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刑法的教授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秃头，语速偏快但是语气和善，像是一个办事利落并且信奉和气生财的民营企业老板。后来在课程结束时，他说了一番赢得汹涌掌声的话：其实我非常乐意给同学们上课，因为虽然作息时间是固定的，但是我讲些什么内容，怎么样讲，却完全是由我自己安排，没有人给我下指标、定任务，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受任何人的管制，也不必迎合任何人，也不用担心说错了话，因为错了可以再纠正。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肯定对很多他教过的班级都讲过同样的话，并且深知这句话的效果，但当他跟我们再一次说出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他喜欢穿一件灰色夹克衫，并且从不把拉链拉上。尽管他很强调自己享受到的言论自由，但他在授课时却是心平气和的，几乎从来没有像讲授宪法和后来的三大诉讼法的老师那样，会很激烈地抨击司法实践和社会现实，也不像后来讲授民法的老师那样，公然宣称他的授课的出发点之一是以某理论权威编著的教材为靶子。所以我想，刑法教授所谓的自由应该主要是结构安排的自由，以及表达方式的自由，绝不是论战的自由。
上课之前，杨兰还从书包里摸出一个十六开的软抄准备做笔记，弄得我这个从来不做笔记的人很不好意思。幸好我们听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课，她仅仅只是记下了几个词组，像是有目的性、有选择性地听讲的。在讲授犯罪主体时，杨兰还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她竟然冲我满脸歉意地笑了笑，大概打瞌睡是她意料之外的事情。在刑法教授开始通过简略回顾来为一上午的授课作清场工作时，我作势把她的笔记本抢过来看，她大大方方地让我抢。我看到她记下的是：危害行为的表现方式；积极不作为；意外事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直接故意；可能发生加希望发生。刑法学教授在下课时带了一个大好通知，说是教我们法理学的教授到西藏去给那里的中级法院的法官讲司法制度改革去了，所以我们下午的课先行取消以后待补，还说要正在欢呼雀跃的大家谅解什么的。
散场完毕，我与杨兰还坐在阶梯教室里讨论该去什么地方打发这个漫长下午，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我们在那所大学的后门吃完快餐之后。她说在她眼睛上蒙一块抹布都能把武汉三镇走一遍，我提到的任何地方，她都觉得缺乏新鲜感，唤起不了她的丝毫热情，更谈不上行动的动力了。这是一个跟点菜类似的难题。据说一般的大企业招聘了从事销售类的应届大学生之后，不会把他们分配到他们毕业院校所在城市的分公司，大概原因类似吧。于是她有些不耐烦地说：要是在走到公共汽车车站之前，我们俩还没有想到大家都满意的点子，那我们就眼睛里饱含热泪，极不情愿地分道扬镳吧！她的语气让我不想有异议。
奇迹没有出现。我们同床异梦似的等着不同的车。走来一个头发脏乱、左右脸上各有一个被太阳多年以来缓缓盖上紫红色印戳的农村妇女，她身挎一杆银白色小秤、手捧一篮鲜红的草莓。这让我想起第一次在网上碰到杨兰时，她说要先测我智力，过关之后才配跟她聊天的情景来，她出了一个谜语：草地上来了一群羊，打一水果名。谜底就是这位妇女向等车的乘客挨个兜售的草莓。杨兰如痴如呆地看着妇女手中的篮子，带着一种吸毒者才有的视线集中而神情涣散的眼神。后来杨兰的眼神悠悠转醒，渐渐地像是加了一勺汽油并且被点燃，熠熠生辉起来。她无比兴奋地说：陪我到市郊的草莓种植基地买草莓去，刚采摘下来的最新鲜。
我们中途转了一次车，然后在地面气温最高的午后两点到达了基地。黄中带黑的泥土像是在自动旋转的天地洪炉里和着金黄色的阳光被轻轻地搅拌着，覆盖着蔬菜大棚的薄膜被阳光打薄了似的脸色苍白，匍匐着的连绵不断的大棚隧道般地对近地空间多变的温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穿越。从大棚掀起的一端，可以看到的低矮的草莓密密匝匝地簇拥着，向着更深、更幽暗的地方，形有尽而意无穷地延伸着，鲜红色的果实繁星般地点缀在绿色茎叶之间。
我们沿着两边布满草莓大棚的公路往前走了大约一站路的距离，走过每一个地头，都会在其中一个敞口的大棚前面，看到一个兼有批发和零售的临时摆起的小摊，上面堆满了正源源不断地从看摊者身后的大棚里摘过来的草莓。我们随机性地在一个小摊前停下，然后要了十斤草莓，装进两个粉白色的方便袋子里。挑草莓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小丝涎水从杨兰长着一颗小虎牙的右边嘴角流出来。杨兰并没有注意到，也没有用纸巾擦拭一下嘴角。在我付钱的时候，她就把书包往左肩上一挂，左手拎起其中一袋，右手就从中挑拣出鲜嫩肥大而无破损的草莓往嘴里送，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就像是一条专门消耗草莓的流水线。
在公共汽车上抢占座位的时候，因为她一边吃一边抢，动作慢一拍，结果一个臀部肥大的中年妇女一屁股有如天塌一般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俩相视苦笑，妇女见状，主动站起身跟杨兰换了一个座位。走了大概四五站路，右手被染红的杨兰，把一袋草莓还有绿色书包往我身上无力地一扔，然后闭紧双眼，双腿平伸，身体向下出溜，好像是被人抽取了脊椎。过了一会儿，她身子一侧径直趴在我的腿上。我以前也偶尔晕过车，知道她现在不光是气力全无，还有上吐下泻而不能的痛楚，见状就建议说：我们下一站就下车。她没有任何回应，一副准备任人摆布的样子。车一靠站，她先是在我的搀扶下走了两步，然后捂着胸口几乎是从公共汽车后门口跳了下去。我拎着两袋草莓两个书包像是穷人走亲戚似的下了公共汽车，杨兰已经撑着路边贴着性病治疗广告的电线杆呕吐起来。我把杨兰的书包递给她，她手忙脚乱地掏出餐巾纸，然后靠在电线杆上认真地擦嘴，然后突然破口大骂一句：操他妈，我怀了。最后三个字用的是女低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