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在这里，只能选几个切合当前实际的问题来讲，让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接轨，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也才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是站在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个巨人的肩上才会显得辉煌的。但是，我想过，在讲《论语》之前，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作些说明，因为我是把这个题目放在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大框架中来讲的。
现代文化是在时代思潮和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形成的，传统割不断，“挥刀斩水水更流”。如今，党正在恢复和运用这些传统文化的珍宝，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来源于孟子的“民为邦本”，“民如水也，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建立和谐社会”本来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我们常说的“心理平衡”、“放松”等心理素质的铸造，其实就是佛家禅宗的主旨，它的“空”的获得，就是高超的行为和文艺心理学，这就难怪法国一位绘画理论家说，中国佛家禅宗六祖慧能的《六祖坛经》是最好的绘画理论：“你们中国最好的理论，为什么还来国外找呢？”道家老子的《道德经》的丰富内涵为世界所称道。台湾和祖国大陆隔绝了近半个世纪，但是，就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情结这种斩不断的强大凝聚力，仍旧把两岸紧紧地联系起来，台湾国民党连战和亲民党宋楚瑜的精彩演说，都浸透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台湾的回归展现了希望的彩霞。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两重性，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一些不适时的东西，要进行扬弃。对于精华，应该把它和时代接轨，使它们放射出时代的光华。
第一讲中国传统文化简介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儒、佛、道三家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思想上的互相借鉴和吸收，形成了三者互补统一的民族文化。我这里说的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思想，说“佛家”，不说“佛教”，“家”和“教”有联系又有区别：“教”是“家”的延伸，是“家”的神化。任何一个宗教的始祖，他们原来都是思想家、无神论者，在人类的造神运动中，人们才赋予这些哲学家以“神明”的形象。人们又用宗教的形象化方法，去普及他们的基本哲学思想。宗教的产生，是人类想象力的大发展，古代世界的辉煌文化艺术，很难离开宗教。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家是怎样在碰撞中互相吸收和互补的。
先说互相吸收。儒家的吸收：孔孟之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吸收了道家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宋明以来，朱熹的理学，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吸收了禅宗的精华，被当时的人称为“阳儒阴释”。佛家本是外来宗教，他们深知：如果不和本土思想和宗教结合，在中国就没有立锥之地。于是，有意识地做这种融合的工作，晋代一位只有三十多岁的年轻高僧僧肇撰《肇论》，开始成功地进行了这种尝试。唐代的慧能和他的弟子从思想和组织上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工作，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到了明代，佛家把儒家的“三纲五常”列进了教义，明代四大高僧的紫柏尊者把它们写进了佛号：“南无三纲五常佛！”“南无忠孝仁义佛！”道家的“全真派”祖师吕纯阳（“八仙”中称为吕洞宾，他们都实有其人），为振兴道家的雄风，提出“真心真意”的“全真”观念，这种思想源于佛家的“心”，佛道两家的健身功，很难区别。在艺术上也如此：“洞经”音乐，本是佛家音乐，后来不论从仪轨和音乐本身来说都成为三家融合性的音乐。三家思想的大融合，对民间的影响是思想和组织体系的合三为一：明代以后，民间和官方兴建的寺庙都是三祖（释迦牟尼、文昌帝君——孔子、老子道君）同堂、同庙、同山，以云南来说，纯粹的佛家寺庙实在不多。寺庙的构成，反映了在民间层面三家思想的大融合。
这种融合的客观条件，是因为人的需求推动的。人有三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灵魂）的关系。三家的哲学思想正好满足了人的这种需求，形成了东方文化的特殊辉煌色彩。我以此为契机，对三家作各自简要的说明：
道家的哲学是努力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顺应自然规律——“道”，循着“道”，才能治理好自然和社会。人法（仿效）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比老子更进一步，他的“逍遥境”就像鱼和水一样和谐，是人与自然完全融合的完美境界：“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到了“全真派”，主张真心真意的循“道”，能有这种“真”的人，称“真人”。这是道家人与自然、生命本体的和谐。
儒家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心思想是“仁”：“仁者，人也。”“人”这里当动词，是把每个人都当人：“子曰：仁者爱人”。韩愈解读为：“博爱之谓仁”。用这种解读，就可以把他的整个主张串连贯通了。仁是“体”，是思想的主体，由此而推导出的“用”，如“忠”、“孝”、“恕”、“义”、“礼”等，是在处理与各种人的关系上的具体运用。“仁”的内涵，只有在“用”中才能体现出来，而“用”又进一步使“仁”鲜明和生动起来。“君子”——“仁”者，是人格比较完善的人，“小人”——人格丑陋的人，体现了在“仁”的修身上不同的善恶群体。对修身为“君子”的要求，他有完整的论述，构建了“善”完整的道德伦理系统。
佛家的人生哲学主要是解决人的肉体欲望和灵魂（精神）的关系。佛家思维的核心是“空”。“空”，不是一无所有，是说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生灭很快，一切事物都没有“实性（永恒）”，说“有”，是相对来说的，外国把“空”译为“相对”。然而，“空中万有”、“空中妙有”，就是要用对空的体悟来解决人的肉体欲望和灵魂升华的关系，在“空”的美学境界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解脱”的“大快乐”。其实，佛家“空”的学说，是让人们在各种肉体的欲望诱惑和压力下，使两者都能和谐、升华的一门行为心理、艺术心理学。达到这种境界的思维方式是“悟”，它和我们惯用的分析认知的思维方式、方向相反，相似于如今的“整合”：“悟”的灵光一闪，这一闪的“点”，把“一切”点亮成一大片，“大放光明”，这就是“顿悟”，我国的古代重要文艺理论《沧浪诗话》称之为“妙悟”。从艺术的角度说，悟是“灵感的爆发”。禅宗讲修“心”，用现代语汇来说，是“心理素质”。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道家是顺应自然的“真”，儒家是以“仁”为纲的“善”，佛家是以悟求空的“美”，三家的互补结合，就是“真”、“善”、“美”，构建了我国优秀士大夫的完美人格的追求。因此，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自唐宋、明清以至“民国”，三家或两家兼修的，不可胜数。真、善、美思想，就成为我们民族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纵虽不读三家的书，耳濡目染的却是这三家的文化思想。应该说，这是中国的真正传统文化。
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兼收并蓄的融合能力，把这互补的三家在思想上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东方文化，我这里讲的《〈论语〉新谭》，正是“新”在这里。
第二讲富裕与教育和谐与竞争
富裕与教育
子适（到）卫（国），冉有仆（赶车）。子曰：“庶（人口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进一步做什么）？”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卫国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国家。孔子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举办的私塾，据说前后有三千人，最有名的七十二人，称为七十二贤人。他开设的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御”，就是驾驶马车。他不但教书育人，还常常到各国去说服君主采纳他“施仁政”、讲王道、弃霸道的思想。这一段话就是在他“周游列国”的途中说的，冉有是他七十二贤人中的一个学生。
这段话有三个层次：“庶”、“富”、“教”。人多——富起来——施教。教育，不但教书，还要育人；不但学生受教育，国民也同样要受教育。要求人人有健康的人格理念和丰富的知识。这种人格提高的理念，包括认识和实践，这种理念，在“四书”中比比皆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徙（起来跟随），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子曰：三年学，不致于谷（做官），不易得也。”
按照当今“第三思潮”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念，人的心理要求，有三个层次：生存（温饱、安全），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它们组成一个正立的金字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处于第一阶段的塔基；生存解决了之后，必然要图谋发展，是第二个台阶；最后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塔尖。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子，掌握在社会和别人手里，比如说，微软之王比尔·盖茨，因经营微软有方，资产为一百多亿美元，连年成为世界首富，这当然也体现了他一方面的价值，但因为人文理念的不同，他说：“我的财富来自社会，我应当返回给社会。”对于他来说，“财富不过是一个数字。”他捐出五六十亿美元发展救助事业，成为世界最大的慈善家，这两者的结合，才体现了他的全部价值。这就是教的结果：教育程度愈高，三个层次的基础也就越高。比尔·盖茨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赚钱不过是自我实现的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自我实现。这正是富而教之的结果。
我国的儒商，大都是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我的祖上在清代是云南四大商帮（集团公司）之一的“鹤庆商帮”。靠小商小贩起家，更靠儒家的诚信经营，“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是他们的信条。因此，他们逐渐壮大，商号开到上海、缅甸、新加坡，国内更是难以数计；赚了钱，他们就兴办教育，办了几所小学，在家族中倡导子弟读书，在宗祠中设了大笔的助学、奖学金，家有困难的，都可以享受助学金，考取贡生（后来是初高中）的还享受奖学金。因此，我们这姓人，不论贫富，没有一个男子不读书的。这就是“富之”、“教之”的结果。“教之”，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这就是“儒商”的价值。有人说，我国的发展落后，主要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看到东亚、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四小龙”的兴起，儒家文化在他们的兴起中展现了魅力和光彩。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代企业家：第一代是没有或很少文化教养，特别是人文文化素养的，他们不择手段地赚钱，把享受作为目的，腰包胀了，就吃喝嫖赌，“天不容虼蚤长大”，没有几个是成气候的。第二代的不少企业家，虽然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些因为人文文化的底气不足，据一些国外有关机构的调查，因诚信不足，很难有强劲的竞争能力。
韩国有一位企业家曾说：“你要赚别人的钱，必须先赚得他们的心。”只有赢得人们的心，消费者这位“上帝”才会慷慨地掏腰包。要赢得人们的心，孔子这里说的“教之”——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是关键，先学好做人，做一个有人文素养的人，赢得人心，才能做一个好的、有前途的企业家，做一个下属敬佩的领导人，才可能建立起优秀企业文化，也才是自己好的工作环境，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文道德境界。这不是迂腐之谈，只要读一读那些成功企业家的传记，就会明白。这不但适用于当小老板，也适用于做其他工作的人。最好经常读点书，特别是人文内涵丰富的书。没有时间？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时间是颗钉子！”只要用力敲进去，一定会有时间的：少打几圈麻将就出时间。
和谐与竞争
有子（孔子的弟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和为贵”的“和”，就是和谐。孔子把它提高到“先王”周文王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斯为美”，又把它提高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谐”，是孔子的美学思想。但是，孔子也不排斥竞争，主张在和谐有序中的竞争，比如射箭比赛前，“子曰：‘揖让而升（上场），下（场）而饮（酒），其争也君子。’”至于在读书、做人、向善的竞争，孔子要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兢兢业业，不落人后。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做生意，孔子这样评论他的优点：“赐（子贡）……而货殖（做生意）焉，亿（臆，预测）则屡中。”这就是说，做生意要善于预测市场的变化，要从前瞻性当中来赚钱。孔子反对恶性的“争”，它们是破坏整体和谐的，损人利己的，称这种搞恶性竞争的人为“小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宏观调控的和谐，微观也会受到损害。因此，良性的竞争是达到和谐、有序的动态方法和过程，它能调动提高微观和个人的积极性和经营能力，做到如今说的“双赢”；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不可忽视：对社会来说，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对经营者来说，两家都有效益：“双赢”。这样才有和谐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也正是来自这种思想。要达到这种和谐，按照孔子的说法，其方法是“中”：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最高）道也！致中和，天地位（各在其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之道”是孔子和儒家的又一重要思想，是儒家的方法论和实践论，“中”是因，“和”是果。什么样是“中”？《大学》里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是不走两个极端，是寻求两极的统一，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合乎客观实际的“适度”。“一分为二”只是认识对立因素的手段，最后的决策和操作就是“合二而一”的“适度”与“分寸”。只讲“一分为二”的“分”，是一种片面性，加上“合二而一”的“和”，才是“中”，才有“全面性”。“中”与“和”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也应该是两者利益、要求的理想结合形式，不可相损，只能相益。就像水，它是氢原子和氧原子的“合二而一”，是最稳定的，也才是和谐的，所以才说“中”是“大本”。因为有这个“大本”，才能达到“和”这个最高的和谐境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看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这两端都很荒凉，“中”的中间地带最是繁荣昌盛。这种以“中”致“和”的思想，浸透了我们中国人的骨髓：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如“和气生财”，在处人和夫妻关系上的“和和乐乐”，“鸾凤和谐”；有“和”才有“乐”，要“乐”必须“和”，要“和”必须“中”。孔子的因中致和，是说的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道家老子虽不说中，也讲两极的和谐，他说这两极（如阴阳、天地、男女……）是“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是天道。他们讲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它们相似的佛家禅宗，则称之为“中道”，慧能在《六祖坛经》中说的“切莫执两端，而取中道”，是指用它来解决肉体因各种欲望而带来的烦恼和精神升华的关系。比如说：人生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对这个永恒的提问，有人说：人来到这世界上和虫虫蚂蚁没有两样，实在没意思，这是出世的。另一种人则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来到这世界上是来施展抱负的，这是入世的。前一种人最易流于做个混世派，后一种人如果不得意时，最易消极甚至自杀。这都是“执两端”而非“中道”。我们以笛卡儿坐标来说明人生的宏观坐标：如果空间坐标Y轴是茫茫宇宙，时间坐标是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论他是“伟人”、“巨富”，在这个坐标上，正如苏东坡在《赤壁赋》中说的，X轴的时间轴是“寄蜉蝣于天地”，蜉蝣是只活一夜的小昆虫，空间坐标Y轴是“渺沧海之一粟”。在这个坐标上，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作用，人就像一粒尘埃，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你，顶多在故纸堆中留下几页发黄的纸，这就是佛家“空”和“出世”的坐标。人生的微观坐标，X的时间轴以人生百年为参照系，Y轴以某个地方的空间为参照系，在这个坐标上，只要你积极努力，由求生、谋发展而致自我实现。那么，人们自我实现的轨迹在这个地方和空间中，又是非常积极的。如果把宏观、微观坐标重叠，就是“中道”！这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人生既没有意义又有意义。据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在出世（空）的指导下的积极入世（自我实现）。”这就是说：积极入世，参与竞争要执着，失败或成功之时，要不执着于成功或失败，要学会用第一坐标——“空”求“解脱”，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胜不骄、败不馁的观音菩萨，在“空”的指导下，救苦救难何其执着！地藏王菩萨的誓言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人生才会有好的心理素质，摆脱烦恼和恶欲的侵袭，什么时候都是愉悦的。是肉体和精神灵魂上的和谐，“烦恼即菩提（‘空’的智慧）”，是烦恼和“空智”的统一，它们由“中”致“和”。佛家和儒家对此不同的是：孔子只是积极的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佛家是出世指导下的积极入世。
怎样区分恶性竞争的破坏性和良性竞争？
第三讲孔子的“义利观”和“诚信观”
孔子的“义利观”
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正）道得之，不处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贱职）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曰：“君子喻（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赞成人要发财和做官，这是“人之所欲也”，他还说他自己“食不厌精”，他教书还是要收“束修”的，有时也以腊肉当学费；只要能富，赶车他也愿意；他周游列国也是想要做官推行“仁政”。但是，发财必须“生财有道”，不是正道之财，他是不要的。这正道就是“义”。作“正义、正当”解的“义”，是一个道德范畴。尽管各个时代对“义”的道德观念不尽相同。但孔子主张“义”字当头的“义”、“利”结合，却是很明显的：“义而后取，人不厌其取。”这里的“取”就是牟利。这种结合符合孔子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中”与“和”之道。“义而后取，人不厌其取”，不是损人利己、买卖双方都有利的“双赢”，而是“义”和“利”的结合。因而，凡是“偏”，都不可取：“君子”为“义”而不敢牟利不可取，“小人”牟利而见利忘义，变成一些不择手段之徒，其结果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仿（沉溺）于利而多怨”，见利忘义，人们的怨恨就来了，不仅多怨，有些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是法律的重要屏障。有道德的人，一定能把“义”（道德）“利”（赚钱）结合起来。因此，他们在法律面前是自由的，没有或缺乏道德的人，常常会去触碰法律这无情的冷墙，一旦碰到墙上，身败名裂，“义”和“利”都忽然在他们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法律又是道德的坚强支撑，没有健全的法制，道德是很容易被冲垮的。孔子的这一义利观，不但能保障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对个人来说，也能挽救一些人使之不至锒铛入狱。只是，如今的赚钱挂帅的“炒”：“炒房”、“炒名”、“炒学”；夸大和虚假广告的诱骗；还有的只顾赚钱，不顾职工的死活；一些人的拜金主义已是病入膏肓，见“利”忘“义”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良心，是“义”和道德的内在精神，“义”和道德是良心的外在表现。我们正处于转型期，法制不健全，给不道德的东西留下了很大的缺口。因此，恢复“义”、“利”结合的优秀传统教育，当今是有益的。有一位日本人说过：日本经济的成功过去得力于《论语》加算盘，如今，得力于《论语》加计算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和贾探春深得义利结合之道，在大观园里搞了承包制。第五十六回这样说：探春要把大观园的花草果木包给众嫫嫫经营，一则可减少贾府的月银开支，二则每年还可以有四百两银子的利息。宝钗赞同承包，但不赞同探春的“只言利”，理由有二：其一，众嫫嫫哪里有利哪里干，无利者必荒废，一些资源就丢弃了，她引用朱熹的观点说：不论顽石、粪便、草灰都有一节之可取，浪费它们，是“暴殄天物”，“人之自弃”；理由之二：只言利不言义，乃“膏粱纨绔之谈”，虽能一时兴利，未必能除弊，甚至产生更大的弊端。因此，宝钗说：“小事用学问一提，那小事就高一层了，不用学问提着，就流入世俗去了。”此后，探春提出四则“义利结合”的办法，宝钗点头笑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后来，果然成果显着。薛宝钗是个有才干的女儒将，如果是宝钗统帅贾府，贾府必定昌盛。
如果有人还坚持说这是儒家的迂腐之谈，那么，他必定是薛宝钗说的“膏粱纨绔”、“见利忘义”之辈了！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是有它的文化内涵的，这就是通过公平的市场机制，进行竞争，达到不断降低成本和消费价格，提高质量，提高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消费者始终是经营者的“上帝”，必须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图利才是长远的，或者说才是有战略眼光的，这就是“义”和“利”的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双赢”，这就是为人民的“义”和经营者的“利”的结合。
孔子的“诚信观”
《论语》中说的“诚”、“信”、“和”、“谦”四字，不但是做人之本，也是经营之道。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治理）天下之大经（治国大纲），立天下之大本（根本），知天地之化育（变化、养育）。夫（语助词）焉（哪里）有所倚（偏颇）？
这是孔子弟子子思阐述孔子对“诚”的一段话。孔子把“诚”说得那么重要，怎样解读它呢？要和“仁”联系起来：对“仁”的建立和实践要诚心诚意，“仁”的目标才会实现。才能建立治理天下的大法度（大经），树立自己为人处世的根本。“诚”，不仅是不说假话的诚实，还应该包括真诚、诚实、诚恳、热诚这些具体化的“诚”在内。
从经营工商业的角度说，要诚心诚意为“上帝”服务，在服务的“诚”中赚钱。这是企业的活力所在，求发展的“大经”方略。有了它，才能立足于经营之道，这正是一些企业宣传的“诚招天下客”的来由。令人遗憾的是，有人只以此作宣传，实际上却因“见利忘义”而反其道而行之，私下还说：“诚”，值多少钱？“诚”，值不值钱，值多少钱呢？“诚”，是一种隐形资产！是产品的附加值，我们的很多产品赚不了多少钱，正是少了这种“附加值”。附加值的多少，除了它的产品质量之外，还和它服务的“诚”有关，这就是“名牌”的内涵。据美国《福布斯》杂志载：一些专家经调查测算，“诚”的价值在七千万至一亿美元之间。世界名牌正是在各种高质量服务的“诚”中建立起来的。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的企业最缺少的是“诚”和“信”。不仅在经营企业上要“诚”，做人处世、工作方面更是如此，没有“诚”的人，虽然他表现出来的是笑容可掬，却总是虚有其表，没有诚意，人们把他们叫做“伪君子”。
和“诚”紧密相连的是“信”。信是信用、信誉，“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这是检验“诚”的实践程度的标准，“信”是外在表现。没有“信”的人，显然也就没有“诚”，更不会有“仁”。他们的巧舌如簧，不过是一种欺骗和“炒作”罢了。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会到什么样的地步）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车子没有机关，就没有办法行走！人没有诚信，到哪里也行不通！我们平时说领导的“威信”，“威”是建立在“信”之上的，诚没有“信”，就不会有真正的“威”，无信之威，不过是狐假虎威，仅凭权力的威，不是行不通，就是没有好结果。企业的信誉是建立在“信”之上的，没有“信”也就没有好的“誉”。做人也是这样，没有信用的人，没有人会理他，他做事总是困难重重。这些道理，人人都会说。问题就在于是不是有诚意去做，是个做和不做、真做还是假做的问题，因此，就不多说了。
至于“谦”与“和”在《论语》中说得很多，谦恭与和气，是“诚”和“信”的实践态度和方法，仍然是“恭行实践”的问题，不是嘴上的功夫。我写过一篇杂文，题目是“唱功与做功”，唱功当然也需要，但是做功却更为重要。有一段京剧《三岔口》，没有唱功，但在黑夜里的做功，那摸、爬、滚、打，实在令人惊叹。不多讲了！
第四讲“恕”道和反求诸己
“恕”道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宽容，推己及人）乎！（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恕”道，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是用“仁”和“诚”对待别人的“宽容”体现。《论语》还说：“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它是实现“恕道”的方法。因此，“宽”和“恕”总是联在一起使用。“宽恕”，用俗话说就是“厚道”。厚道是相对于“刻薄寡情”来说的。“宽”与“恕”，是一种强大的表现。恕，意思是要“推己及人”，自己不愿意承受的话或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不强人所难。学会“设身处地”，如果自己处于别人的位置，将会怎样，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换位思维”。用这种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总是可以求得团结与和谐。因此，恕道是一种高尚的理性文明。
反求诸己
子曰：“君子求诸（之于）（自）己，小人求诸（之于）（别）人。”
这话的意思是说：有德有智的君子，凡事总是找自己的不足和错误；缺德少智的小人，总是把失误归于别人。“反求诸己”，是实行恕道的内省体验，内心反省。人，是动物性和文化性的结合；人，又是神与魔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美的，总要有不足和错误，这就是实行“恕道”的本质依据。退一步说，即使错误来自别人，如果事和自己有关，也应想到：为什么自己事前没想到，为什么自己会不了解和理解对方，以致出了这种事情。这是两种“求诸己”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孔子才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们如今称之为：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小人则相反，凡事总是诿过于人：“求诸人”。“恕道”和“反求诸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要有不断的修炼功夫，有了它，才能给自己带来福气和平安，给家庭带来和谐与宁静。“修身”和“齐家”是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回避不开的主题。我讲一个夫妻饭店的故事。
夫妇俩开了一个小饭店，一天，有一位客人来吃饭，吃完了，妻子征求客人的意见。客人说：“菜炒得不错”，那妻子说：“是我炒的菜！”客人又说：“可惜盐咸了！”那妻子立马说道：“那是我家先生放的盐！”怎么会有你炒菜，别人放盐的事呢？这正是说的没有“恕道”和“反求诸己”精神的人，而是“功归己，过归人”！如果她的先生也没有这种精神，那么必然有一场家庭之战。如果她先生有这种精神，那么，不论盐是不是他放的，他就该出来对客人说：“是的，我没有经验，请客人原谅！”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客人也会满意。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恕道”和“反求诸己”。我想着重讲一下夫妻之间的这种精神，这非常重要：你的事业做得再好，后院一旦起火，就失去了退路而永无宁日：和谐的家成了战场。
儒家对于家庭的主体——夫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没有摆平，孔子把夫妻关系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关系上：轻视女性。女人的“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成了整个封建社会女性的血泪史。如今年轻人最喜欢的哲人尼采也说：“弱者呵，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就说明配了对的男人和女人始终是一对非常奇特又矛盾又统一的“俏冤家”，又要好，又要吵。这一阴一阳，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话虽那么说，要“相成”、“相生”、“相辅”却是不容易：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是上帝创造人时，怕他们都趋于完美，起来抢夺自己的宝座，于是，只给他们“不同的互补”统一，各有各的长处而趋于完美。因为有“不同”，就造成了本能的矛盾：在互补的同时，男人想用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女人，女人也想用自己的模式去塑造男人，这就是窗帘遮盖着的两人“世界大战”的原因。因此，不论时代怎样变迁，男人和女人总是个永恒的重要主题。当今的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在他的《论语别裁》中说：孔子说“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如果说，当时也有一位女贤人说上一句“天下唯男人与小人难养也！”也会在圣贤书上流传下来，而且得到女性的赞同。但是，如果用孔子的“恕道”和“反求诸己”来处理这种关系，体现了夫妻互相理解、谅解、不断和解的“恕道”，那么“白头偕老”处处可见。虽然，在“偕”老中，也有争斗，但有了“恕道”和“反求诸己”，就可以不断地化解，过去说的梁鸿、孟光的“夫妻相敬如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相敬如宾”就不是夫妻。方法就是：以“恕”为指导，“反求诸己”，主要又是男人！
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人，但是不少的心理、生理特征却是异类：（1）男人是理性型的，女人是感性型的，因此，首先男人要从理性层次上“反求诸己”，宽容大度，不要用男人的模式去要求和塑造女人，孔子和尼采的说法正是用男人的模式去理解女人的结果。中国佛教的大肚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正是这种“恕道”。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你有这种肚量，女人也就会退让；相反，那些鸡肠小肚，动不动就和女人吵嘴，甚至动脚动手的男人，不过是没有“恕道”不“反求诸己”的“野蛮小丈夫”。（2）男人重宏观，男人在微观上的心眼有如一个大洞，常常是挂一漏万；女人重微观，心眼如针眼。男粗女细，这本是一种男人宏观、女人微观的互补效应，男人不应该用自己的宏观去要求女人，要容纳她们的微观，家庭才能窗明几净，才能把孩子细心照料好。（3）男人寡言，女人话多。据科学研究的结果：从狩猎时代开始，男人狩猎时不能多话，沉淀下来成为男人的遗传基因，女性因抚育孩子，脑部的大脑皮层增加了说话多这个兴奋点，沉淀下来成为女人的遗传基因，如果女人没有这个兴奋点，也像男人一样的沉默寡言，孩子的语言能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因此，男人也要容纳它：女人多话又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健康的要求，未必是一定要实现的要求，男人要学会分清这种界线，正确对待。（4）男人伟岸强壮，女人因为生育和哺乳的需要，生理结构精巧纤细，不胜重活。因此，凡是重活，男人要抢着去做，否则，只能给女人带来疾病的后患，结果还是男人自讨苦吃。（5）男人一生中生理、心理变化不大，女人多变，“女大十八变”，她们有几个重要的生理、心理转变时期，到老年时，在心理上，她们会变成一位与年轻时完全不同的人，因此男人要读点有关女人的书，才能加强理解，包容海涵，才能白头到老。毕竟，夫妻是一个没有道理可讲的独特小世界，男人只有用自己的“恕道”和“反求诸己”的理性，“大肚能容”，容纳她的感性、微观、多话和纤巧，因为这是上帝造人时，就已经“规定了的”，男人应该服从上帝的安排：“恕道”和“反求诸己”。这样，夫妻宁静了，对父母的尽孝，孩子的教养也才有基础，毕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和榜样，有这种精神，对孩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不可不慎焉！男人是家庭主角，对家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如今，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又很快，男人既要承担事业的风险，又要承担孩子教育的担子，还要对家的宁静负责，很多男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事，已引起社会的关注：有人提出，要有男人的“解放”，发起一个“八三男人节”，放松一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一旦引起社会的关注，女性的关注，男人的尴尬是会逐步解决的。
第五讲孝道和交友
孝道
子曰：“父母，生，事（侍奉）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就是说，对父母要侍奉、死葬、死后祭。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生养教育的回报，是责任，也是义务，是儿女的起码良心，是在文化道德上培养对待父母的心理建设，也是孔子“仁”、“诚”、“信”对待父母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对父母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强烈感情因素：父母以世上最伟大的感情，最无私的奉献，生你，养你，育你。父爱的深沉，母爱的无微不至，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你的生命，这是上帝赋予人和有情众生（动物）的一种本能，使他们生生不息地繁衍。然而，要完全了解这种感情，“养儿方知父母恩”，“推己及人”，只有从自己养育儿女的实践中，才能进一步深刻理解这种感情的。这样，人们才把“孝道”提到感情和所有道德规范的最高度。宋明以来，在儒家的《十三经》里，专门立了一部《孝经》，列为家庭伦理“五伦”之首。还有，到处都有“二十四孝”的书和图，比如“王祥卧冰”，说的是晋代的一个大臣王祥，因为他母亲病了，想吃鱼，但那是冬天，河流和水塘都结了冰。他在“孝”的感情和道德的推动下，脱光了衣服，躺在冰上，让冰化了，再捉了鱼给母亲吃。这二十四孝，都是实有其人的。对于不孝者，舆论的谴责也是非常严厉的，我小时候听过很多不孝遭雷打的故事，佛家寺庙的地藏寺的地狱里，那不孝之人进了地狱，是要上刀山、下火海和抱火柱的；宗族的族人有不孝者，要被开除族籍。因为他不但有不孝之名，也给自己的儿女做了坏榜样，他们必将自食其果。怎样尽孝呢？
子曰：“礼，与其奢（华）也，宁俭（朴）。与其易也，宁戚。”
这里的“易”是指礼仪周全，“戚”，是哀思的意思。这话的意思是说：不要奢侈，要节俭；礼仪不必很周全，只要能寄托哀思就行了。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孝，不只是养活父母就行了，因为人对狗、马都能养活，更重要的是尊敬、关心、理解、省视他们，没有这些，和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说：不但要“薄葬厚养”，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关心他们。
子曰：“（孝），父母，唯其疾（病）之忧。”
关心父母的疾病。最难的是长久生病的父母：“久病床前无孝子”。
子曰：“侍父母，几谏（劝告），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反），劳而无怨。”
对父母的不同意见，可以和他们委婉地说清楚，如果他们不听，只要是可以办到的，又不是大问题，就照他们的意思办，虽然劳累辛苦，也不必再有怨言。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色，这里是说“和颜悦色”。全句的意思是：孝，最难的是经常用和颜悦色对待他们。
现代人中，很多人还是有孝道的，因为这是人的一种强烈感情。但是，也有一些孝意识受到扭曲的人。他们的孝意识薄弱，有三个原因：（1）“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夫妻双方的四位父母、夫妻二人、一个孩子，又要工作，负担很重，尽孝不是那么周全。（2）市场经济对现代人的冲击，使孝的优秀传统荡然无存，思想道德价值滑坡，把尽孝推给社会，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做子女的模范，将会自食其果。（3）越来越多的家庭对子女宠爱有加，没有认真适当的孝的教育，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不论有多忙，或者经济条件不好，只要有孝心，力所能及地去做，父母是能谅解的。父母最能体谅儿女，只望他们事业有成，平安无事，不会有更多的要求。如果儿女走上邪路，不上进，是父母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也是儿女最大的不孝。没有孝心的人，也可能是已经或者正在走上邪路的人。
交友
对一个人的“习染”，首先是家庭，其次是朋友。有一句俗语说的是：“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娘跳假神。”孔子对交朋友“习染”的论述很多：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耿直、真诚），友谅（有好德行），友多闻（有知识），益矣。友便辟（逢迎谄媚的人），友善柔（善于奉承的人），友便佞（夸夸其谈，花言巧语的人），损矣。”
这是说，交三种朋友有益：直，正直的人；谅，有好德行的人；多闻，知识广博的人。
又说，交三种朋友有害：逢迎谄媚的人，善于奉承的人，夸夸其谈，花言巧语的人。交了这三种人，就和那“狐群狗党”同流合污了。
真正的朋友是心灵相通、意气相投、爱好相契的“知己”、“知音”，对自己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真正的纯真的友情，是一片纯净的天空，是一个静谧的港湾，人生如一叶扁舟在风暴中摇曳漂浮时，可以在这个港湾中歇息休整，它怡人心田，使人意志坚强。爱情、夫妻之情再浓，也无法取代这种友情。孔子说的益者三友，道破了朋友的内涵：择友而交，实在是人生的指路碑，一益一损，非常重要。
朋友，没有老少，没有上下尊卑，没有男女之别。老少相交的称“忘年交”，他们之间有感情经验的互补，老的可以从年轻人那里学到青春的活力，年轻人可以从老人那里学到成熟和经验。上下、尊卑、贫富的朋友，可以增长眼界和知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成了贾母的好朋友，使她了解民情，刘姥姥也大开眼界。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到处寻找他过去的朋友，但他们都逃到山林中躲起来回避他，他还是通过各种方法去寻找他们。交异性朋友也有好处，可以有男女认识不同的互补；但是你得非常小心，要有分寸和距离，有一个调查：我国近四分之一的男人有两个以上女人的性关系，这就危险了：家庭的破碎，性病的传染会给人带来诸多的不幸。
“友直”，又称“诤友”。它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李世民和魏徵、长孙皇后这些人在一起，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李世民玩鸟，魏徵说容易“玩物丧志”，李大怒，下令“杀此田舍翁（乡巴佬）。”长孙皇后知道了，穿了礼服，一直站在寝宫之外，李世民回来，见此状态，问了情况，长孙皇后直谏：不可杀魏徵，他是忠臣和诤友！李世民悔悟了，从此把魏徵的谏言放在座之右，以此作为“座右铭”，随时警惕自己：“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李世民交友的一段佳话，他有这一批诤友和忠臣，才有“贞观之治”。“友直”是一副良药，“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那些“便辟”、“便佞”、“善柔”却是一剂用糖衣包着的毒饵，肉麻的吹捧，让你在幻觉中自我膨胀，然后他再从中牟利。这对于大大小小的领导来说，不可不察：诤友难遇！
“友谅”。交诚实而有德行的朋友，是在自己身边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潜移默化让这种榜样不断地“感染”自己。让他们作为一面警钟，在你身边长鸣不懈。按现代心理学来说，人都有“从众心理”，如果交的是这种朋友，那么从的“众”就是积极的，如果交的是“三损”，那就非常危险了。因此，“友谅”是孔子为我们人格培育和人格持久的一面镜子。
“友多闻”。古时还很少有书，知识靠口传，“多闻”就是现代说的有知识的人。交上这种朋友，有如读一卷卷有益的书，和他们的交往中，一席谈，一句话中，却可以得到千金难买的启发和发现。如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该读的书，几辈子都读不完，只有靠交“多闻”来弥补自己知识之不足，不懂的可以向他们请教。他们既是益友，又是良师。
当然，我们在社会中生活，什么人都会有来往，但这不属朋友之列。对于那些“便辟”、“善柔”、“便佞”之类，在来往中把眼睛睁大，露出一副笑脸和他们做生意和交往，如果有能耐，把他们当做反面教员。他们总是把各种有害关系渗进交往中：只讲利害的人，把朋友当做手中的算盘珠子；为富不仁者和有权的人，他们把“诤友”视若仇敌；好色之徒，把交往看做捕捉女性的机会……《论语》又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真正的朋友，不是那种如胶似漆的。因此，擦亮眼睛交朋友，是人生中的重大课题。特别对青少年来说，做父母做师长的，更要从子女、学生的交友中，睁大眼睛，看看他们交的是什么朋友，见微知着，引导和帮助他们交“三益友”，去“三损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只要有这种自觉，我们在交友、交往中可以学到的东西实在不少。
第六讲奢侈和俭朴敬业与乐群
奢侈和俭朴
子曰：“奢则不孙（通逊，谦逊），俭（俭朴）则固（寒碜），与其不孙也，宁固。”
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
第一句是说：在一个对立的矛盾中，孔子历来都主张取其“中”。因为两个极端“奢”、“俭”，都有其片面性：奢侈这个词的含义本身，是说浪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明显地反映出一种讲排场、示威风的傲慢和欺压人的无礼，当然就是“不谦逊”。我国的晋代，有个巨富石崇，他有一个金谷园，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花园，他为了要在豪华上压过所有的富豪，更为金谷园添光加彩，果然一时无人能与之相比，这就说明奢侈之中所含的“不孙”与无礼。至于俭朴，有人会笑你寒碜。但是，两者相比较，如果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宁可选择俭朴。第二句说的是对父母的丧葬和祭祀的礼仪用度方面，与其奢侈浪费，不如节俭一些，只要能寄托自己的哀思就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孔子没有展开来说。
孔子的“中”，是反对两个极端：“过犹不及”，“过分”和“不及”，犹如常说的“左”和“右”。“过”是“左”，列宁说“越过真理一步，就是荒谬”；“不及”是“右”。孔子主张适度和适中。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它的“量”和“度”，适合这种量度的才是它的本来面目，才是真理。超过了的“左”，达不到的“右”，都是“偏”和“倚”，那就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要达到适度，要根据各人不同的经济情况而定，不可强求。没有必要和实力去奢侈，是打肿脸充胖子；有那种必要和力量而不去花销，是俭朴的扭曲——吝啬。
吝啬和俭朴，大方和奢侈，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它们本来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确定的界线，因此，喜欢俭朴的人，不小心就流于吝啬，大方的人不注意就会陷进奢侈的泥沼。这是我们常人对孔夫子的俭朴和奢侈观念要注意的：一事当前，按照孔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常常可以求得适度的“中”。至于有些人慷公家之慨，大事奢靡豪华，对自己的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吝啬鬼，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临死时，牧师为他祈祷，也还要把牧师的金质十字架抢过来据为己有。
孔子的这种观念，应该说还是很“现代”的，并不落后。
敬业与乐群
《礼记·学记》第十八说：“一年视离经辨志（离开书本寻找志向），三年视敬业乐群。”
什么是“敬业乐群”？
宋元人注：“敬业，则于所学无怠忽；乐群，则于朋徒（同事）无睽（违背）贰（三心二意，不诚实）。”朱熹又注：敬业本是讲学习的，后来引申用于做事，指无所懈怠地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敬业精神”，这个词也正是从这里来的。“敬业”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如果找到了一份工作，不论喜欢不喜欢，都要把它做好，这是拿到报酬的代价，是责任，也是起码的思想境界。不能不喜欢就松松垮垮；有了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喜欢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乐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用自己的一腔诚意来使大家乐于和你一起工作，和你一起形成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团队精神”。因此，“敬业”和“乐群”是我们在对待工作上最起码、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素质，不论处在人生要求的哪一个层次，即便是在最低的“求生存”的层次，也要有这种素质。要培养这种素质，使它成为一种习惯。有了这种素质习惯，加上自己的专业素质，到处都喜欢你，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到那时，才能为“自我实现”创造条件。
“敬业”和“乐群”又是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敬业”和“乐群”，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把个人摆在集体的“乐群”中来发挥个人“敬业”的积极性，才会得到好的结果，它们是互为因果的。因此，这是我们对待工作的起码的素质和态度。
第七讲正身慎独“六蔽”
正身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第一句，孔子把政治的“政”解读为“正”，就是说为政者自己首先要身正。先正己才能正人，或正己正人并行不悖。自己做得正，是一种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说是“不令而行”，人家就会跟了上来。相反，说的是正人君子，做的是男盗女娼，有谁会相信你呢？这是第二句话的意思。当今社会，这些话显得特别重要：不修身，身不正，不但政令不行，家也难齐，治国就更不用说了。对这类人，孔子说过：“已而（‘而’是语助词），已而，今之从政者殆（危险）而！”孔子还说：“公生明，廉生威。”公道，有为公之心和为公的实践，才会把问题看得清楚，为私心、私欲所蔽，就会把事看歪了。廉洁，才会心地坦荡，大家信从，做起事来才有威望和威信，“德高”才会“望重”。因此，孔子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政者正也！”“正身”而达到“身正”，于不同层次的领导人来说，正，是一种楷模的力量；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默契，所以才有“身教”重于“言教”之说；“身正”又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正身”对这三种层次的人更为重要：一是各级党政领导人、各种官员、各种企事业的领导人，他们是正身的关键，任何一种好的社会风气，都是这一层人带出来的，没有他们的身体力行，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其次是共产党员，是主要力量，“先锋队”要从自己的“先锋”作用做起；其三，是知识阶层，特别是从事精神文化工作的人，比如教师、文艺工作者，他们能否身正，直接影响到学生和观（听）众。这三个层次的精神文明决定着国家文明的命运。
慎独
子曰：“君子慎其独也。”
这是说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要特别注意“独”——“独处”之时。这“独处”的意思是没有人看着你，没有人监督你，或没有人敢监督你的时候。因此，“独处”之时，正是考察你人格力量、道德品质的重要关头。正因为这样，孔子才以“吾日三省吾身”这种强大的内省精神力量来要求和约束自己。它是一种高尚的内省体验，转化为强大的自我约束机制；它比“自我批评”还要高一个层次，自我批评是在人们的监督之下而作出的一种正确反应。因此，“慎独”需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可以说是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也许有人说，这很难做到。是的，这很难！但是，只要有自我完善的自觉性，也并不难！对于没有这种自觉性的人来说，就需要发展各种渠道的监督。但是，对于一个大大小小的领导、有健全人格的人来说，自我完善的“慎独”是绝对必要的：它就像人体存在的免疫系统一样，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保健，来加强这免疫系统的功能，防止疫病的侵袭；它对我们的身体是生死攸关的。“慎独”，是我们强大的精神防疫、免疫系统，是我们自身应有的自我保护。人的精神是否健康，免疫系统是否强大，同样是生死攸关的，丧失了“慎独”，等于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如果已经“接受监督”了，那就是说，已经是疾病缠身了，对个人来说，已经是一种悲哀，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社会的监督机制也是不可少的，但它是外因，是“药物”、“保健品”，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它只能是一种不可忽视“慎独”功夫的威慑力量。自己的身正了，对那些身不正的人来说，必定起到威慑的作用。只要把它们的关系搞清楚，“慎独”就一定会变成一种自我要求的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保持精神的“健康”，不致走向自我的毁灭。
六蔽
子曰：“（子路呵），女（你）闻六言（说话）六蔽（迷、蔽）乎？”对曰：“未（没有）也！”子曰：“居（坐下），吾（我）语（告诉）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放荡）；好直（直道）不好学，其蔽也绞（尖刻）；好信（讲信用）不好学，其蔽也贼（受骗）；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乱干）；好刚（刚强）不好学，其蔽也狂（狂妄）。”
这是孔子对于美德的辩证认识。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哲学上叫做“异化”。这里“学习”二字的内容，不仅是说读书，还包括人格完善的实践：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喜欢学习，就会变成个傻瓜，敌我不分，善恶不明，一味仁慈，成为东郭先生；有才智的人不学习，就会放荡，变成一个傲视一切，目中无人的人；性格直爽的，不加强修养，就会尖刻刺人，恶语伤人，成为到处搞不好团结的人；好讲信用的人，不学习，不加警醒，最容易受骗受害；喜爱勇敢的人，不提高自己，就容易乱干，成为匹夫之勇；刚烈的人，不学习，就会变成狂妄之徒，就像一个满身是刺的人，人人都“敬鬼神而远之”。
事物本是对立的统一：仁、愚，智、荡，直、绞，信、贼，勇、乱，刚、狂，本来是混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不可分离，不学习提高，往往分不清它们的界线，一旦界线不清，就走向对立面去了，正如两个相交的圆，白色的圆是“六言”，有线条的圆是“六蔽”，它们是相交的，如果我们提高了分清界线的自觉性，它们相交的部分就很少，如果我们对“六蔽”的自觉性不高，那么这“六蔽”有线条的圆就会向左边移动，“蔽”的部分就会扩大，甚至遮“蔽”了白色圆——美德的大部分，走向反面去了。
我选取了这“六蔽”来做我这课程的结束，就是希望我们都以此为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