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对乡镇政权与组织诸方面予以关注的力度并不均衡。对乡镇体制的变迁及其文本、乡镇机构与人员状况关注较多、研究较透，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却相对不足，如对乡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方面的论文有：王思斌、王荣武，《乡村干部之间的交往结构分析》，载北京：《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管理区干部与村干部的互动过程与行为》，载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及王思斌，《共事依赖：乡-村干部关系的一种模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如何从乡镇社区如农民与乡村干部的视角来分析乡镇问题，对农民与乡村干部的心态与行为，如何分析乡镇问题产生的根源，乡镇政权与组织的实际运行状况，县乡村之间的关系，乡镇政权建设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关注很不够，有深度的研究更少。这些，都是应当加强研究的领域。
在国内外对中国乡镇建设的研究中，以下方面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
一、如何评价改革20余年来的
乡镇政权与组织建设。对于改革以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目前至少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控制方式”或“总体性社会”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乡村地方主义模式”。依此，对改革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实际上两者作出的是与原模式反向的判断。如孙立平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的弱化，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资源。由此，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只有国家与民众的总体性社会结构，社会得以日益成长。而Vivienne Shue则断定，目前的市场化和“权力下放”的改革不能被看做是削弱国家权力的企图，相反，必须看做是正在努力打碎地方性权力资源，从而使中央当局得以经由经济增长而扩张国家权力并巩固民族国家。因为改革摧毁了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地方干部缓冲区，从而推进了中央国家权力的扩张。
换言之，从乡镇政权与组织建设的视角看，实际上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有效”说，如Vivienne Shue的看法认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已越来越正规化，这保证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的控制王铭铭等人也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为“中梗”说，它认为，国家权力已在乡村撤退、收缩，乡政府的控制更不如以前，职能退化。孙立平即持此论。总结本编的研究，笔者以为，农村改革以来，以乡镇政权与组织为表征的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在形式上似有退缩，但实际上却是有所加强，然而治理的效能却已下降。
二、如何评价新时期的乡干部
与上述争论相关的是对乡干部的评价问题。目前，理论界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性理论。
一是“国家主义模式”理论。其主要代表Helen Siu（萧凤霞）认为，地方干部通过党——国家而获得权力，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的惟一源泉。他们已经完全为党——国家所同化。因此，他们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社区，而是党和国家。他们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而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
二是从“地方主义模式”转变为“国家主义模式”的理论。Vivienne Shue认为，自1949年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蜂房式”制度到商业网络和政府机构直接渗透到乡村的变迁。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被固定在当地社会中，国家依赖的地方干部对中央政策进行地方化的“变通”，其角色颇类似于中华帝国时期的“士绅”，农村社区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基本上是不开放的。基层干部主要忠实于自己的社区，他们和传统的士绅阶层一样，决不是党和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相反，他们是社区利益的代表，是农民抵抗国家权力侵入的防护层。相比之下，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开放政策和行政改革措施，把农民纳入了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商业网络和不断强化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控制当中，使他们的社区逐步向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形式开放了，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力量延伸阶段。换言之，经济方面的改革不一定带来社会的自主性。
三是“庇护主义”模式。对改革以来的乡干部和地方干部，Jean Oi（戴慕珍）则持“恩主——庇护关系”的解释理论。她认为，地方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当地利益的代表。通过庇护主义，地方干部能够成功地斡旋于党-国家和村民之间，最后在国家意志、农民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有学者批评说，以上三种理论都不是将地方干部当做独立的利益追逐者，它们符合农村改革前的实际，但不合农村改革以后的实际。因为在农村改革后，地方干部已经发展出了独立的、界限清楚的自己利益。笔者将此解释称为“自我利益”说，即认为：乡干部既不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也不是社区利益的代表，而是自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代表的是自身利益。
三、是否撤销乡镇政权
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还是主张强化乡镇，这也是国家的主导政策。
但已有不少学者主张撤销乡镇政权1997年10月，笔者在与香港中文大学关信基教授交谈中，关先生在谈到中国大陆乡镇政权时提出，这一级政权完全可以撤销。或者改乡镇政权为县政府派出机构如徐勇即持此主张。还有学者既不赞成虚化和撤销乡镇政权，也不主张实化乡镇政权，即将乡镇政权建设成为一级完备的政权组织，而主张“虚实结合”，即转变“乡政”职能，主动适应村民自治、农村政治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乡镇民主改革，建构一种全新的“民主、竞争、合作”式政治体制。
四、乡镇人大的机构设置问题
已如第二节所叙，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设置，如主席的设置问题、主席团的常任问题，曾有激烈的争论。虽然随着1995年“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争论似已告一段落，但研究者中“主席团常任化”的主张并未消失。
近年来乡镇建设中最值得欣慰的是，在理论论争的同时一些改革实践也在积极地进行探索。除了第六节介绍的“乡镇示范服务基地建设”外，还有“乡镇长选任”的探索。
在1998年至2000年间，国内对乡镇长选任的改革主要有四种模式关于近年来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情况的详细描述与研究：（1）1998年12月四川遂宁市中区在步云乡进行的乡镇长直接选举，即“直选制”。（2）1998年10月四川省南部县乡镇长的选举全部采用公推公选，即“公选制”。该县对79个乡的178个副乡长职位全部实行公开选聘，先通过组织推荐、群众举荐、个人自荐等方式产生694名初步候选人，在演讲答辩后，由选民选出329名优胜者，再由乡镇人大代表进行投票选举。（3）1999年初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对镇长候选人实行“三票制”，即由选民直接推选候选人，产生76名候选人，从中选出得票最多且符合条件的5名初步候选人参加竞选演讲，再民意测评。根据其结果决定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由镇人代会选举。（4）1999年4月山西临猗县卓里镇按“两票制”选任镇主要负责人，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主席作述职报告，500人参加测评。随后，再由全镇选民对各负责人进行信任、基本信任和不信任投票，作为能否成为正式候选人的依据。
按一些学者的看法，在以上四种乡镇长选举的探索中仅第一种与现行宪法有冲突。为此，有学者并不主张“乡镇长直选”，但也有人主张实行“授权性试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广和完善关于“乡镇长直选”的争论，可参见笔者在《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有多大》一文中的综述。
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对“乡镇长直选”问题进行了新的规范，各地的实践出现了三种新变化：（1）完全退回到原来的方式，如深圳；（2）改为公选，如四川省的多数乡镇；（3）坚持直选，如步云乡。此外，也有地方进行新的试点，据《湖北日报》报道，2002年9月5日，湖北省首位“海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在京山县杨集镇产生。新任党委书记人选一改由上级党委提名的方式，而是改由群众推荐，党内推荐，党代会差额选举。先由全体选民推举镇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然后召开全镇党员大会，选举2名镇党委书记正式候选人，再召开镇党代会听取候选人竞职演说，由代表差额直接选举镇党委书记。他们还采用由全体选民推荐，村（居）民代表推荐，人大代表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镇长。
五、小结
总结本编研究，笔者以为，加强乡镇政权与组织建设，首要的问题是应有科学的理论和价值理念作指导。即按民主、宪政的原则来设计并加强乡镇政权与组织建设，而不应片面地“为了加强而加强”，以落入传统的、单纯强化国家权力控制的方式。其次，在乡镇横向权力结构上，加强“两个代表大会”的建设，重置乡镇权力结构。一方面，加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实化其权力，使之真正拥有乡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职能。如，实行乡镇人大代表由“海选”产生，建立并健全代表对选民负责的机制；实行乡镇人大每季定期召开会议的制度，建立主席团常任化制度；通过建立和健全咨询、弹劾和罢免等制度，强化乡镇人民政府对乡镇人大负责的机制。另一方面，加强乡镇党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建立乡镇党委对乡镇党代会负责的制度，使党代会真正成为乡镇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应当改一届一会制为每年两会（或每季一会）制，党委会应由党代会民主选举产生，并对党代会负责，接受党代会监督。再次，在乡镇纵向权力结构上，建立科学而民主的县、乡、村之间及其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对村是指导与服务关系，并对乡村选民负责。村委会和乡村居民对乡政行为要有足够控制的管道与能力，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海选”产生、对选民负责，定期召开会议，选民能够及时罢免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以及乡镇政府对人代会负责制是其重要的管道。同时，改革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如改革条块关系和财政制度、行政管理等制度，以真正赋予乡镇能相对自主、独立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