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死后，魏继承了汉的衣钵，统治了北方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北方也曾出现了一阵儿热捧曹操的潮流，以曹操的四儿子曹植所写的悼念他老爸的《武帝诔》为代表，其中就有这样伤感动情的文字：
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
这固然是因为曹操是整个魏朝的缔造者，但也有一些魏国官吏的话是比较中肯的，比如说有个叫和洽的官儿，就说曹操“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卫觊也说曹操“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并且魏国的官吏也常常以曹操的睿智为据，为榜样而工作，这都说明了在这段时间内，至少曹操的事功和形象是有力地影响着魏国所统治的地方的。
但是魏亡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一些指责、批评曹操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中以晋朝人孙盛和史学家习凿齿为代表，但同时仍存在着一些肯定曹操才能和功绩的人，比如大史学家，创作《三国志》的陈寿。值得一提的是，另外还有一些人的看法更趋于科学，认为曹操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需要否定之处，这些则以陆机为代表。
我们下面分别来看看各朝各代对曹操的认识和评价。
首先来说一下史书《三国志》的创作者，大史学家陈寿对曹操的看法，其实他的看法已经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以“赞”的形式表达出来了，他的赞是这么写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我们可以看到陈寿并不认为曹操的事业是对汉朝的一种篡逆，反而高度赞扬了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事功，认为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本人的军政素质甚高。我们知道，申指的就是申子，中国战国时代的申不害，是法家术派的代表人物，而商呢，指的自然是商鞅，商鞅是法家法派的代表人物，引领落后的关中秦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所以说申不害和公孙鞅的政治才干都是极高的；韩呢，不用问，他和白并列，指的自然是汉初的军事奇才韩信，白则指的是秦国统一前有名的大将军白起，他指挥了著名的长平之战，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韩信和白起都是非常精于战阵的人，用他们来比喻曹操，再加上前面的申不害和公孙鞅，自然就是说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都是极为出色的，所以他“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惟其明略最优也”。
陈寿评价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比他对刘备的“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的评价，自然高出不少。
除了陈寿之外，高度赞扬曹操乃至歌颂者还有不少，比如王粲、王沈和司马彪。王粲，我们知道，这哥们本来就是个歌功颂德的主儿，所以他的《英雄记》也能把曹操的马屁拍上天去。而王沈呢，他创作了《魏书》，我们一看书名，就知道他这部书是以曹魏为正统，为曹魏朝廷树碑立传的，你看他的评语写得，简直让人觉得他对曹操的崇拜之情犹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他不仅以曹魏作正统，而且蔑称吴、蜀等敌国为“群丑”，说曹操用兵变化如神，自己写了一部兵书十万余言，叫什么《孟德新书》，这部书写出之后，诸位将军打仗都不用看古兵法、旧兵书了，“皆以新书从事”，就都按照曹操的“红宝书”来作战，这样可以达到“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的效果，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个人崇拜。他还认为曹操作战“每战必克，军无幸胜”，就是不打则已，这仗只要打了，曹操就能赢，而且从来没有侥幸胜利的。这显然跟事实不符，而且过于浮夸虚夸，可以看做那时的个人崇拜之辞，而无过多的参考意义。
与之相反的是晋朝人孙盛和史学家习凿齿的看法。其中孙盛首开后人非议曹操的先河，在他的《异同杂语》里就揭露了曹操很多酷虐变诈之处，这里不做枚举，详见《三国志》引文。紧接着孙盛的是史学家习凿齿，这个人是第一个开始以蜀汉为正统的学者，对后世可谓影响深远。
他对以谁为正统，有两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三国时代应该以蜀为正统，理由是“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他肯定了刘备的宗室身份，并以此认为刘备开创的蜀汉是汉朝的一种延续，因而具有正统的性质，而魏朝虽然受汉禅，最后又把天下禅让给了晋朝，实际上它还是个篡逆的王朝；第二点意见，既然他认为魏朝是篡逆的王朝，那么取魏而代之的晋朝就更加不合法了，但他生活在晋代，所以他也必须制造出一种晋朝合法的学术论调，于是有了这第二点意见，那就是说，“皇晋宜越魏继汉”，也就是说晋朝接受的禅让不是魏朝的禅让，而是汉朝的直接禅让，所以晋朝是一个合法的政权。他的理由是：
“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未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
大意是说三国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无论是曹魏也好，还是蜀汉、东吴也罢，都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而蜀汉因为其开创者的宗室身份勉强可以算作汉朝的延续，而曹魏虽然受汉禅，却不算作是正统，只有晋朝才真正地统一了中国，所以实际上可以说晋朝是受汉的禅让，而非曹魏。
且不按照中国古代禅让的理论，但就习凿齿论据来看，还是有一些道理的，但现在也只能说晋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却不能说晋承继的是汉，承继汉的应该是三国中的蜀汉，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血缘观点来看，自然是这个样子的。
相对于孙盛和习凿齿而言，这时还有一种比较介于中间的声音，那就是承认曹操的才干和事功，但是对他的某些手段存在非议，代表人物是陆机。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后裔，在东吴灭亡后，在晋朝做官儿，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陆机作《吊魏武帝文》，高度地赞扬了曹操的果绩：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而如遗……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而褆福，亦践危而必安。”
洋洋洒洒的，连我看了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什么叫“要万途而来归”？曹操真的叫很多敌手或者边国“来归”了么？显然没有，这是第一恶心之处；下面的则更不要脸了，什么叫“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曹操有些方面还是有政绩的，但他也不是完人，这样就“丕大德”了？那还不把上古的英皇贤帝尧舜禹汤都给羞活过来？还“宏覆”，皇恩浩荡啊，徐州的那些无辜受难的百姓怎么就不宏覆了？这是恶心之二。下面更有恶心的呢，比如“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那刘备、孙权怎么就不残了呢？恶心！恶心！所以笔者历来最恶心那些歌功颂德到肉麻的文人，这里提到陆机，是因为他还评价过曹操的酷虐，这里就不多提了，赶快离开这个恶心的人。
到了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南朝，孙盛和习凿齿的影响加大，人们渐渐地开始大肆非议曹操的阴险狡诈，例如《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就是这时的一个代表。在他所著的《世说新语》里，很多篇故事都提到了曹操的假谲，比较著名的故事像曹操的“梦中杀人”，“望梅止渴”、“床头捉刀”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南北朝以降，隋唐之人对于曹操的看法就更加趋于复杂。拿唐朝来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唐皇太宗李世民对于曹操的定性。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2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兵高丽，过邺，见曹操墓，自己写了一篇文章祭奠曹操。这条史料透露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唐太宗见到了曹操墓，我们且不论真假，这说明至少在唐代，邺城的曹操墓还是存在的；另外一点，作为皇帝来讲，平常草诏撰文这种事儿，一般都是不做的，那么唐太宗见到了曹操墓，竟然“自为文”，这足以说明作为开创唐代的一国之主来讲，对于曹操这个历史名人还是比较欣赏和在意的。
而唐太宗的这篇《祭魏太祖文》也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充分肯定了曹操平世定乱之功。曹操为老百姓解决了政局稳定的问题，继而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一步谋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肯定的是这一点儿。
接下来，他笔锋一转又写道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说曹操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是有自己的私人目的的，所以他才在一些地方不尽心尽力，而“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他有时候的这种行为就违背了自己平世定乱的初衷，甚至不把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放在眼里，唐太宗的这些话说得还是比较中肯的，同样作为一世枭雄来讲，唐太宗真可谓是曹操的知己。
唐太宗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他祭奠、评价曹操的文章一出，就具有法律上认定的效益，所以不难想像，唐朝主流的评曹基调应该就是唐太宗这种官方基调的延伸或发展，而大体上没什么违背的。
比如有人称赞曹操的雄才伟略。爱好军事的杜牧，他很欣赏曹操的才略，在《孙子兵法》里吸收了曹操的注解；大诗人杜甫也赞扬曹操的功业，在他一篇名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诗里写道：
将军魏武之子孙，
于今为庶为青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章风流今尚存。
当然也有一些对政治比较敏感的唐人，在他们的诗文里侧重地说曹操的不好，无君、奸诈等等，如李邕的《铜雀妓》，“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说曹操将会永远受到后代的嗤笑。元稹的《董逃行》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诗里写道：“刘虞不敢作天子，曹操篡乱从此始。”把曹操的行为说成是篡逆。史学家刘知几更把曹操的负面评价推向了典型，他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田常是春秋时齐国的贵族，他控制了齐国的大权，并且杀死了齐简公，为田氏代齐奠定了基础；王莽自不必多说，他以外戚的身份逐步篡夺了西汉的大权，最后废掉西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新；刘知几把曹操和他们相比，不但认为性质上他们是一丘之貉，而且曹操的罪责比田常、王莽还要严重，是他们的百倍、千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形象的定型，戏剧和文学作品的推动“功不可没”，因为这些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所以也容易给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考证，早在唐，甚至是隋末，就已经有三国的改编文学作品问世，例如《太平广记》卷226收史学家颜师古的《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15卷，做木偶戏，其中就有“刘备乘马渡檀溪”的段子，李商隐的《骄儿诗》则描写了当时的人们观看根据三国改编的文学作品时的表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的就是三国中张飞和邓艾的形象，虽然没有查到有关曹操的直接材料，但也可以料想，既然三国改编文学问世，那必也少不了曹操的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