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巴门市一个纺织工厂厂主的家里。
恩格斯的故乡——普鲁士的莱茵省是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那时，在德国其他地方，手工业、手工劳动还占统治地位，但是在莱茵省，第一批机器已经出现，工厂也已经产生了。莱茵省是诞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胜利进军的第一个地方。
工厂制度给劳动群众带来了新的沉重的灾难，带来了更严重的贫困和更残酷的剥削。机器使厂主能以空前的规模使用女工和童工劳动；报酬低微的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竞争使得成年男工的工资也降低了。莱茵省也像其他各处一样，在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破产。
童年时代在故乡乌培河谷所看到的贫困和苦难的情景给恩格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毕生难忘。1839年，恩格斯写了他最初的政论作品《乌培河谷来信》，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对巴门和爱北斐特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困苦状况做了鲜明的描写。
19岁的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那种极端贫困的现象，特别是乌培河谷工厂工人的极端的贫困；他对工厂中普遍使用童工劳动表示极度愤慨。那时，只在爱北斐特一地，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不能入学。他们在工厂中长大，所得的报酬只及成年男工的二分之一。恩格斯指出，工厂中的工作是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不仅摧残童工的健康，而且还摧残成年工人的健康。恩格斯认为造成工人的贫穷和苦难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们的胡作非为”。
乌培河谷这个“德国的曼彻斯特”是纺织工业的巨大中心，同时也是宗教的愚昧和迷信的中心，虔敬主义——新教中最顽固最伪善的一派——的堡垒。“伪善的河谷”，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所写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称呼乌培河谷的。圣经和烧酒，乌培河谷的厂主和师傅们就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使他们放弃斗争、屈从现存的秩序。
恩格斯以后在回忆时写道：既然那时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小酒店的人间烧酒和虔诚的神甫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无论前者如何糟糕，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它，这是毫不足怪的。
在乌培河谷，“社会舆论”是由伪善的传教士决定的。在教徒的集会上可以成立审讯“异教徒”的正式法庭；而一切不参加宗教集会、平时看看小说或参加音乐会的人都被认为是异教徒。学校中的教育也是根据这种精神来进行的。恩格斯先生在巴门上理科中学，后来又在爱北斐特上市立中学；他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问先生，歌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先生回答他说：“是一个不信神的人。”
这就是这个富于感受力和洞察力的孩子成长起来和接受教育的社会环境。
恩格斯当时的家庭环境也并不更好一些。他父亲是一个虔信宗教和非常专制的人。恩格斯的全家，包括他的善良、慈爱但性格软弱的母亲在内，在这位专制暴君面前都是战战兢兢的。求知欲旺盛、性格刚强的弗里德里希在早年就显示了他的机智、聪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他就成了家里的“丑小鸭”。从一封偶然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父亲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15岁的儿子的教育是如何忧虑：
“上星期弗里德里希的学习成绩是平平的。你知道，他在表面上看来已规矩了些，但是过去一切严厉的惩罚显然都不能使他慑于恐惧而完全听话。今天他又使我为他担忧：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肮脏的书，这是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13世纪游侠故事的小说……愿上帝保佑他吧，总的说来，他是个好孩子，但我总为他担心，怕他堕落。他固然有一切美好的品质，但到目前为止，我还发现他有些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这使我深为不安。”
他那狂信宗教的父亲的笔下的“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实际上就是指恩格斯还在孩童时代已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力图突破周围那种伪善的环境。
这个有才能的少年在学校里对文学、艺术、音乐、外国语表现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他写诗，也画漫画，而且画得相当成功。恩格斯天性是乐观愉快的，他在体力上显示了极大的耐久力和机敏。他醉心于骑马、击剑，同时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游泳者。这种对运动对锻炼体格的爱好，恩格斯是终生保持不变的。
1837年9月15日，由于父亲的坚持，恩格斯不得不在还没有读完最后一学年就离开中学并放弃进一步的学习。恩格斯的父亲一心希望自已的长子能在商界中飞黄腾达，因此想使他习惯于在商业部门中工作。恩格斯先在他父亲的营业所里工作了一年，以后又被送到不来梅的一个巨大的贸易公司去工作。
但是，营业所的工作并不能限制年轻的恩格斯。经商这样一种前途对他毫无引诱力。他把工作以外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进一步提高自已。就在那时候，他那极强的工作能力、他的善于合理地利用时间和安排自已的生活，已使人感到惊异。每天清晨，在上营业所以前，恩格斯就已经在读书了。他写信给朋友时这样说：“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含着一支烟斗，让太阳烤着脊背，再也没有比在这样情况下读书更愉快的了。”
在不来梅这个大商港，恩格斯可以找到大批英国、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及其他国家的报纸。那时，恩格斯手头就有在德国被禁止的书报，他还把这些书报寄给住在巴门的朋友们。书报帮助恩格斯弥补了过去所受教育的不足，扩大了他的视野。阅读外国报纸的同时也使恩格斯在学习外国语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在给妹妹玛丽的信中，他夸耀他能用25种语言谈话。他常常给朋友写“多种语言”的信，那是用好多种语言混合着写成的。
的确，19岁的恩格斯就用所有这些文字写信，当然错误还是有的。
在不来梅，恩格斯曾醉心于诗歌的创作。他幻想着走巴门一商号雇员斐·弗来里格拉特的道路，后者在那时已经成为名诗人了。
过去恩格斯在乌培河谷的生活是寂寞的。现在他愉快地上戏院看戏，参加音乐会。他和过去一样，仍然从事游泳、击剑、骑马等运动。
年轻的恩格斯无论在不来梅或乌培河谷，都仔细地观察了劳动者的生活，他这样写道：“那些平民，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中，他们是最好的。”
恩格斯早年就对他诞生的那个社会圈子、对他成长的那种商人牧师环境中的观点和偏见抱批判的态度，他观察了人民的生活，狼吞虎咽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的态度就更为激烈了。
恩格斯的父亲对儿子的发展倾向感到不安，就预先把他送到不来梅的一个牧师那里去。但是，弗里德里希正是在寄居于这位好客的牧师的家中时，对宗教发生了极度的怀疑，并永远结束了先辈传下来的信仰。
恩格斯在这时所经历的内心斗争，在他给友人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有极明显的反映。恩格斯做出了结论：圣经中有不可解决的矛盾而且要使科学和宗教调和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坚决地和传统决裂，和他的家庭与朋友的世界观决裂。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知道这会给我引起极大的麻烦，但我既已为这种说服所束缚，即使我尽一切努力，也不能解脱……哪里存在着捍卫理性自由的问题，我就在哪里反抗一切强制行为。”
坚强的意志力、思想上的果敢和高度的原则性——这些特点在年轻的恩格斯给友人的信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于恩格斯彻底和宗教决裂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本书是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在这本书里否定了福音书中的基督的存在并证明福音书的内容是神话，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的创作物。在1839年10月8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说，他已成了“狂热的施特劳斯信徒”，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的信仰“显得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
抛掉基督教的这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弗里德里希就感到自已获得了解放。他努力要得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代替“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于是他开始更多地考虑政治问题。现在，童年时代的那些印象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聪明、天赋极高、勇敢而锐敏的青年人的观察和深思。革命前夜的德国及其邻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给这种观察和深思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年轻的恩格斯的观点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是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政治观点形成的时候，正是西欧许多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就是这个斗争史上的转折点。虽然这一革命直接产生的实际结果对法国来说只是大财政家和大证券交易者的君主政体代替了贵族的君主政体，但是，这个革命的雷声响彻了整个欧洲，并打破了当时笼罩着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整个欧洲的那种沉寂。
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引起了经济上落后和政治上分裂的德国的某些地区人民的骚动。但是，起初张惶失措的德国各邦政府很快就镇定下来，并加倍猖狂的镇压对政治稍有不满的人们。死样的沉寂似乎又重新笼罩着德国。但这不过似乎是这样罢了。警察的任何迫害都已经压制不住国内人心的不满。德国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初的特征，就是产生了各种反对政府的团体和派别。
黑格尔的左派学生即青年黑格尔派也属于这类反对政府的团体。恩格斯在1840年1月21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已经走在直接通往黑格尔学说的路上了。”他说他每天晚上都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但是，恩格斯自己在给格雷培的信中就写道，他不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黑格尔的学说和黑格尔左派信徒们的思想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局限在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中，远远地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实践，脱离了政治。在恩格斯看来，“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伟大战士”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19岁的弗里德里希的通信和他最初的文学尝试证明这个青年具有政治积极性和革命情绪。他幻想那“旧世界完全毁灭”的一刻的到来，渴望“生活的顶峰——建立功勋”。
恩格斯的一些诗是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杂志是在海涅和白尔尼影响下的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虽然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而且它的政治观点还模糊不清，但是它那种使作家接近社会生活、使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企图却吸引着恩格斯。但这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和诗人采取批判的态度。恩格斯嘲笑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在讲话的时候额上总爱现出“悲观厌世的皱纹”，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凄惨的音调和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恩格斯来说是根本不相容的。尽管德国的“现在”暗淡无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失去锐气，他为即将来临的斗争欢呼，对胜利满怀信心。
恩格斯感到苦恼的是他未能用无可非难的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逐渐放下了诗人的“竖琴”，拿起了政论家的笔杆。
恩格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论文，给读者留下了比他的诗作深刻得多的印象。例如《乌培河谷来信》在那些为恩格斯揭穿了的伪善的剥削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怒潮。有些乌培河谷人乱加猜测，以为这些“通信”的作者是弗莱里格拉特，另一些人却以为是《德意志电讯》的编辑谷兹科夫。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个可尊敬的巴门的厂主家里去找这个惊扰了乌培河谷蚂蚁窝的作者。恩格斯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就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同时请求他们不要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将要陷入可怕的困境”。
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电讯》的论文和他给朋友的书信证明他是一个热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些书信和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到年轻的恩格斯对君主政体和那些犯罪的暴君是如何切齿痛恨，同时也可以看到他那雄伟的革命气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哪一个时代都没有比1816——1830年间国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几乎那时的每一个君主都应该处以死刑。”他怀着特别仇恨和鄙视的心情描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恩格斯就是这样批评他的。他结束这封信时惊叹道：“呵，我能够告诉你许多关于君主爱臣民的趣事。只有对那嘴巴被人民打得劈拍作响、宫廷里的玻璃如数为革命所粉碎的君主，我才能希望他办些好事。”
当然，恩格斯没有可能如此公开地在报刊上发表自已的政治观点，但是在他的论文中他为反对君主政体、等级制度、贵族特权以及地主和官僚的横暴进行着斗争。
恩格斯嘲弄那些炫耀自已家世的达官显贵：“每一寸骨肉都是贵族的，每一滴血液都是64对门当户对的婚姻的结晶，每一瞥都是挑战！”他尖刻地批评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预见到被剥夺了土地的人民的怒火迟早会烧毁贵族等级的代表们和依靠这个等级的君主政体。为了对抗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恩格斯宣布了“没有任何等级，只有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国民国家！”的口号。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论文中提出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把当时经济上和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由38个大大小小的邦组成的德国统一起来。恩格斯写道：“当我们祖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时，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正确的主义、出版自由以及我们的其他一切要求就只会是一个注定了不能彻底实现的善良的愿望。”
恩格斯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而斗争时，反对普鲁士想在统一德国时取得统治权的企图。他宣布和德国的这一个最反动的邦进行无情的战争，并认为历史的洪流必然会冲毁“保守的普鲁士堤坝”。
恩格斯在不来梅经商时期写的论文和书信中所发挥的那些政治观点就是如此。由于恩格斯丢掉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他和他以前在学校时的朋友之间就产生了裂痕，现在，这些政治观点使这一裂痕更加深了。那些为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吓坏了的朋友们企图“开导”他，但是遭到了他的严厉驳斥和嘲笑。恩格斯在1840年11月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一个在政治上昏睡不醒的人，要责难我的政治信仰呢？如果让你在你那个村教区过安安静静的生活——要知道，更高的目的你是不会有的——并使你能每晚和牧师的夫人和孩子们散散步，那你就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恶棍恩格斯了。呵，好一个英雄的后裔！”
这是恩格斯写给他在学校时的朋友们的最后一些信当中的一封。他不能不感觉到，在居留不来梅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两年多来恩格斯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斗争，前进了一大步：丢掉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开始研究黑格尔学说，用革命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学说，从模糊地追求自由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
年轻人的广阔的视野，他的勇敢的思想，革命的气概，对劳动群众的痛苦的深切同情，所有这一切使他远远地超过了他周围的人们的水平。
1841年春天，恩格斯为了马上去服兵役，就回到了乌培河谷。虽然富有的厂主的子弟花些钱就很容易使自已免服兵役，但是恩格斯却愿意去服满兵役期限。他选择柏林作为服兵役地点。普鲁士首都虽然是一个枯燥的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却有一个展开着热烈的辩论、沸腾着思想斗争的角落，这就是柏林大学。由于渴望参加这个“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并充实自已由自学得来的知识，恩格斯就动身到柏林去。
1841年秋，恩格斯到达了柏林，作为志愿兵加入了步兵——炮兵旅。他在这里亲身体验了普鲁士军事操练的一切“妙处”。但是，他从服兵役当中也获得了真正的好处，他仔细地研究了军事，并很快地成了一名炮手。自从恩格斯在库弗尔格拉班附近的兵营中受训时起，军事科学就成了他喜爱的一门课业。
在服役期间，恩格斯以旁听生的资格抽空在柏林大学听课，他特别注意哲学的讲演。当恩格斯到达柏林时起，在青年黑格尔派小组里进行过活动并被公认为他们中间独具超人的智慧和雄伟的气概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恩格斯到柏林后不久就热情地加入了左派黑格尔分子当时所进行的那些哲学上的战斗。1841年12月，他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他的论文《谢林论黑格尔》；约在1842年3月间，他的没有署名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出版了，随后很快又出版了第二本同样没有署名的小册子《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间智慧为神的智慧》。恩格斯的所有这些著作都对谢林的反动唯心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
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不同的地方还在于这些著作充满了战斗的、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实际的、政治的性质。恩格斯很清楚地了解，这不是在和谢林做纯粹的哲学上的争论，而是在向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支柱——保守主义、伪善和宗教黑暗势力开火。在这些阐明哲学问题的论文中已经可以感到革命风暴的来临。年轻的恩格斯为这革命欢呼并用以下的战斗号召结束他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我们将斗争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旗帜在山顶飘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同志们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发光？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逼近，他们从平原奔向我们，他们在歌声和乐声中走下山岗。伟大的决定性的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已日益接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把著名的哲学家谢林批评得体无完肤的著作不是出自某个“博学之士”之手，而是出自昨天的不来梅的办事员和今天的志愿兵——炮手恩格斯之手。
在批判荣克关于现代德意志文学的讲演的一篇论文中，恩格斯批判了“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的中间立场，批评他们缺乏政治积极性，在哲学争论中没有一定的观点，批评他们的文学作品缺乏思想性。
和“青年德意志”的彻底决裂，表明年轻的恩格斯在发展过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9月30日，恩格斯的兵役期满了。当他回到巴门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要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去实习经商。
显然，他父亲这样做，不仅是渴望儿子提高经商本领，而且还要使他脱离革命前夕德国日益紧张的气氛。虽然恩格斯还从来没有用自已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是他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他家里的人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恩格斯是否反对过他父亲的计划，这点已不得而知。可能这个计划正是最符合恩格斯本人的愿望的。无论如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居留，对年轻的恩格斯来说，不仅有极大的收获而且也成了他发展中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