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一场重感冒。感冒开始，我到校医院去看病，他们给了我一些口服药丸。我对医生说：我每次得感冒，都是不打点滴就不管用。医生说：小小感冒，按时服药，保证药到病除。第三天起，我的体温就像是节日的焰火一样往上蹿，额头上烫得要把覆盖在它上面的头发都烧毁。我全身疲软，有气无力，抬一下手臂像是把茁壮成长了一二十年的精力都耗尽了，所以我每动一下都要做残酷的思想斗争。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纹丝不动地躺着，像是一个标准的死人。我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摧折了我所有的骨骼，并把它们精炼成一种体积极小、密度极大的物质，铸进我的头颅，因此我感到身轻如燕、头重如铁。我拼了老命来到校医院，依然是自信的医生和药丸，我预感自己会死在这药丸手里。
死，我并不觉得可怕。说实在话，死亡是我从出生到现在考虑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对什么是死亡、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死亡、死亡的形式、死亡的意义、自杀的方式、自杀的价值判断等等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解释，不过在这儿我却不想多说。因为这些看法都是我长年累月一点一滴想出来的，这些辛勤努力的成果，没有与之相称的商业利益，我不会轻易将其脱手；因为这些看法具有强烈的个人特征，可以算作是个人隐私的一种，公之于众与我不利；因为这些看法与大众的苟活心理貌合神离，所以它不适合进入公共生活的领域。
不过，我还是愿意谈一谈与小说无法不相关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说：自己的事自己做。其实我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讲这句话的，海明威、杰克？伦敦、川端康成他们有这个资格，但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就不配，因为他们把出生尤其是死亡这种人生的头等大事，全都无条件地交给了自然或者说是上帝，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不是像普希金那样与情敌决斗被对方干掉了，又不是像加缪那样十分荒诞地被车撞死了，总之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把那件事情办好，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无限期地往后拖延，结果让别人来收拾残局，真是丢脸。当然还有一些人竟然自作聪明地对于那些自己做自己的事的人说三道四，对于他们，我只有重复陈胜同学的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在抑郁的时候，我曾经着魔似的整天想着如何做掉自己：从高楼顶上向下飞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摔成个植物人可就功败垂成了；安眠药、贝多芬的《月光曲》和割断静脉，这是一种比较宁静的死法，但是它太温柔雅致了，比较适合女人，而且我不喜欢血，连检查乙肝时的抽血都讨厌；上了靠近长江的大学，方法就又多了一种：与一江春水共同向东流。美中不足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真是没有半点先见之明，而且我还担心被哪个好心办坏事的家伙捞了起来，然后我的自杀未遂和他的见义勇为手拉手、肩并肩一起上报。不过，我倒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得一场感冒死掉，让疾病插手这件事同样不够光彩。
我决定到校外就医。但是校医院狭窄的走廊被堵塞了。十几个学生簇拥着一个大个子，正七嘴八舌地跟几个医生吵架。
我晃晃悠悠地冲着人堆走过去，脚步虚飘，想着怎样从他们头顶上一路踩过，但我差点倒进一个女生的怀抱。就在这时，我背后传来一声断喝，体内的病菌像是被吓死了一半，一塌糊涂的神智因此清醒了一瞬间。背后的声音如是说：是不是要把我们学生，弄成绝症，才能办转院手续，操你妈的！
这件事当然跟钱脱离不了干系，或者说很多事把它们与钱联起来就不难理解了。从学校医院转出去的病人，在外面治疗，学校就要负责报销医药费。一个老婆是校医的教授某天上课的时候，见睡觉的人太多，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他便道出了校医院的看家本事：校医院的医生医术不高，治个小病小灾的，勉强能够胜任，稍微严重一点的，就黔驴技穷了。校医院的药全是次品，药效微不足道，唯一的优点是，保证没有副作用。校医院的医生一般不喜欢给人治病，有了小病让你先忍着，看你病得不行了，才给你开一两服药。所以你们去就诊的时候，不要说头疼，要说脑部神经有毛病；不要说喉咙疼，要说肺痛；不要说肚子痛，就说肝有问题。只有不惜丧失诚信地夸大其词，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我找了家其貌不扬的医院，自费注射了两瓶点滴。回到寝室，夜幕已经降临了。我和衣躺下，盖上被子，很快睡着。
我大汗淋漓地醒来的时候，感到胸中好像有一团烈火正在熊熊燃烧。我费力地踢掉了被子，过了一会儿，我重新把它们一层一层地拉上了。就让心中的大火把我烧一个不省人事，就让心中的大火把我烧一个死去活来，就让心中的大火把我烧一个筋骨尽枯，就让心中的大火把我烧一个灰飞烟灭。我又想到好的病菌和坏的病菌正在展开激战，它们打得不可开交，我的身体是它们的战场。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向外喷涌，很快，我就成了在汗水的河流中畅游的一尾大鱼。当晚我先后湿透了三件T恤衫，还有床单。次日，我病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