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换寝室的杨兰搬东西时，我把我高中时的迁徙故事讲给她听：我们大二下半年开学时并没有更换寝室，管理制度要求我们在这儿住上四年不挪窝，但我高中的时候三年时间流转了三次，高一时在五楼，由于自来水水压太低，公用的卫生间没法冲，大便挤作一团，有时还会发生粪便井喷现象。当是时，只见稀粥状的大便，岩浆般坚定而缓慢地漫出坑道，覆盖整个卫生间的地面，我当时认为：门槛是个伟大的发明，否则一定会殃及走廊。高二时，企盼已久的我们降级到了三楼，上厕所终于可以听到流水的潺潺声了，我们不时地发出由衷的感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乐观情绪持续到一天晚上我仰天长叹的时候发现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有个室友说这不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次日中午就有污水透过缝隙洒在刚刚拖过的地板上，我们几个人立刻冲上楼梯，砸开楼上寝室的门，让他们立即停止冲地板。我向查寝的班主任报告了这一事实，他当即建议我弄张白色墙纸把那口子贴起来，我遵命照办时引起了寝室公愤，他们认为班主任的解决办法简直是讳疾忌医，而只有维持原状才能扩大事件的影响，引起领导的注意，使之得到圆满的解决。影响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我与一个室友下象棋，第一局我输了，准备罢手午休时，对方突然总结说，他抽取一车一马照样能胜我，把我气坏了，我把收到盒子的象棋又倒出来，眼看就要证明他刚才说的是屁话时，一块水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砸在我的后脑勺上，把我放倒在地，现在掀开头发还能看到当时留下的一块白净的伤疤。我躺在病床上跟一个小护士侃了两天大山，他们才得出结论：没有脑震荡。重返寝室时，发现寝室凭空多出两根电线杆子，我说，这不是第三者插足吗？高三时我们继续走下坡路，住到了一楼，校长在课间操集合时自作聪明地主动解释说：高三的住一楼，可以缩短寝室与教室之间的距离，可以拥有更多的学习时间，我们是充分为高三同学着想的。可是他不知道下水道也在一楼，而且朝向下水道的地方还有寝室里唯一的通风窗户。我认为有些人高三时头痛失眠、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高考发挥失常，就是被那臭如鲍鱼之肆的下水道熏的。
杨兰是我的网友，她有很多网名，每次网上会面，我都会发现她换了一副新马甲，早上还叫“黎明静悄悄”，傍晚时网名就成了“太阳死翘翘”，总之是取名随意用之即弃。但也有规律可循，例如，如果她的网名叫作“一杯浓咖啡”的话，那说明她心情不坏，跟她嬉笑怒骂，肯定没什么副作用；如果叫“一杯白开水”呢，那肯定是大事不好，要是正赶上我的幸灾乐祸心理占了上风的话，我就会想千方设百计，诱导她把苦水瓶子拧开；要是碰上我也诸事不顺的时候，我一般是干脆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及时下线开溜，免得我自己说话走火，把一个感情过剩的坏心情女孩刺激成一网络疯子。
虽然她昨天起了个网名叫死人，但看她今天十分鲜活的样子，我就直呼其网名了。死人，你这台灰不溜秋的电脑是直接搬，还是先装箱再搬走？我问。她笑着说，直接搬吧，你这个大死人。下楼时她在一旁聒噪，昨天让你帮我搬寝室，你那么不情愿，喊你两声大死人，你就答应了，这说明叫你大死人，你就有动力了，所以我今天就要多叫几声。可你也太小气了，就因为这个，你就一定要叫我死人，跟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我都替你觉得害羞，再说了，你看你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叫你大死人再贴切不过了。我一边喘气一边回敬她，死人，那是因为你的显示器太重了，而且还是在下楼梯，你有没有同情心啊，站着说话不腰疼。杨兰则继续刺激我：你骗谁呢，箱子上写了的，净重十六千克，毛重十九千克，一个显示器你都抱不动，你还怎么抱女孩子啊，那可都是五十千克左右的啊。我据理力争：这能比较吗？形状不一样，女孩子那都是有胳膊有腿的，有哪个长得像这显示器呀，方方正正的，跟个石头凳子似的，而且质地也不一样啊，女孩子那叫温香软玉，即使个别长得差点，也还是有机物啊，你瞅瞅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一大坨破铜烂铁，还有塑料和二氧化硅。
搬完了书籍搬电脑，搬完了电脑搬被褥，衣服收了两皮箱，我们一人拖一个。从四楼下来，穿过一个有十个篮球架子的大操场，到另一号楼的七楼上。只见两幢楼的楼道里和大操场上，两股混合着男女老幼的人流来来回回，或抬或扛或提或背或抱或拖着囊括了市面上各种品牌的包装袋子和各式各样的皮箱以及扎成一团或仅仅叠起的垫絮、棉被、毛毯，其混乱局面有如市民在持续的大轰炸之前躲防空洞。我上下楼的时候，有几次跟不守交通规则不靠右行走的女孩子撞出愤怒的火花，有的女孩子撞倒了人还浑然不知，因为她们怀抱之物高出了眼眶抹杀了视线。死人还这样为我加油打气：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但是你不用过分担忧，我觉得凭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在搬迁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的。
由于有我在一旁上蹿下跳忙活得像只马戏团的猴子，杨兰的乔迁大事算是轻松过关：当我抱着一堆沉重厚实的通信工程专业的课本时，她提着装有信件和用黄色胶布死死封存起来的日记本的方便袋；当我扛着电脑机箱时，她手拿鼠标，一边行走一边没完没了地点击，像是有点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就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她，嘴可没有赋闲，她对换寝室的事情一肚子意见：上学期按照年级住宿舍楼，这学期又按学院来入住，谁知道明年又有什么新鲜的分类标准，学校把我们当成了陶吧里的七彩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正在暗自思忖她这句话里面的色情意味，她却搬出了二十世纪的一大哲人：福柯同志说的好，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而在于改变有关真理产生的制度、政治和经济规则。我正准备问她是习惯于称别人同志，还是知道福柯就是个同性恋，她却马不停蹄地说到一系列的制度问题，她们学校新换了一校长，下车伊始，就把行政楼前一个大花坛的草皮给铲除了，种上了另一种草皮，那恰恰是他前任的前任种过的一种草皮；她们学校有三栋教学楼，上下课的铃声竟然不一致，彼此之间相去三分钟左右，而且没有一个与北京时间合拍，这让同时在三栋楼都有课上的杨兰不知道如何调整手机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