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出版已经370多年，这部闪烁人文主义光芒的小说至今吸引无数读者，体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这部世界文学宝库里的明珠不仅属于西班牙人民，它已经属于全世界人民家喻户晓的朋友。塞万提斯也曾预言过：“将来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会有译本。”至今，世界上每个角落都听到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有100多种文字，版本无从统计。1959年4月已经有人收集到2047种版本。其中西班牙语版本843种，法语版本397种，英语版本319种，意大利版本84种……。别林斯基说过：“每个民族、每一个世纪的人民，都一定或将要读一读《堂·吉诃德》。”这话也正好点明了小说跨时代超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生前饱经忧患死于贫困的塞万提斯，死后却受到了西班牙人民的格外垂青，被认为是西班牙人民的骄傲。发生了七个城市争夺塞万提斯的故事，遗憾的是塞万提斯连块墓碑也没留下来，这也是个绝妙的幽默方式。我就用人们惯用的说法，只好说他永远活在了人民的心中。
在《堂·吉诃德》第二部最后一章，有作者一段玩笑话，说是“奇思异想的拉·曼却绅士如此结束了一生。熙德·哈默德不愿指明他家乡何在，让拉·曼却所有的村镇，都像希腊六个城市争夺荷马那样，抢着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后来果然应验，人们最初研究他的传记材料奇缺，找不到他的出生地点，于是有七个西班牙城市：马德里、塞维利亚、托雷多、卢塞纳、埃斯基维亚斯、孔苏埃格拉、阿尔卡萨尔，都抢着想把塞万提斯说成是“他们的儿子”。
据说阿尔卡萨尔市民很固执地拿出一本教堂登记簿上的文字，要证明塞万提斯归他们市所有。“布拉斯·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和卡塔琳娜·洛佩兹之子米盖尔，生于1558年10月9日”。直到后来证明作者诞生在阿尔卡拉·德·厄纳靳斯城以后，这件“公案”才结束。而教堂证明的人也只是塞万提斯一个20多岁的远亲罢了。不管怎么说，塞万提斯也踏实了。
从18世纪开始，对《堂·吉诃德》的理解从原来认为的“有趣的书”有了转变。评论家开始注意到了他出色的讽刺。不仅讽刺骑士小说，还讽刺了西班牙封建社会。并与《巨人传》并驾齐驱，成为一部与拉伯雷小说齐名的讽刺小说。有人说是讽刺了沉缅过去的英雄业绩的西班牙王权，有人说是讽刺了西班牙的荣誉观念和西班牙的军事威力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后来有人就批评讽刺用力过猛拜伦在长诗《唐璜》中写道：
塞万提斯把西班牙的骑士制度笑掉了；只是一声大笑就把祖国的有力助手砍去；——从那一天起西班牙不出什么英雄。
拜伦甚至认为《堂·吉诃德》的“荣耀”，是用“他祖国的沦亡”的高价买来的。这大概是批评最尖锐的一家之言。还有一英国人说这讽刺不但对西班牙，对全人类的尚武精神也是个损失，“使纵欲代替了忠心、抢劫代替了保护、背叛代替了忠诚、自私自利代替了骑士精神”。这种指责似乎是太过了点。
英国的笛福主观认为，《堂·吉诃德》讽刺的是被英国打败的“无敌舰队”统帅麦迪纳·西陀尼亚公爵。法国神父拉班说小说是讽刺西班牙国王的宠臣莱尔玛公爵等等。
到了18世纪中叶，在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思潮影响下，英国诗人蒲伯认为堂·吉诃德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他说主人公是故意板着脸说笑话。作家撒缪尔·约翰生说：“读者在感到堂·吉诃德或桑丘可笑或可怜的时候，很少能否认他们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幻觉”。这也就逐渐使阅读走上了正道儿。
于是许多作家创作了“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英国作家菲尔丁在小说《约瑟·安德鲁斯》里创造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亚当斯牧师，这是个不谙世故屡屡上当吃亏的好人。19世纪英国又有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特利斯脱兰·香代》，写出一个托贝叔叔，纯朴善良。狄更斯小说《威克匹克外传》中天真幼稚的威克匹克先生。威廉·萨克雷小说《纽克谟一家》里忠厚可亲的纽可谟上校。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米什金公爵等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主人公爱玛被称为“女性的堂·吉诃德”。这都发源于塞万提斯的开山大作。
19世纪浪漫主义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大都肯定堂·吉诃德为追求理想、不怕牺牲、坚持斗争的精神，同时又指出其行为不合时宜到处碰壁的悲剧性。总之，他们认为堂·吉诃德的形象表现了骑士时代高尚的英雄气概被资产阶级平凡庸俗的现实生活打败的悲剧精神。德国批评家弗利德利许、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身上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赞扬了堂·吉诃德身上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和为真理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借此来批评俄国的自由主义分子脱离群众，夸夸其谈，空喊革命的弱点。
20世纪以来，认识进一步深入。肯定作品现实主义的创作成就，承认其社会讽刺意义，尤其对主人公典型性格方面作了进一步评价。西班牙有一个“1898年一代”作家流派，对《堂·吉诃德》作品的研究，涉及主人公性格。作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等人指出：主人公性格反映了20世纪初叶西班牙知识分子对祖国前途的焦虑和探索。乌纳穆诺《堂·吉诃德和桑丘生平》（1905年）这部著作中，重点考察了西班牙民族衰微的原因，认为堂·吉诃德象征了西班牙民族的灵魂，为了振兴西班牙，必须唤起民众，摆脱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要为发扬堂·吉诃德所代表的精神理想而奋斗。这也是最合作者本意的极好的理解方法之一。其实，全世界的读者到此为止，都应引以为鉴，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发扬主人公那种理想精神，才有望从平庸中超越自我，得到心灵的自由解放。
塞万提斯对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怀有极大兴趣。在小说的献辞中开玩笑说是中国的皇帝急着见他，他因没有盘缠只好放弃。据考证，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12年神宗帝曾托人给西班牙国王带过一封信。这在当时是极为神秘有趣的事。所以塞万提斯写道：
“最急着等堂·吉诃德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我问那钦差，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托他送我盘费。他说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层。我说，那么，老哥，你还是一天走20哩瓦，或者还照你奉使前来的行程回你的中国去吧，我身体不好，没力气走这么迢迢长路。”这仅是作者的一个玩笑。
1922年，林纾用文言文翻译了《堂·吉诃德》并定名为《魔侠传》，这是第一个中译本，也只译了第一部。30年代傅东华从英译本转译过《堂·吉诃德》，也仅是第一部。鲁迅先生生前曾经计划译介这部小说却未如愿。1978年，由杨绛先生花费多年心血，从原版西班牙文译《堂·吉诃德》全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才让中国广大读者见到了译笔忠实原文，文字优美最受读者欢迎的《堂·吉诃德》。感谢杨绛先生，塞万提斯并没有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