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应她的请求之后，两人一时无话可说，就划船上岸，各自归队。看着串联起来的粉红色生肉，架在烟灰色的木炭之上，这让我联想到黄色投影中滥交着的人体，以及第一次忐忑不安地观看这一幕的数年前的我。那还是在高中，我拿了奖学金之后，借口与寝室的同学庆祝一番并交流学习经验，一起跑到早已踩好点的投影室，理直气壮地夜不归宿，并在第二天的早自习上纷纷卧倒打瞌睡，好像是一场集体性的昏厥。在等待色情节目出现的时候，我像是得了瘙痒症一样焦躁不安，但我却不愿意暂时出去购买食物和水，我怕期待的节目突然开始以至于我错过镜头。没有片头的色情片开门见山的那半分钟内，我心如鹿撞，鲜血也似乎在皮肤之下喷泉般四处喷射。我开始怎么坐着都不舒服了，先是左腿搁在右腿上，然后右腿架在左腿上，过了一会儿，我干脆脱了鞋子盘起双腿坐在沙发上，好像这散发着朽木气息的破旧沙发是东北人家的炕床，接着又觉得鞋袜臭不可闻，便又把鞋子穿上，摊开双腿然后伸直。这种由身体的一个局部发生变化所引起的不安，似乎无法解决。我环顾我的同学，发现不是我个体的不安，而是集体的不安时，就开始在心理上对这一现象不以为意了。倒是片子中女人持续的呻吟开始带给我惊悚，那是一种原始的声音，那是另一种语言，我一再尝试，也没有从中听出任何情绪，不是表面呈现出的巨痛苦，也不是人们常说的大欢乐，什么都不是。这开始让我变得六神无主，我有点后悔来看这类电影，甚至想立刻抽身走开。我的注意力慢慢涣散，谁都没法对整体变化不大的视觉形象持续地注视。最后我隐隐感到，生理上的厌恶开始缓缓压倒类似冒险的兴奋，并且夹杂着一种看客或窥探者特有的罪恶感。
在我混乱不堪的思维中，与情色图画混合在一起的烧烤嚼起来索然无味。返回的时候，我们把烧烤时没有用完的肉与土豆都送给了看护公园鸽子的人。回校后我立刻睡觉，醒来不久，同样回校休养生息的杨兰就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到了我们学校后门。因为她不知道她们学校附近哪个影院有得放，而我熟知本校周围的情况，所以就只好把她请过来了。
我们在后门一家餐馆里吃牛肉面的时候，一辆轰鸣着的推土机在街对面疯狂地掰着一面断壁，间或飘来一阵石灰粉尘。我得有意识地提高声音才能向杨兰讲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学校后门基本上算是餐馆一条街了，每一平方米都能吸收一个劳动力，但是它们很快会被全部拆掉，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一家。不是先拆后建，只是为拆而拆。据说是应大学的要求，政府下了批文，叫什么整饬大学校园周边环境，但是就是没有人提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学校周围的这些个体户，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就是因为选错了邻居，所以要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杨兰说：他们应该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整饬餐馆周边环境，然后把大学的围墙推了，再把学校的食堂拆除。我表示赞同，忽然想起来还要往饭卡里面存钱呢，因为再过几天除了饭粒如子弹的学校食堂以外就没地方吃饭了。附带说一下我学了将近两年的经济学的一个体会：原先我以为很多现实的争议是一个从整体上来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关键是利益之有无，后来发现事实远不止如此，它往往更多的是一个对谁相对有利、对谁相对有害的问题，重点是利益之分配。
我们在校园、超市、网吧、广场磨蹭到晚上十一点，再次吃过作为夜宵的烧烤之后，我就开始带着杨兰钻胡同了，一路上我都特别留意胡同的拐角处以及行走在我身边的人，因为这一带曾经出过夜行者被人当头一棒打晕，然后被劫财的刑事案件。很快我们就到了一个有四个小厅的投影厅，其中最深入最偏僻的D厅就有她想看到的东西。我带她摸索着进去，找了两个靠边的座，我准备大大咧咧地坐下，她拽住我，然后仔细地从椅背摸索到活动坐垫，扫走上面琐碎的瓜子壳。她身体像被蝎子咬了一口似的抖了一下，然后她面有难色地低声问：哪儿有卫生间？我摸到脏东西了。她把一只摊开的手放在腰后，然后跟我去找更加隐秘的卫生间。遭此挫折的她从卫生间里出来之后，竟然没有如我所猜想的那样，打消原来的念头，去看几个寓教于乐的片子。我们在该小厅的另一处坐下，她不自觉地偎依着我，迅速进入画面，我还在一边东思西想呢！上大学之后，通过地下市场上买来的光碟、几个寝室组建的局域网、可以高速下载的网上链接，我们实在是看得太多了，直到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或者一边吃饭一边看。我又开始反思第一次观看时的恐惧的由来，也许那种呻吟声是茫茫的未知世界的一处突然表现，而这一奇迹在我目睹之时，就意味着我同时开始了对未知的探索、对天意的揣测，我的脚踏在了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地方，我徘徊在越界的边缘，如同踩在法律的边线上，罪恶感像是一眼凿开的泉奔涌而出。
杨兰偶尔会自然地闭上眼睛，过几分钟再睁开。看了大约一个小时，杨兰像是不堪忍受地急促地说：我不看了。我们出来透了透气。到隔壁的C厅看一台二十九英寸的彩电，正在放映数学家纳什生平事迹的电影《美丽心灵》，看到性格不稳定的纳什，因为那篇多年后让他捞到诺贝尔奖的论文无法取得进展，而把堆满草稿的书桌推出玻璃窗，摔碎在宿舍楼底下来发泄时，碰巧翻看过曼凯维奇的《数学的故事》的我，想到了欧几里得曾经对托勒密国王的直言不讳：几何学中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平坦的大道。当然，针对欧几里得的第五公设也是如此：匈牙利的小学老师F？鲍耶一心想证明第五公设，以除去欧氏几何的瑕疵，他砸进去了一生的光明与乐趣，却半点水花都没有泛起，在人生暮年的时候，他奉劝儿子J？鲍耶不要去碰第五公设，认为一家牺牲一个人也就够了。但是J？鲍耶并不领情，终于在27岁时一举推翻第五公设，欧几里得的几何大厦轰然倒塌。
我跟她聊了一大通这些，她只是说：我又想回D厅。我们便又回去，片子的主角已经从日本人换到了所有器官都大一号的美国人。终于找到可以破除尴尬的话题的我备感轻松，我接着跟她讲起数学家的卑鄙行为起来，比如在他自己的时代里站在数学顶峰的卡尔达诺，曾经说要把塔尔塔利亚介绍给一个愿意资助学术的富翁，就从后者手里骗走了三次方程式的求解之法，虽然他以暗藏玄机的诗歌发誓说不会泄露秘密，但是仅仅事隔六年他就背信弃义出书公开了解法。
杨兰的注意力开始从通常只有十几分钟的电影片断上转移到我的谈论上，并且妙语连珠：我认为堪称典范的人，是那些没有任何污点地进入了真理搭起的天堂的人，这样的人似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至于卡尔达诺，则是以卑劣的姿态走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每个时代都有少数这样的珍贵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的宿命却只是不失认真地做着前景黯然的事情，而最令人讨厌的显然是，猥琐地从事于见不得人的勾当。此话一出，我发现她已经在两个小时之内修炼得百毒不侵了，可以在一瞬间摆脱最排斥思维的介入并且严重干扰思维的画面，对理智进行精彩绝伦地运用。她的回应极大地激励了我的舌头，我说的更带劲了，连有人往我们这里恶意瞟了好几眼也顾不上了，我说到了几个有传奇色彩的数学家的死。
有一阵我天真地认为，一边看A片，一边讨论数学史，是一件帅呆了、酷毙了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这是性与死亡第一次联手出现在我们的命运中，前者在呈地下状态的电影中，后者只是我为了过过嘴瘾的话题。我想我们以后所面临的不幸，就是从这些文字中的死亡中整装出发的。
我说：新柏拉图学派的领袖女数学家希帕蒂娅，她毕生生活在日益强大的基督教的敌视之中，被当作是异教徒，认为是在传播歪理邪说，最终死于当地基督教教徒之手；迦太基与罗马两个城市，为了西西里一个破岛，没完没了地争了一百三十年，迦太基混出了一个一代名将汉尼拔，罗马士兵则在四处抢掠的时候，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平民阿基米德；身为保皇党的英国数学家乌特勒，听说查理二世复辟了，由于快乐过度而去世；有智力歧视观念和蔑视权威的伽罗瓦，考了两次巴黎工学院愣是没上，第二次还把黑板擦扔到了面试官的脸上，几次给法国科学院投稿都被对方搞丢了。他一气之下投身政治运动，一年时间蹲了两回监狱，然后为了一个卖弄风情的婊子跟别人决斗，被对方一枪干掉了，享年二十一岁。幸好他临行前简略地写出了五次方程的可解的必要条件以及求解方法。
题外话：憎恨科学体制的伽罗瓦，曾经愤愤不平地在论文前言中目空一切地写道：假如我要向世界伟人和科学伟人致辞的话，也不会含有任何谢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也曾经说过类似唯我独尊的话：我的努力与别的哲学家符合到何种程度，我不想加以判定。我之所以没有指明思想来源，是因为我思考的东西别人是否先行想过，与我无关紧要。胡编乱造的小说家们在《前言》《后记》中一个个说话理智而小心，倒是这些数学家、哲学家们纷纷感情用事，也许是对作品价值抱有的自信的高低有别，也许是对待情感的态度不同，文学把情感对象化了，充满了对自身感情的剖析和以己度人，而科学对情感搁置起来听之任之。如果我们不只是把马锦涛那种多愁善感、大哭大闹的演戏风格叫作感性的话，也许数学与哲学的气质比文学更加感性，它包括抛弃形容词后的严肃、穷尽一切可能的多疑、水晶一样的清晰、追求确定性的偏执……
我记得后来我们俩靠在一起睡着了，大概是两三点的时候吧，因为投影厅的放映员多半在这时会善解人意地把声音调低些。六点半左右时我们双双醒来。然后我送她搭车返校，一路上我还强打精神跟她讲一个由我们相偎而睡而想起的笑话呢：我大一时有一次上课与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听了没几分钟，我们俩就不约而同地睡着了，老师立刻把我们吼醒，然后怒不可遏地质问：你们两个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全班哄堂大笑。杨兰对此也报之以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