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内部营销最初源于服务管理研究（Berry，1981），因而被认为内部营销最适合服务性组织。于是，关于内部营销的研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基本上都将对象锁定在纯服务性行业。国外主要以银行（Berry，1981；Caruana和Calleya，1998；Kahn，1985；Kelly，1990；Richardson和Robinson，1986；Sargent和Saadia，1998；Tan-suhaj，Randall和McCullough，1987，1991）为主，少量涉足宾馆（Arnett，Laverie和McLane，2002）、医院（Oetjen，2002）。台湾地区的研究除以银行（叶世明，2003）、医院（简丽环，2001）为对象外，还涉足保险（赖韵修，2003）、证券（康誉琼，2001）、宾馆酒店（Hwang和Chi，2005）、观光旅游（游羲，2003）和电视购物（李铨和李家玮，2004）等服务领域。近年来，政府事业等公共服务部门（Ewing和Caruana，1999；Quester和Kelly，1999）开始成为内部营销学者的研究对象。此外，制造性企业的行政管理等辅助部门（陈孟修和党秦武，2004）也已跨入内部营销的研究领域。
显然，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的（商业）零售业，尤其是信息时代下的电信零售业，还没有进入内部营销学者的研究视野。这就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性机会。
再者，零售业毕竟不同于纯服务业，它是以“有形产品”销售为主的服务行业。于是，内部营销理论是否依然适用于零售业，以及它在电信零售业将具有怎样的特殊情形，都将成为我们进行实证研究的又一重要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综述中所有的内部营销理论、研究及其结论，都不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环境背景之下（InanChinesemainlandcontext）。我们缺乏的是在中国本土环境背景下的内部营销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成果。因此，这也构成本书进行探索性研究的第三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