，那些对世界和人生有着各种各样美好想象的青年诗人，正是他们的美好期许和世界本应该给他们兑现的承诺之间发生了差距，正是他们燃烧的热情却遭遇了时代冷水的浇灌，于是诗歌变成了质疑和对话最好的方式。哪怕这种方式是一种枭鸣和呐喊，哪怕这种方式是一种喃喃絮语，哪怕这种方式是一种凄凄低诉，但是我相信，这一定是诗的，是经过了精神的疼痛和灵魂的历练之后沉淀下来的时代印痕。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当中，我看到周围就有这样一些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十分谨慎地用分行的句子书写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和谅解。
最近在集中阅读青年诗人刘学军的诗稿时我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再次看见了这种努力。
二
组诗《虚拟的九十九个夜晚》（以下简称《夜晚》）是学军这两年最主要的写作成果，实际上是由九十九首短诗组成。在这组短诗中诗人以其敏感的气质把对于生命悲剧意义的认同和理解通过暗示的方式传递给读者，把诗人从生活之中提取的经验和捕捉到的感受呈现给世界。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许大多数诗人都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但是学军却注定是一个“无限的少数人”，因为他所选择的进入世界的入口是“夜晚”，而且是“虚拟”的“夜晚”。在夜晚，一切形式的、物质的存在都将陷于沉寂，当人的外部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哲学世界就开始复活，人的那些被白天淹没和遮蔽的部分一一呈现，人才会开始真正的面对自己，面对真实的、原始的，甚至是赤裸的自己。那些在白天的挣扎中来不及倾诉的理想和希望，爱情和歌，悲剧和人间的不义就好像是突然被唤醒，“夜晚在路上，我在路上，哥哥在路上/苹果在路上，蝙蝠在路上，红枣和核桃在路上”（97），现实主义的、有序的、常态的人生经验通过一系列的象征和隐喻转化成了浪漫主义者敏感纤细、纷繁复杂的个体感受。“苹果”“蝙蝠”“红枣”“核桃”一系列全然无关的意象被排列在一起，这种不可能性反倒使“夜晚”的世界被无限放大，反倒使“夜晚”的世界更加具体和真实。
而学军的这个被放大的“夜晚”所呈献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诗的（“诗”曾被很多人当做一个过程，一个状态，而在这个过程和状态之后却一无所有；“诗”曾被当做是一种情绪，一种间歇性的不稳定的非常态的甚至是生理的表征；“诗”曾被当做是一种虚妄的、幻想的类似于羊癫疯发作时的抽搐，而抽搐之后人即复归于正常。），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不可超越的、不可忽视的与“白天”对应的更真实的人生，他所可能呈现给我们的也正是学军作为诗人的最普遍的最本质的感受和认识，这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一样，而不同之处就在于诗的暗示性和对于人的外部世界的哲学式的概括和总结。
所以，“夜晚”就好像是镜子里的“白天”，如果试图按照常规的话语方式去解读的话，那么这个“夜晚”会将你远远地隔在“白天”。所以，必须选取一些特定词和语境来实现一种可能的阐释。
三
在《夜晚》九十九首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但却不太引人注意的就是“哥哥”（既可以作为一个词来理解，又可以作为一个物来理解）。“哥哥”在现代汉语诗歌的书写中并不陌生，但是如此集中频繁地出现在一组作品中却比较少见的。这就注定了它在这一组作品中的价值、意义和承担，同时也注定了它存在的复杂性。
在初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哥哥”在诗句中的作用类似于一个结构助词，只是完成诗歌形式建构的一种手段，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我曾多次试图将这个“结构助词”删除，而且事实上删除之后诗句的语义仍然是完整的，有意义的。但是这种阐释过于片面和简单，抹杀了“词”与“物”在诗歌中的象征意义，忽视了“词”与“物”在诗歌文本中貌合神离的美学原则。
“哥哥”作为一个“词”，与其所指代的“物”的原始意义已经相去甚远，如将其用“父亲”、“兄弟”等来替代，仍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哥哥”在此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远离了“物”本身的某种特定意义。这就像海子诗歌中的“麦子”、“太阳”等，诗人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和守望。而在《夜晚》中，“哥哥”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了曾强抒情主人公倾诉的冲动，体现一个孤独者、弱小者在内心深处寻求倾诉对象的需要。所以，作为词来讲，“哥哥”在诗中的作用更像是为了完成某种仪式而必须的抒情模式，比如“哥哥，我躲闪不及，我眼睛里钻进无数只猫”（《夜晚53》）、“哥哥，你把我的死讯抛洒在空气里”（《夜晚61》）等，这种自言自语式的叙述方式如果不是表达的需要的话，几乎可以忽视倾诉对象的存在。
而“哥哥”作为“物”，其在具体的人群结构当中代表的不仅仅是“兄长”，而是具备更丰富的社会经验的人，是具备刚强性格和成熟思想的人，是具备特殊能力和智慧的人，“哥哥”代表着宽厚与容忍，代表着信任和依靠，代表着勇气和自信。“哥哥”的这些气质影响着抒情主人公的选择和追求，成为抒情主人公心中理想的化身，这是抒情主人公可能选择“哥哥”作为倾诉对象的条件。当然，在“哥哥”身上也有着和抒情主人公一样的在黑夜中迷茫与徘徊，寻找和求索的过程，比如在《夜晚38》中：“哥哥，我们看不到的千里以外水车装着石头/慢慢逼近火药，确定了我们束手无策/哪怕是一点哭声都让我们的心无力穿透纸张/最后，除了夜晚，我们看不到自己”，这种相似性更是抒情主人公必须选择“哥哥”作为抒情对象的必然。
四
诗人为什么要选择“哥哥”作为抒情的对象，为什么要选择“夜晚”作为抒情的环境，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虽然说优秀的诗歌是永叵的，但是诗人的存在却是短暂的。而在这短暂的诗人的存在当中，更多的诗人们在他们的时代中都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甚至被时代遗忘和抛弃，被时代边缘化。
在学军的作品中，我能够明显感受到被时代遗忘和抛弃，被时代边缘化所带来的精神的创伤。独立思考的诗人不愿意与时代同流合污，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夜晚”，选择黯淡庸碌的“白天”背后孤独寂寞的“夜晚”。这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朦胧诗的写作中是最常见的，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顾城《一代人》）、“我与黑暗有关”（梁小斌《断裂》）、“我寻找着你/在一次次梦中/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北岛《结局或者开始》）等等。“夜晚”成了诗人们走向真实走向生命走向存在的出口，成了思考者必然的精神语境，成了表现诗人价值取向的文化语境。
而在当下，因为时代特征的影响，更多的诗人们不愿意选择黑夜，不愿意以这种决然背离的姿态证明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的抗争。或许，这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一个充满功利和欲望的时代，没有人愿意为理想牺牲什么。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前面我们在不断地讨论的“词”与“物”的问题、象征、隐喻和暗示的问题，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变得并不重要了，这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诗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危机，更多的是思想的危机。
回到最初的话题上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命运到底将如何转变？出口到底在哪里？从刘学军的《黑夜》组诗中我们看见了少数青年诗人的选择。
记：这个稿子写得很艰难，因为最初设想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地解决，所以始终无法展开，无法进入，于是很多时候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感觉很对不起诗歌。
2011年5月24日清晨5：50初稿完成同原苦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