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我们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嘉诚
善待功臣——老员工
李嘉诚对老员工的照顾，在商界一直传为佳话。
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的老根据地，他在地产与股市两行玩得顺风顺水后，人们都以为他早放弃了塑胶业。一次，香江才女林燕妮准备开办广告公司，四处寻找办公地点，跑到长江大厦看楼时，发现李嘉诚竟然还在生产塑胶花，不禁暗暗惊讶，且大惑不解。
众所周知，这时的塑胶花早就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实业此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并没什么大的关系。
尽管这样，长江实业仍在继续小额的塑胶花生产。对此，林燕妮思之再三，终于明白了李嘉诚的用心，“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为此，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仍得以被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李嘉诚先生是很念旧的。”林燕妮的说法很有道理，李嘉诚的确很念旧，对那些曾经帮助他打过大下的老员工们感恩不尽。
一次，有人问李嘉诚为什么还背着老员工这个包袱。李嘉诚说：“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我们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那人连连赞叹道：“李先生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在当今香港，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便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生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话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以前旧式老板的观点。现代企业的观念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商人皆为利来，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没有效益，关闭是无回厚非的。都说商场是无情的，但李嘉诚却能化无情为有情，上演了一幕幕动人的人情戏。
李嘉诚“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的观念符合现代人的管理思想，值得现在大多的民营企业深思，相信能给他们许多启迪。
确实，如果没有企业员工的卖力苦干，无论多么有本事的老板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气候。相反，企业富有凝聚力，员工精诚团结，愿意为老板奋斗出力，这个企业就必定大有前途。再小的企业也可以做得很大。
李嘉诚先生一直认为，虽然老板受到的压力较大，但是做老板所赚的，已经多边员工很多，所以我事事总不忘提醒自己，要多为员工考虑，让他们得到应得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用“冠冕堂皇”一词来形容李嘉诚这番话，并认为他这么说其实是在收买人心。但是，我们可以不必管他怎么说，只看他怎么做。他为老员工安排出路，总是实实在在的事。不管他这么做是真心实意，还是收买人心，都对他的事业有事实上的好处，使员工真心实意地跟着他干。一般的老板，只想利用员工，并不愿为员工利益着想，一有不利，就把员工当包袱甩。这样，员工就不敢将日后的前途托付给老板，心心念念想为自己谋出路，有力也不愿使出来。这样对谁有利呢？不过是一损俱损罢了！
所以要想由小做大，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合作，而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诚的合作，首先要了解合作的利益问题，这包括下属的利益与外来合作伙伴的利益。李嘉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很好。
例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共计有10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人，则很难计算。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李嘉诚不但重用下属，而且很顾及他们的利益。当事业有发展的时候，会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李嘉诚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他吸收了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并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整合。例如，日本的一些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作“埋骨公司”之类的宣誓。李嘉诚从不苛求员工做出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是通过做到一些对员工有益的事，让员工觉得公司值得效力终身。所以，在长实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跳槽的，但公司行政人员十分稳定，流失率极低，可以说微乎其微。
要吸引及维持好的员工，要给他们好的待遇及前途，让他们有受重视的感觉，这样自然干劲十足，创造更多的效益，而老板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了。当然，还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制度，否则山高皇帝远，一个好人也会变坏。
化敌为友
“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李嘉诚讲这样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是他做生意的一个宗旨。
李嘉诚在香港业界闯出名声之后，香港媒体常用“擎天一指”来形容在拍卖场上斗智斗勇的李嘉诚。其实，“擎天一指”只是就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而言，因为李嘉诚并不是那种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人物。在香港拍卖场上，曾出现过不少一掷千金、搏尽取胜的事例。大家争来争去，最终都红了眼，变成了赌气，不惜一切代价，不把对方压下去，誓不罢休李嘉诚觉得无论是购买土地还是公司，不要认为非得手到擒来不可，今日不买这块地，以后还有别的地皮可买，目的都是在于发展地产赚钱，他认为，“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因为土地有的是，不像古董孤品，存世只有一件，“过了这村，就没那店”。而赚钱的机会则随时随地都有，不必因此坏了交谊。
李嘉诚在拍卖场上，不仅擅长斗智，而且极善于克制。每次参加竞投，李嘉诚都会事先认真周密地研究拍卖对象的现有价值和发展价值，然后确定出一个自己的最高价。若超过这一最高价，李嘉诚就会毫不犹豫地果断退出，绝不与人意气相争。
1987年11月27日，在股灾渐去、地产渐旺之时，在香港官地拍卖场上许久未曾露面的李嘉诚，只要一出现在拍卖场就会格外引人注目，一举手、一投足都倍受记者瞩目。当天投拍的这块官地位于九龙湾，面积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李嘉诚一开始便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百万、2亿1千万。
“2亿1千5百万！”这是素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叫的价位。李嘉诚曾与胡应湘有过多次合作。胡应湘是著名的留美土木工程专家，李嘉诚初涉地产之时，还曾请教过他有关地产知识，一来二去之后，两人逐渐成了好友，交情颇深。
李嘉诚回头看了看胡应湘一笑，胡应湘亦报之以微笑。此时地价已竞抬到2亿6千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3亿5千5百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举座皆惊。
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场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搁在一边。拍卖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紧接着郑裕彤等地产大豪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竞价。此时，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来到胡应湘的副手何炳章身旁，与他低声耳语了几句什么。于是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
当有人叫价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已高出底价一倍，这是拍卖场最为敏感的临界线。短暂的沉默中，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着算盘。
“4亿9千5百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令竞投人咋舌不已。
终于再也无人竞价，一声槌响，这块官地便有了主人。一场竞投战火宣告停息。李嘉诚随之当场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在拍卖场上，李嘉诚及时与胡应湘沟通，使其从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这种灵活的手腕确实值得借鉴。经商原本是为了谋利，而不是赌气，能让则让，能拉则拉，没有必要把对手硬压下去。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清誉。因为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在李嘉诚收购九龙仓一级中，虽然并未取得九龙仓但他是最大的赢家。为了合作，可以放弃竞争，哪怕这种竞争会带来天大的利益。这就是“超人”的超人之处。
舍弃一点点利益，就可能化敌为友，获得的是良好的合作环境，未来的利润将是投入的多倍，有此等美事，一点点牺牲是值得的。
顺应时势与中资合作
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资，相继崛起，李嘉诚顺势而为，不求赚钱的合作，依旧好处多多，最主要的是加强了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为以后在大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香港中资四大老牌天王是中银、华润、招商、中旅。这四大集团的前身，在清末和民国就已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在改革开放前，驻港的中资公司按照内地国企的机制在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环境下运行，发展迟缓。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资逐步与自由经济机体制相适应。
最能体现香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领域是在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香港中资掀起上市热。中资后起之秀，似乎比老牌中资更显得活跃。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的前身，都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其中中信泰富、首长国际，在四大天王中分别占首席与第3席。
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上市，并急速发展，李嘉诚功不可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原国家副主席）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经商办公司，有所成就，亦积累经商经验。1986年，荣智健参加香港中信集团的工作，不久，荣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
荣智健雄心勃勃，他不满足坐“现成”的交椅，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间完全由自己所控的公司。另外，荣智健来港多年，已经相当港化，对中信复杂的人事关系及组织结构颇感不适。他觉得有些地方与内地的一些单位无任何区别。
也许，他可凭他老爸的威信，在香港中信下面，另组一间集团全资公司。但他没有这样做。全资公司，不如上市公司的“翻头”大。他渴望到瞬息变幻，大起大落的股市闯荡。
李嘉诚以扶植泽钜、泽楷的心理，关注荣智健的事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如今，交情不错的荣智健有心大展宏图，世叔伯们岂有不帮之理？
李嘉诚、荣智健都看好借壳上市，英雄所见略同。
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
中资公司，或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主意。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泰富发展前身是本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
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
由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之后，香港中资和内地国企纷纷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李嘉诚又帮助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脚跟。
1994年，中信泰富跻身香港十大财团榜，排名第八位，风头之劲，连香港老牌华资英资大财团都感到可畏。
有人认为，李嘉诚之所以帮助中资上市，是想捞一点政治资本，好为日后打算。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李嘉诚一贯主张“利益共享”，他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一份赚钱的机会，即便不是中资，如果他可以帮到忙，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的。更何况中资的发展前景极其美好，顺应历史潮流，在帮助中资上市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不菲的好处，何乐而不为那？
回报社会造福于民
比尔·盖茨曾说：“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今天很多财富巨商纷纷献身慈善事业，让财富发挥它更大的作用，李嘉诚对回报社会，造福于民之事，更是不惜余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刊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其后，李嘉诚又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元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排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另外，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尽管如此，李嘉诚的名字却早巳被人民深深刻在心中。
一个真正成功的投资家应当有造福于社会的善举，从而赢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嘉诚是一个以“投资办学，注才重教”的知名人物，这是他把财富用于社会的重要善举。其中，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
汕头大学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省属综合性大学，也是继陈嘉庚独资创建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爱国人士捐资兴办的大学。这所大学位于潮安、澄海、揭阳和汕头市区交界处，背靠峰峦叠嶂，前眺茫茫平原，校园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学校附近还有名胜龙泉岩，在巍峨屹立的巨石之下，有一可容纳数十人的天然石洞，岩边还有一股格外清纯的泉水，终年潺流不绝。岩前尚存古迹“翁公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蓬州人翁万达及第前用心读书的处所。整个校院看上去雄伟壮观，幽静典雅。
无论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富，人类都在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已达1000余万的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库、林子肩等人，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海外有识之士陈嘉庚先生在毗邻粤东的厦门独立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后，对粤东地区筹建大学一事也非常关心。他在《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应、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一千万，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
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经济特区，更加需要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为了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迫切地需要一所本地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了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在了解这一现实之后，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达成了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的共识，李嘉诚在《我对汕头的希望》一文中，敞开了一个身居香港的中国人爱国报国的诚挚情怀：“教育的重要，是国家的兴亡、社会繁荣的关键。甚至一个机构，一个家庭，其成员教育程度的高低，都对其发展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若人才鼎盛，善于开源节流，则自可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从历史上看，资源贫乏之国不一定衰弱，可为明证。”
“基于这一信念，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选拔人才、培育人才和重用人才，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选才、养才之功有赖教育，教育事业跟不上，国家就会造成人才缺乏。因此，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快慢，和教育事业的成败进退有着直接的关联，教育的成败，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汉唐能奖励文教，而成一代盛世，历史是一面镜子，所以，我再三呼吁国家的领导人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希望我个人的微薄力量也能为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我认为今日祖国的状况，要使民族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但要使科技水平提高，则首先要有良好的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有用人才，担负国家重任。否则，空谈理想，高呼口号，最终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产生了在汕头创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的想法。正在这时候，吴南生先生、庄世平先生和我商议筹办汕大的计划，他们的崇论宏识，和我的初衷不谋而合，中国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迅速办学，培养人才。若能因此而加速祖国现代化的步伐，也可作为我为祖国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铿锵有力的话语，正道出李嘉诚对祖国早日实现繁荣富强的殷切企盼，也显示出了他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敏锐目光和独到见解：只有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教育，我们的祖国才能迅速走向强大。
李嘉诚仔细考虑了汕大创办的重要意义，考虑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理想，以及信守诺言的处世准则之后，认为办汕头大学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
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是个人今后数年的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隘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意义也就在于此罢。”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1986年6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嘉诚时，专门对其表示感谢。邓小平说：“你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和香港领导是理解的，中国人民是理解的，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感谢。”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办汕头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发展教育事业对促进祖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愿为此而努力。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希望这所学校对外更加开放一点。”
邓小平对李嘉诚的想法深表赞同，并承诺要给予大力支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我们今后要全力以赴，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
李嘉诚很清楚，对于创办汕头大学这样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领导的支持，是很难办成的，就算是办成了，也无法办好。因此，李嘉诚曾上书邓小平，特别针对师资力量与教育实验设备跟不上专业发展的需要问题，希望邓小平“一言九鼎”，指示国家教委协助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1）给予大学更大开放，招揽国外良好的师资，并尽快调派国内优秀人才南下；
（2）给予大学更大权限，在汕大成立研究院，派遣研究生出国，早日学成归来，为汕大服务，使汕大学术水平能达至国际水准；
（3）给予大学更大方便，使国内外有心为汕大贡献一份力量的人士，能为汕头培养科技人才贡献力量。
邓小平很快对此做了批示，国家教委马上落实了邓小平的批示，鼓励汕大进行改革，允许汕大开放办学，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和骨干教师支援汕大。
1986年10月7日，李嘉诚在第四次到汕大时动情地说：“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多次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赠款项竟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
李嘉诚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毫不吝惜。在确立了“立足粤东、面向全省、顾及全国、对外开放”的办学方针和“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之后，李嘉诚在海外组建“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在汕头市兴办的一个10万千瓦的年发电量5亿度的火力发电厂。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除了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外，还负责代表汕头向国外筹借5000万美元。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一名专业教育家，但他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决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在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李嘉诚还捐建汕头大学医学院，捐资香港大学，捐助残疾事业，捐款救助灾区。三十年间，李嘉诚为内地和香港地区医疗、教育、抗击灾害等事业，捐献约50亿港元，真正做到了回报社会，造福于民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