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对全省村级组织状况作了一些了解，并到南城、宜黄、崇仁、丰城、樟树等县市进行重点调查，形成了几点看法。
一、村级组织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但还未真正走出困境
近几年来，我省各级党政组织一直重视抓村级组织建设，确实下了很大工夫，进行了多种探索，尤其是经过全省“宜春会议”的推动，以及1991年8月至1992年12月的农村社教，全省村级组织状况有了明显好转。1992年全省村级组织中，组织健全，运转正常，班子战斗力转强的村约占41.3%，中间状态的占56.72%，分别比1989年上升了11.3、6.72个百分点；组织运转不灵，班子涣散的为1.98%，比1989年下降了18.02个百分点。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村级组织建设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还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较以前还更突出。调查所到之处，基层干部无
不反映现在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村干部更是叫苦不迭。樟树群众对村级组织的反映更是不满意。如景德镇市农委最近对该市100户农民的调查表明，仅有20%的农户对本村建设状况表示比较满意。在群众眼里，村干部“光会要，不办事”，完全是多余的负担。从调查看，当前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1.部分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长期不能得到根本扭转。如全省农村三类支部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目前仍占2%。在一些地方，三类支部比例还较大，如宜黄县为4.23%，南城县达15%。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以及村民小组基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如南城县只有1/3的村民小组能起作用。村级组织的软弱涣散，给各种非正规组织的产生与滋长以可乘之机。如宗族活动死灰复燃，在各地农村普遍泛滥；宗教势力在一些地方坐大，如在抚州地区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崇仁县近年天主教徒发展异常迅猛，1992年达万余人，是1985年的13倍；丰城市一些乡村还出现了“黑衫党”、“斧头党”、“光头党”等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非正规组织与村级组织分庭抗礼的苗头，影响在不断扩大。
2.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在下降。一是农民党员的年龄偏大。我们调查的樟树市四个村党支部，党员平均年龄分别为48岁、50岁、54岁、56岁，40岁以下尤其是30岁以下党员所占比例极小。莲花县农民党员中46岁以上的也占67.4%。二是党员素质在下降。党员文化水平不高，如莲花县农民党员中小学文化以下的高达80.3%；一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的甚至不能起作用，如南城县这类党员所占比例在10%左右。三是党组织的凝聚力在下降。各地普遍反映，近年要求入党的农民群众呈下降趋势，致使一些地方多年无从发展新党员。如连续五年未发展党员的村党支部，宜黄县占10.6%，莲花县占31.3%。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党员要求退党的情况，如广昌县近年至少有七名党员退党信宗教，樟树市南上村、东村等党支部也有少数党员要求退党。
3.村干部队伍不稳，特别是在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思想不稳定、想撂担子的村干部更多。南城县天井源乡在1992年选举后有1/3村的主要干部提出辞职。各县市还有一些村干部辞职“下海”，外出务工经商。丰城市石滩乡党委书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村干部要用绳子来拴住，全靠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来说服、劝留。”
4.部分村干部素质较差，思想作风和工作水平与新形势不相适应。有的能力不足，不知工作从何抓起；有的仍习惯以过去的一套工作方式对群众“管、卡、压”；有的则把当干部当做搞副业，工作无所用心，消极被动；还有的严重脱离群众，腐化堕落。
5.村级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所放松。在一些地方，存在宣传阵地缩小，宣传工具老化，设备残缺不齐，宣传形式陈旧，阵地使用不经常，发挥作用不理想的问题，致使政策宣传“村梗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农民群众中的一些思想问题、情绪意见不能及时化解。
6.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依然普遍。较多的表现为村民群众对村干部的消极服从与抵触心态，或报复行为，如各地经常发生村干部遭报复案，或被毁庄稼作物，或被毒伤禽畜。极端的则发生直接冲突，如今年年初丰城市山溪村委会由于前任支部书记贪污公款，导致群众自发选出代表取代村委会，并四处上访。
二、村级组织建设何以走不出困境
笔者以为，根本原因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至今仍然沿袭老的思想观念和旧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分析村级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启动的农村改革，不仅引起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且引起了农村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深刻变革。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迅速削弱并瓦解了村级组织原有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管理职能，使它再也不能直接计划和管理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再也不能通过记工分、分口粮等手段来管理农民了。这客观上要求村级管理必须寻求体制的转轨，要求村级组织必须寻求管理职能的转型。另一方面，在包产到户后，农民作为独立的经营者，其个体利益鲜明地凸现出来，并直接与国家、政府发生关系，因而对其自身事务也表现出更强烈的关注。这客观上要求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降生，通过它协调农民与国家、政府之间日益明朗的利益交往，并吸纳农民对管理自身事务的参与热情。而这无疑应该是新时期赋予村级组织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在新形势下，村级组织的性质要转变，它不应再是行政性组织而应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自治性组织。但令人遗憾的是，对此我们一直缺乏明确认识，因而在村级组织建设上总是简单地沿用传统办法，使政策指导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并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习惯于将村级组织当做行政性组织来看待，往往使用改造行政组织的办法来建设村级组织。各级各方面近年来对村级组织建设的调研活动搞得不少，但多数同志局限于从浅层次上认识村级组织建设滞后的原因，如：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致使村干部工资难兑现；村级工作压力重，难度大，又往往得罪人，大大影响了村干部的积极性；放松了思想教育，致使村干部的奉献精神差了，群众的义务观念淡化了等等。而不能从村级组织与村民群众之间权利关系的不到位上去寻找原因。因而在对策建议上，大都限于一些传统做法，如，着力选准得力的村干部；对村干部进行教育和培训；选派国家正式干部到落后村挂职或指导工作；落实启动资金，发展村办企业；兑现并提高村干部的工资报酬等等。这些做法不是治根治本之策，因而只能起有限作用，收效一直不够理想。实际上，村级组织建设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村级组织与村民群众之间权利关系的不到位。即，无论是村委会，还是村党支部都带有浓厚的行政性组织色彩，成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办事机构，村干部的产生、监督、管理以及村级其他重大事务的决策等，基本上与村民群众不相关，而是直接听命于乡镇或村干部本身。这必然导致：（1）村干部由于不是由党员或群众选举产生，而使他们既缺乏应有的群众基础，又难以让群众信服。（2）村干部由于缺乏群众监督，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因而他们在思想作风、工作方式以及廉洁状况等方面易于出现问题。如村级财务总是跳不出“乱-清-再乱-再清”的恶性循环。（3）党员群众和村民群众因普遍感到对村级事务没有多大影响力，必然缺乏对村级工作关心和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句话，村级组织由于与党员、群众的关系的倒置，而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最终使自己陷于困境之中。
2.低估农民群众的政治行为能力，低估村级事务民主化管理的作用。这仍然是目前各级干部尤其是乡镇干部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思想认识。无疑，这正是《村委会组织法》尽管实施已五年，但在我省仍然举步维艰的深层思想障碍。目前在我省《村委会组织法》还没有全面实施，南城、樟树等县市至今只有个别县在少数村进行了村委会干部选举的试点。而在农村党支部中，支部书记真正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的也在少数。在调查中，谈到村干部选举，多数县乡干部仍表示不以为然对国内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争论，他们认为：“现阶段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只能走形式，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自治，农民不会自治，不知道什么是自治，我们也不想让他们自治。”具体说来，他们有几个担心：（1）会不会削弱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2）民主化管理会不会影响国家任务的完成？（3）选举会不会出乱子，如出现“穷村搞选举，没有人愿接烂摊子”的现象？但从省外一些地方开展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担心是多余的。如河北石家庄市、山东莱西等地，没有一个村因实行村民自治而拒绝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或使国家任务更难完成，也没有发现一个群众选举上了而他为了个人发财拒绝接受烂摊子的村民，相反，经过村民自治，一些老大难的村、村级工作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都迎刃而解。在调查中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南城县1992年在万年桥、梅溪、蔡坊等村委会开展村干部选举试点，同样出现了良好效应，选举产生的村干部让群众信任，有能力，有魄力，而且私心杂念少，村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三、村级组织建设的出路在于实施村级民主
村级组织只有立足于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健康运行。村级组织的群众基础如何，关键在于它是否成了广大村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因此，应该从理顺村级组织与村民群众之间的权利关系入手，实施村级民主，以加强和推进村级组织建设。一方面，加强村党支部内的民主建设。即按照党内规章制度，加强村党支部的民主建设，实行党支部委员会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接受支部大会监督，并完善党支部民主生活制度。另一方面，积极而坚决地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切实推行村民自治。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村级组织建设的较为现实的治根治本之路。
按照上述思路，参照省内外有关成功经验，并结合我省村级组织的实际状况，当前村级组织建设应注意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将村干部和村级工作置于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之中。这是实行村级民主的实质所在，也是影响村级民主实际成效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省在这方面尚未有明确的统一性规范，严重制约着村级民主建设。建议省里抓紧出台有关《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办法，明确以下问题：（1）建立村民（或代表）会议（或议事会）、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民主理财等制度；（2）按村委会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明确村干部的职数，适当增加兼职，减少享受固定补贴的村干部人数；（3）县乡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管理和指导，如对村委会选举的指导；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和监督；对一些工资难兑现的特困村，县乡财政应给予适当扶助；依法保障村干部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权益不受侵犯等。
2.明确界定村级组织的职能及其行使方式，合理分解村级工作的难度。农村工作离不开村级组织，但不能完全依靠村级组织。按《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的职能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生产，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宣传国家法律和政治，教育村民，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村党支部除了对村委会的工作实施领导并完成上级党委分派的工作外，要着重加强自身建设，管好党内自身事务。从各地反映看，村级组织所承担的工作过多、过重仍然是一个普遍问题，本属于“七所八站”的一些工作，如粮食收购、工商财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等都完全或主要压在村干部肩上，远远超过了其应该承受并能够承受的极限。其结果，不仅仅将村干部直接推向与农民相对立的一面，而且使村干部沉溺于大量的“中心工作”之中，无法从事社会公益、经济发展等工作。因此应该：（1）明确村级组织的职能和工作内容，强化其法定职能，同时将一些本来属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应承担的职能返还回去。解决的办法应该是“釜底抽薪”，即或者理顺条块体制，简政放权，强化乡镇政权职能；或者强化“七所八站”的职能作用，真正做到村级组织在行政性任务上主要起协助和配合作用。（2）对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如计划生育、收取税费等，应积极过渡到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解决。目前，村级工作的管理方式很不完善，法律手段十分薄弱，多数工作仍然要通过搞突击式的“大兵团作战”来推动，这既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影响了工作的效率，还大大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应该及早予以改变。
3.抓好两项配套建设。一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与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的配套建设，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整体功能；二是加强村级组织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尤其是帮助全省22%左右无集体经济收入村脱“壳”的配套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