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革命在将已经衰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深渊的同时，也伸出了“复兴”斯密理论的救援之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边际革命的三大发起人之一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借助于边际分析方法和数学工具，对“无形之手”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成为现代经济学“帝国大厦”的奠基人。
6.4.1坚忍不拔的瓦尔拉斯
瓦尔拉斯是为数不多能与亚当。斯密并列的经济学家，他因创建“一般均衡”理论而闻名于世，他紧紧抓住经济领域中所有市场相互关联这个极其抽象的理论问题，以数学的严谨代替亚当。斯密逻辑力量，让人信服地论证了所有市场通过“无形之手”都能够同时达到均衡这一理论难题，成为现代经济学“帝国大厦”的奠基人，被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高呼为“所有经济学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据说，德国经济学家奈瑟尔被萨缪尔森问及希特勒纳粹德国的经历时，他回答道：在那些无比黑暗的岁月里，他主要是靠全身心地钻研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来度过艰难日子和黑暗统治的。
里昂。瓦尔拉斯（ Léon Walras，1834— 1910）出生于法国巴黎西边约 90公里的埃夫勒小镇。早年在巴黎、里尔凯恩和杜埃度过，从小深受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一位法国颇有名气的学者）的影响，立志实现父亲寄予的高度期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凭借数学方法登入经济学殿堂的奇才，由于缺乏必要的数学背景，中学毕业后，两次投考理工学院都名落孙山，最后辗转进入巴黎矿业学院。由于对“技术细节”和“工程师的技巧”感到厌倦，不久即脱离了矿业学校，转向了文学和新闻学，并于 1851年获文学学士学位，于 1858年出版了小说《沙维尔。弗兰昔司》。1858年瓦尔拉斯看望父母时的一次夜间散步改变了他的命运。散步时父亲的话“使社会科学近似于自然科学是 19世纪有待完成的重大工作之一”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接受了父亲的劝告，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学之旅。
然而，与一切伟大的思想家的经历一样，通向终点的进程是漫长而艰辛的。瓦尔拉斯一边在父亲的指导下自修经济学，一边开始向经济学杂志投稿，但是他的心血却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退稿。父亲的鼓励和自身的坚忍不拔性格，使瓦尔拉斯更加努力地学习数学和经济学，继续致力于经济学的数理化。由于他关于经济学的准备工作没有获得任何权威的认可，他在法国始终没有获得一个教学或类似的职位。为了维持生活，他有过许多临时职业：记者、铁路职员、银行经理，甚至言情小说家。他的婚姻也并不顺利，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有私生子的女人，他的双胞胎女儿一个不幸夭折，多病的妻子早早就离开了人世。在这关键时刻，机会给科学帮了大忙。 1860年瓦尔拉斯在瑞士洛桑宣读的一篇关于税制的论文，使他在 1870年获得了洛桑学院新设置的经济学教学职位，“这对科学和瓦尔拉斯都很重要。凡是对瓦尔拉斯作品评价很高的人，没有不被他的《自传》中这一部分深深感动的”。
瓦尔拉斯在洛桑学院执教 22年，并没有因为他所在的法学院对数理经济学没有什么兴趣而不愉快，相反，他对在洛桑学院的研究和写作生活十分满足。在洛桑学院，他实现了向父亲许下的诺言，完成了《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1874），以及它的姊妹篇《社会经济学研究或社会财富分配理论》（1896）和《实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或社会财富生产理论》（1898），他说他的著作有“如同宗教之于信徒们般给予他满足和快乐”。在洛桑学院，他培养了帕累托等一批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创立了“洛桑学派”，发起了“边际效用”革命，被誉为“一般均衡之父”。
虽然他将《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书稿寄到法兰西科学院时得到的却是“最消极”“最叫人泄气”的答复，他的著作在他生前由于受到法国经济学“学阀”或“官方经济学”的阻止未能在法国流行而遗憾，但是，这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相反，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宣传和推广他所创建的一般均衡理论。
他利用母亲去世继承的遗产把自己的论文发送给各国的学者，这些论文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认可，无数赞誉蜂拥而至。 1892年，他被聘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
尽管瓦尔拉斯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在政治上瓦尔拉斯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1865年，他和里昂。赛伊合办了一家生产合作银行，开始对法国合作运动进行研究，还主办过经济杂志《劳动》月刊，并担任杂志编辑。由于对“合作”
的热爱，在巴黎他就合作运动等经济问题多次公开演讲，并结识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朋友，不过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持否定态度。他主张国家应收购与达到社会最大福利不相容的、违背自由竞争的私有财产，如土地、铁路等。这样，国家有了提供经济收入的财产，就可以不再征税，因为在瓦尔拉斯看来，征税影响自由竞争。这也可以看出，瓦尔拉斯的政治主张，与他的理论一脉相承，并不存在矛盾。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即对“无形之手”的论证集中体现在他的经典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中。在这部著作中，瓦尔拉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出的“无形之手”理论给予了形式化的表述和严密的论证。我们知道，在物理学中，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向世人展示了自然界的一幅可还原的、连续的、稳定的、均衡的图画，自然界的规律性清晰可见（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 20世纪的事情）。那么，在经济学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规律呢？瓦尔拉斯时刻不忘父亲那个让他一生铭记的夜晚谈话，颇为自负地讲道：“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 20世纪已经相离不远，到那个时候，即使在法国也会感到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托付给有全面修养的人们，他们既习惯于演绎地进行思考，又习惯于归纳地进行思考，既精于推理，又熟悉经验。那时数理经济学就可以同数理天文学和力学并列。”在瓦尔拉斯看来，经济现象中也存在类似自然科学的可还原的、连续的、稳定的、均衡的规律。瓦尔拉斯像物理学家一样用数学形式进行论证，他把“无形之手”理解为价格体系，认为每一种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不仅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亦即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随该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变化），而且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亦即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还受到其他商品价格影响）。当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了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中，市场是一个整体，各个市场、各种经济主体普遍地相互依存和协调，各种经济主体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均衡的形成过程，就是经济主体最大化的实现过程，也是价格机制自由传递供求信息的过程。换言之，一般均衡的形成，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是以数学形式体现出来的公理化体系，是对亚当。斯密那种凭天才直觉宣称的“无形之手”理论即“让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一切朝着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完美论证。
在《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中，瓦尔拉斯还对交换价值的起因进行了探讨。在对劳动价值论“太窄”（无法解释不是劳动商品的价值）和效用价值论“太宽”（空气、阳光等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有了价值）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之后，提出了构成“一般均衡”理论基石的稀少度理论或被后人称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从而成为“边际革命”三位领导人之一，“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效用论的理论来源。对于该理论我们在后边的内容叙述中给予较详细的介绍，这对熟悉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读者来说，很值得批判研究。
在《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就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谓边际生产力就是最后一个单位要素的投入带来的产出增加值）。该理论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实现最优配置要求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最后一个单位要素的投入带来的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最后一个单位要素的投入需要支付的成本）；二是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收益。前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最优配置，后者是按要素贡献支付报酬的分配论。“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论和分配论的理论来源。
瓦尔拉斯创造了一般均衡理论，成功地完成了“无形之手”理论的形式化表述和论证，并向经济学家展示了将相互关联的经济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的可能性。对于他的成就， 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希克斯评价道：“很少经济学家像瓦尔拉斯这样对成为永恒真理的东西做出这样多的贡献”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称瓦尔拉斯理论是“斯密之后经济学史上很少几次出现的全新的经济思想” ；而创新派大师熊彼特则说：“瓦尔拉斯的经济均衡体系，将‘革命的’创造性和传统的系统性统一起来，成为能与理论物理系的成就媲美的唯一的经济学著作。”确实，对于这位洛桑学派创始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始人之一、一般均衡理论的创造者，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6.4.2交换价值起源的深邃理解
作为 19世纪 70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三位创始人之一，瓦尔拉斯明确地将自己的一般均衡理论建造在边际效用的基础之上。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指商品的价值实体是边际效用，即消费者消费最后一个商品单位获得的满足感。只是在瓦尔拉斯那里，边际效用理论是通过他的稀少性理论来叙述的。稀少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人们有用；二是数量的有限性。物品有用，因而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物品数量有限又只能满足到一定的程度，由此便产生了由一定商品消费量“获得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 ，瓦尔拉斯将这个强度称为“稀少性”，亦即后人称谓的“边际效用”。由于商品的稀少性“不仅是必然与交换价值结合在一起，而且必然与这个价值成正比，就跟重量与质量的关系一样。因此，如果稀少性和交换价值肯定是两个并存的和成比例的现象，则同样肯定，稀少性是交换价值的起因”。
对于交换价值起源的分析构成瓦尔拉斯理论体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瓦尔拉斯认为，在解释价值的各种理论中，英国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太窄”，无法解释不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法国学派的效用价值论“太宽”，使得像阳光这类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成为有价值的了。他认为，唯一正确的价值理论，就是用稀少性解释价值的学说。他评价道：
经济这门科学对价值起源问题提出了三种比较重要的解答。第一种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提出的，是英国学派的解答，把价值的起源归之于劳动。这个解答过于褊狭，因为它对事实上确有价值的那些物质，没有能给予价值。第二种解答是孔狄亚克和萨伊提出的，是法国学派的解答，把价值的起因归之于效用。这个解答过于广泛，因为它对事实上并没有价值的物质也给予了价值。最后第三种解答是布拉马基和我的父亲 A。A。瓦尔拉斯提出的，把价值归之于稀少性。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瓦尔拉斯在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提出批判后，还对其错误的原因给予了分析。瓦尔拉斯认为，批评亚当。斯密的那些人指出，还有某些不是劳动得来的物品，它们也具有价值，可以交换，这是一种肤浅的批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劳动会有它的价值？为什么它是可以交换的？对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既没有提出，也没有答复。瓦尔拉斯认为，劳动之所以有价值和可以交换，那是因为它既有用又数量有限，一句话，它是“稀少的”。“劳动以外的事物，只要是稀少的，就同劳动一样具有价值，一样可以交换。因此，把价值的起源归于劳动的这个理论，与其说是过于褊狭，不如说是缺乏意义，与其说是不能接受，不如说是理性不足。 ”至于效用价值论，瓦尔拉斯认为，效用价值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单是效用不足以产生价值，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除有用以外，还必须是“稀少的”。对于孔狄亚克和萨伊苦费心机地论证空气、阳光和水有价值的问题，瓦尔拉斯不无讽刺地说道：“我们对于空气、阳光和水，有时候的确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当它们是稀少的时候。”事实上，效用价值论遇到的问题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遇到的问题有些类似，就是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缺陷，不能自圆其说。至此，瓦尔拉斯不仅完成了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批判，而且，把两种价值论都引到了“稀少性”上来。
毫无疑问，在瓦尔拉斯看来，稀少性是交换价值的真正起源。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它的稀少性理论（或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在瓦尔拉斯体系中，土地、劳动和资本都能提供消费性服务，因而都能直接产生效用，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决定供给或者需求。另外，瓦尔拉斯从未用边际效用直接定义价值，他认为价值是相对的，只有稀少性才是绝对的，因此，在价值起源问题上，瓦尔拉斯强调的是稀少性是交换价值的真正起源，而不是价值本身。
对于交换价值起源问题，与亚当。斯密的三种甚至四种价值论、李嘉图忘记历史且存在着内生缺陷的劳动价值论和萨伊牵强附会解释空气和水价值的效用价值论相比，瓦尔拉斯的解释要深刻得多。作者以为，价值起源学说是一种规范而非实证的学说，如果我们利用价值转型之前的商品的价格对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供求价格论进行计量检验或实证分析，将会得出一样的结论。在价值起源学说方面，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通过商品两个因素分析和劳动二重性学说，建立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劳动力转换为商品和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变巧妙地解决了致使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大矛盾，然后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创立了“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从瓦尔拉斯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构建可以看出，交换价值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交换价值起源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对立的两大理论体系，对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
6.4.3“无形之手”的理论构思和论证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由此完成的对“无形之手”形式化表述和论证，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并充满了各种数学表达方程和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的数学分析方法，这里仅就这一体系做一概括和分析，而略去数学内容。
瓦尔拉斯将经济看作是一个无所不包含的市场，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一般均衡是一切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无论一个市场何时趋向均衡，或何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些变化都将扰乱其他的商品市场。 20世纪 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的让凯恩斯政策无能为力的“滞涨”现象是一个理解一般均衡的很好案例。 70年代当欧佩克组织提高油价时，消费者增加了对汽油和取暖油的支出，消费者支付相关能源产品的支出越多，花在其他商品上的支出就越少，结果其他商品的生产厂商不得不削减产量和解雇工人，这些裁员继而又进一步减少消费者的支出，导致进一步的减产和裁员。能源危机还影响了产品生产成本，即使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不耗用能源的商品，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运到消费者购买地也需要能源。能源成本上升提高了那些消费大量能源而需要少量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降低了那些消费少量能源而需要大量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倾向于减少对那些涨价商品的支出，而更多地购买那些跌价产品。对消费需求和投入需求的变化，将影响生产成本和每种产品的最终价格。但是，经过一个阶段变化之后，在不再受到外力变化影响的点上，上述的一切变化是否会自动趋于缓和与稳定？市场是否会重新达到一般均衡？如果能达到，为什么会达到，如何达到？
为了回答这些类似问题，瓦尔拉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路线，逻辑一致地搭建了“一般均衡”理论大厦。他首先撇开生产、资本积累和货币流通等复杂因素，集中考察交换的一般均衡，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交换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瓦尔拉斯假定市场中每个人都持有一定量的各种商品，各自根据市场的价格体系，按照自己对商品的偏好和预算约束，选择不同商品需求量和供给量，以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当商品需求与供给不相等时，人们便会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重新调整各自的供求量，使供求的差额逐步缩小，调整反复进行，直到实现交换的一般均衡为止。现实中，交换均衡的实现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通过不断调整自发实现的。
在解决了“交换”的一般均衡之后，瓦尔拉斯加入更加现实的假定，把各种消费品不再视为既定的存量，而是视为生产的结果，把生产过程引入分析，探讨了生产的一般均衡。在这部分理论中，瓦尔拉斯提出了“资本—收入理论”。他把资本概念的外延扩展为“一切现存的社会财富以及土地和人力”，包括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资本物品，并认为资本的本质是产生收入，收入同时也称为“服务”。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资本物品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服务，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价格，分别为地租率、工资率和资本利息率。资本所有者出售各种资本所产生的服务，便获得一定的收入，即地租、工资和利息。此外，瓦尔拉斯还进行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分，让企业家处于经济活动的中心。企业家从资本家那里借来资本，从工人那里买来劳动，从地主那里租来土地，然后，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资本家、工人和地主。市场被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企业家把这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并通过竞争实现均衡。这种竞争是完全竞争，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将某种产品的各生产系数和相应的各种资本服务价格的乘积相加，便构成这种商品的单位成本。生产成本与商品价格的相互关系，表示为生产方程。将各种商品生产中所需的一种生产服务的数量加总，便构成生产服务的总需求。表示这种服务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便是生产服务的供求方程。在交换均衡基础上的生产均衡的条件，除了效用最大化和产品供求相等之外，还需要各种生产服务的供求相等和每种商品的价格等同于该商品的生产成本，因为如果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则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导致供给数量增加，结果价格降低，反之，需求数量增加，价格升高，最终达到商品的价格等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实现生产的一般均衡。
在完成了交换和生产的均衡分析之后，瓦尔拉斯进一步研究了提供各种服务的资本本身的均衡（又称为“资本积累的均衡”）。在这部分理论中，瓦尔拉斯引入了两个新的重要概念，第一个新概念是“纯收入率”。他将资本服务价格减去折旧费和保险费之后的余额，称为资本的纯收入。纯收入与资本本身价格的比率称为纯收入率，亦即资本的利润率。第二个新概念是“永久性纯收入”。瓦尔拉斯指出，资本物品的需求，原因在于它们在今后能为其提供的一系列纯收入，他把这种纯收入称为“永久性纯收入”。由于在研究资本积累均衡时，瓦尔拉斯抽象掉了货币资本的借贷行为，因此储蓄就等于投资，就是对资本物品的购买。当各种资本物品的纯收入率相等时（亦即马克思著作中的利润平均化），均衡达到，因为如果利润没有平均化，资本家就会增加对纯收入率高的资本物品的需求，减少对纯收入率低的资本物品的需求，企业家也会改变资本物品的生产，导致资本服务价格的相对变化，最终使纯收入率相等。此外，资本积累的均衡还需要使永久性纯收入供求或使新资本物品总额供求相等（相当于储蓄等于投资）。该条件通过对社会统一纯收入率的调整而实现。当资本物品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便降低统一纯收入率，这样一方面导致人们偏重于当前消费，减少储蓄，从而减少对资本物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导致资本物品价格的提高，从而增加对资本物品的供给，逐渐调整，使供求趋向相等。当资本家把资本以货币形式借给企业家，由企业家进行实物投资时，资本积累的均衡需要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借贷资本的利息率与社会统一纯收入率相等，当它与社会统一纯收入率不相等时，便会发生在实物形式上的投资和在借贷形式上投资之间的转换，使两种利率关系发生变化，最终趋向相等。把上述关系纳入整个体系，经过一系列调整，最终实现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
“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只考察了固定资本的供求均衡问题，而没有考虑流动资本的均衡（注意在瓦尔拉斯这里流动资本分为“流动资本物品”和“现金余额”两大类），于是，他又考察了流通和货币一般均衡，把一般均衡从实物经济推广到货币经济。对于流通资本物品，只要让这些资本服务的价格（即流动资本的利息率）共同参与统一的纯收入率的确定，就转换为与资本积累均衡一样的问题，不出现新的困难。而对于现金余额（即货币），一方面取决于人们想用货币在今后购买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另一方面取决于货币服务本身的价格（即货币的利息率），通过货币利息率的调整，便能实现货币供求的均衡。
瓦尔拉斯将上述四个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均衡通过四组联立方程来表示，并由方程个数与未知量个数相等，得出了均衡解存在的结论（实际上，该条件除了不能保证有解外，也不能保证解的值具有经济意义）。对于均衡是否稳定的问题，瓦尔拉斯认为，一旦经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市场这双“无形之手”会使经济制度驶向一个新的均衡状态。对于如何驶向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瓦尔拉斯引入了拍卖者和卖方喊价的概念。拍卖者通过“试错”的喊价，观察供给和需求是否相等，通过价格的调整，直到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对于瓦尔拉斯论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后续经济学家的批判和所做的修补工作，这里不做叙述，留给读者思考。
至此，瓦尔拉斯以效用最大化和需求与供给相等为基础，通过四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程组，搭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成功地完成了亚当。斯密宣称的“无形之手”理论的形式化表述和完美的论证。他不仅实现了向父亲许下的诺言，而且成为现代经济学“帝国大厦”的奠基人。
§§7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虽然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实现了边际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融合，将经济理论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严格的假设条件和过分抽象的数学推导，除了对“无形之手”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外，并没有留下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如何将边际革命的理论创见与古典主义深邃的思想结合起来，重构经济学体系，成为边际革命开始后的重要课题。这时，英国学者马歇尔出现了，他高傲地宣称，经济理论的发展无需借助于奥地利和法国学者的帮助，他们所知道的“每一个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指亚当。斯密——引者）涉猎过的”，而受到他们攻击的“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 的李嘉图理论早已进行了“边际效用和总效用的区别” ，只是“不知道微积分的简单术语”而已，于是，发现“‘斯密学说’的要旨”，破解李嘉图“叙述杂乱”“用词牵强附会”“文辞含混不清” 寓意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这位语言大师马歇尔身上。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近这位边际革命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二代继承人 ，领略一下他如何实现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大综合”，如何将经济学带入新古典时代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一次登场的美国学者是如何对分配问题做出进一步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