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必要先界定基本概念，介绍当前国内外有关中国乡村建设研究的基本状况，并交代全书的基本结构。
一、乡村建设的概念
何为“乡村建设”？分析这一概念，首先应了解何为“乡村”？人们习惯于将“乡村”与“农村”等同使用，费孝通先生使用“乡土”一词来指代（如称乡土中国、乡土社会）。
著名的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将“乡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等同起来，他认为：只一个村不能算是个农村社会。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须包括一群农民家庭、自数个至十余个的村、一个集镇及集镇与其周围各村所形成的集镇区。这样一个农村社会就是“乡村社区”，它“以家庭为单位，以村为中坚，而以集镇区为其范围。”在这里，“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而与“农村”是一致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美国学者R·比勒尔等人认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农村’一词指的是人口稀少、绝对面积不大、比较隔绝、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其他部分、特别是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说，‘农村’一词至少有三种各自独立的含义，即：（1）生态方面的；（2）行业方面的；（3）社会文化方面的含义。这三种含义，不用说，有相互牵连的关系。”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乡村”与“农村”是有区别的。如秦志华认为：“乡村与农村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农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地区的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但是，二者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不仅表现在二者的范围有所不同，更表现在二者刻划对象的角度不一样。农村的概念，是一个产业区域概念，指的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地区。乡村的概念，是一个管理区域概念，指的是乡政权管理的地区。”换言之，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社会活动方式的区域差别；农村是与工商业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产业布局的区域差别。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乡村的范围要比农村的范围大一些。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
还有学者在比较了国际学术界对“乡村”概念给出的职业定义、生态定义和社会-文化定义后，认为它是一个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要给出一个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所以，主张以“乡村性”概念来取代它。
笔者倾向于上述第二种意见。第一种解释适合近代以前的情况，因为此前乡村与农村并无严格的区别。但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农村”概念带有较大的产业特色，“乡村”概念则具有更宽的兼容性。第二种解释揭示了此差异。第三种解释则有走极端之嫌。
那么，何为“乡村建设”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几种主要观点。
1.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
按杨懋春的说法，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开始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迪刚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及晏阳初在同一地带所办的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开始是教农民认字，以后发展成全面的、项目众多的、注重生产工作的乡村建设。”此外，当时还有河南省镇平县的“乡村自治运动”、山西省的“村治运动”等，而为今人最熟知的则是山东省邹平县的“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一词始用于何时？据有的学者研究，“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山东乡村建设院”。据该院首任院长梁耀祖的解释：山东乡村建设院之所以用“乡村建设”一词，是由于当时乡村遭到持续破坏，而全国8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要解决中国问题就要从乡村入手。所以，“欲谈建设，必须注重乡村建设。”对此，梁漱溟也曾有一个自述，他说：民国“十七年我在广州时用‘乡治’。彼时在北方如王鸿一先生则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设立村治学院等等皆是也。民国十九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诸同人来鲁创办类似于村治学院性质之学术机关。我等来鲁之后，皆以‘村治’与‘乡治’两名词不甚通俗，于是改为‘乡村建设’，为一个名词，含义清楚，又有积极意味，民国二十年春季即开始应用。”按朱汉国的研究，梁漱溟虽然在1931年正式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提法并创办《乡村建设》旬刊，但从理论上对他的乡村建设方案作系统的论述是从1933年开始的。此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并相继撰写了《乡村建设理论提纲》（1933）、《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县政建设实验区邹平县实验计划》（1933）、《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1937）。
何为“乡村建设”？梁漱溟的解释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其内容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组织建设三项。其次序为：“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
江恒源认为，乡村建设是就一个农村或数个农村，划成一个适当的区域，依照理想的实现的预定计划，用最完善的最经济的方法技术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于自治，俾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其设施有“三大纲”：一为文化的，即全区普及教育、改良风化以及清洁卫生健全体魄之事属之；二为经济的，即全区改善生计之事属之；三为政治的，即全区团体组织公共治安公共建设之事属之。
晏阳初的看法也大同小异，他认为：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建设，其内容包括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便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
以上是当时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几位学者的解释。而亲自推动此类活动的政府人物的看法则与此有差异。如在山西全省推动“村本政治”的阎锡山认为，要收到“政治得良好之结果”，应“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以“看住”每一个人的行动，使每一个人都能执行他的政令。而“欲行政治网密，非先编制行政系统不可。”他的村治思想是军国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一方面将行政网加密和下沉到村，利用军国主义统治方式“看住”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剥夺社会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儒家“王道”和“人心”的道德教化变外在的“看住”为内在自觉自律。在广西，桂系军阀推行的乡村制度是乡村政府、民团和国民学校三位一体的基层结构，从表面上看，只比山西多了一个官办的、成系统的“学校”，但实际上农村比其他地区要多了两条绳索，被三条自上而下的绳索捆牢。
2.作为“建筑活动”的乡村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批判的展开这一批评的缘起与过程，人们慎用“乡村建设”一词。而到1980年前后，当人们使用这一词时，却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即又将它看成是一种“建筑活动”。最典型的，当属“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它提出：“在乡村广大区域中进行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各项建筑活动，通称为乡村建设。具体地说，乡村建设包括：（1）农村住宅和农民需要的各项生产性房屋建设；（2）村庄和集镇建设（简称村镇建设），包括道路、桥梁、供水、排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学校、文化馆、影剧院、医疗所、幼儿园、供销社、商店等文教卫生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乡村建设工作是包括上述规划、设计、施工，以及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总称。”它所介绍与研究的“中国乡村建设”也全部是上述建筑活动。该著在介绍和评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时，也主要是从“建筑活动”出发的。
3.海外的“乡村发展”理论。
在海外，人们一般是用“乡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或“乡村变迁”之词而非“乡村建设”（Rural Building）。美国学者罗吉斯等人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在美国乡村社会中，有7个方面的转变直接冲击了乡村社会制度。即：（1）人均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人口下降；（2）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联系加强；（3）农业生产趋向专业化；（4）在美国转变为一个大众社会的过程中，乡村和城市的价值观差距正在逐渐缩小；（5）随着大众传统改变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地方群体的重组，农民的社会关系更加开放；（6）乡村制度中出现集权化趋势；（7）乡村社会组织的变迁，包括初级关系重要性在降低，而次级关系的重要性在提高。
海外有关乡村发展的理论，按台湾学者蔡宏进的介绍本节以下对海外“乡村发展”的介绍，主要有“乡村发展的认定与设计论”、“现代化过程与乡村发展的人类学理论”、“农业与工业在乡村发展中角色及相关性的理论”、“乡村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角色的理论”等4种。对“乡村发展”这一概念，有以下几种解释：
世界银行所下的定义是：乡村发展是一种策略，拟用为改进乡村贫穷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利益延及在乡村寻求生活的最贫穷团体，包括小农、佃农及无土地者。它很强调乡村发展的目标在增加生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动员可用的土地、劳力及资本，同时也注重消灭贫穷及所得的不均等。发展的层面则顾及生活的价值与品质。
David A·M·Lee及D·P·Chaudhri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经济与社会条件百病丛发，且各种问题都纠结在一起，于是对乡村发展提出整合性的观念，把整合的乡村发展（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之目的看为包括：（1）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其基本安全及对食、衣、住以及就业等的基本需求；（2）增加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他部门的互惠关系；（3）提出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众都参与发展的计划；（4）保障地区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
Inayatullah在其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一书中，把乡村发展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二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三是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过程。
Raanan Weitz在《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低度发展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当前尤其着重对经济增长与人力发展理论的研究。
在亚洲国家，最常用的一个有关乡村发展的定义是：提升乡村人民控制环境的能力并藉以增进益处。其主要的发展指标约有7项：（1）生产力的改变，如每亩土地的产量；（2）就业及失业的改变；（3）收入及财富分配的改变；（4）权力结构的改变，特别是指乡村人民对地方性及全面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之改变；（5）地方阶级结构的改变；（6）对控制较大环境的价值、信仰及态度的改变；（7）对接近福利服务之改变。
蔡宏进则认为，“乡村发展”不同于其他的发展概念。就地域范围而言，其发展计划实施与受惠地区主要在乡村，广泛的乡村覆盖所有非都市的地区，包括村落、集镇及其外围的开放土地。发展内容的范围则甚为广泛，包括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教育性的、娱乐性的、宗教性的等各种不同生活层面的发展。
4.本书对“乡村建设”的界定。
在上述数种对乡村建设的解释中，“建筑活动”一说显然过于片面，而民国时期军阀的村治政策却太重于政治化、专制化，让人能接受的解释是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说及当今海外学者的“乡村发展”说。
不过，在国内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后续的报告中将看到的那样，还有“村建（或村级建设）”、“村级组织建设”、“乡镇党委建设”、“村镇建设”（这是对作为建筑活动的乡村建设的另一种说法）、“小城镇建设”等说法。很显然，这几种表述与“乡村建设”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较大的距离。
在这里，笔者将“乡村建设”看成一个这样的概念：相对于城市的乡村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在内的建设和发展。从学科定位来说，这样的乡村建设是一个跨学科、交叉性的领域，需要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来共同研究和探索。作者所使用的主要是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人类学的观察方法和政治学的分析方法。
二、乡村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并不曾进入学者的视野。有学者指出，过去“所有史册及著作，甚少论述一般乡村人民及农村社会之结构、发展与变迁者。富内容、成系统之此种文献更属绝无仅有。”明朝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系惟一例外，但也只是关于农业经营技术与政府农业政策之记述，甚少涉及农民行为与乡村社会之组织等。这种情况，在20世纪后才开始改变。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留日、留美等国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学成归国，虽多在自己家乡倡导乡村新建设，或在各大学任教，但都能以所学社会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乡村人民、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由此，形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研究的一个高潮。但这一研究在1949年后出现了断层，直至80年代才出现转机对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国内乡村研究的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研究迅速发展，不断深入。这里，笔者不拟对90年代以来的乡村研究进行全面评述，仅从四个方面对研究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建设实况的相关成果略作简述。
1.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研究。
这是近些年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界日益关注、并已升温的课题。自1998年以来，国内外曾先后召开一系列的以该主题为议题的大型研讨会，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1998年10月、2001年3月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研讨会”第二届研讨会由该中心与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系合办。；1998年，国家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中心联合举办“中国村民自治国际学术研讨论”；1999年7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10月、2001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先后召开“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中国农村乡村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后次会议的论文集《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2001年6月，《宗族与村治关系研究》课题组召开“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200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举办“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学术研讨会”；2001年9月，国家民政部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这些专题会议外，近年的中国政治学年会中也有较多论文涉及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200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多篇论文讨论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问题。
近年来，围绕这一领域所发表的论文难计其数，而出版的有关村民自治的著作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较为详细的目录清单。自1999年以来不到4年间，后一方面的著作即有：辛秋水主编《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王仲田等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郭正林著《中国村政制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王振耀著《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张厚安等著《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对22个村的调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卢福营著《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白钢等著《选举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徐勇等主编《乡土中国的民主选举：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研究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胡荣著《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肖唐镖等著《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李连江主编《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许宗衡主编《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以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01）、肖唐镖等著《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2001）、孙秋云著《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民族出版社2001）、于建嵘著《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王汉生等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肖唐镖主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仝志辉著《乡村关系视野中的村庄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贺雪峰等著《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范瑜等主编《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刘亚伟主编《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刘亚伟主编《给农民让权——直选的回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20余种。
除上述对村民自治研究的论著外，还出版了一些从整体上讨论乡村（及县）基层政治的著作。如，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张静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李凡等著《发展与创新——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史卫民等著《公选与直选——乡镇长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程同顺著《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黄卫平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荣敬本等著《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东方出版社2002）等。
从上列会议和论著的主题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治研究出现了主题深化与扩张并存的局面。如，村民自治的研究，不仅继续关注其一般面上的问题，还在向村委会选举、村治的过程与变迁、村两委关系、村治的社会背景（如宗族等）、村民自治的后果、乡村关系等方面深化与拓展。而对乡村基层政治的整体性研究，实际上也承接了村民自治所提出的系列课题，如，对乡镇长直选和人大选举制度的关注，对县乡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尽管如此，并不意味这方面的整体研究水平较高，正如有学者所承认：“基层组织研究领域的分析方法、分析工具的进步和理论提高十分逊色。”赵树凯，《问题与治理——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阶段性推进的分析》。存在“研究问题不深，缺乏长期的跟踪观察与实地调查”，“对策性研究远远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定量化分析较欠缺”，“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等明显不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十五”规划》，载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下）。
2.农村经济研究。
与乡村政治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对“九五”期间国内农村经济进行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主要有：（1）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中政府干预问题研究；（2）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保障体系的研究；（3）中国农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研究；（4）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研究；（5）农业产业化理论及实践的研究；（6）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研究；（7）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化问题研究；（8）耕地保护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9）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与控制问题研究；（10）扶贫政策研究；（11）农业组织与制度创新研究；（12）WTO规则与我国农业立法问题研究；（13）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研究；（14）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研究；（15）沿海地区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16）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十五”规划》。此外，近年来实际上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着城乡居民收入在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差别、农民负担的深层背景、农村财政等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著。
3.农村社会研究。
在国内，对农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比来自政治学的研究起步要早。如果说对农村基层政治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拓展时期，那么，对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则主要是一个深化的问题，即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其前业已展开的课题进行持续的深化研究。有学者在回顾“九五”期间农村社会研究时，指出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有：（1）实行家庭经营后家族、宗族及非正式组织生成、功能、作用和影响问题；（2）乡镇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3）农村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4）小城镇发展；（5）农村宗教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6）农村教育的投资机制及其发展特点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十五”规划》，载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下）。陆学艺先生与樊平先生在《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同期的农村社会问题作过更详细的评述。他们认为，在此期间农村社会学“增加了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口述史的研究，农民分层研究和村级组织研究继续深入，村落类型研究有重大进展。”对农村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1）农村非农化及乡镇企业问题；（2）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3）农村基层组织与公共权力问题；（4）城乡一体化问题；（5）村落类型问题；（6）家族与宗族问题，等。
4.乡村治理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农村研究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取向，是将“治理”概念引入进来，进行“乡村治理”的研究这种取向的研究，既与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学派“村治”研究传统的复兴有关，也与国际学术界对“治理”与“善治”的讨论有较大的关联。这一取向在农村研究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能将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统摄进来，进行综合性研究。
近年来，研究乡村治理的论文渐多，而直接以“治理”为论题的著作也已出现。据笔者所知，如前已提及的几部著作：《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对22个村的调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选举与治理》、《村治中的宗族》和《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以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为视角》，不过，它们仅是对村级治理或其中片段（如两委关系）的研究。
此外，虽未冠以“治理”书名，但以乡村治理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著作却另有一些。如：（1）熊景明主编的《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它从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宗族、土地、农民收入、农民负担、村庄建设、粮食、计划生育、婚姻家庭与妇女、乡村教育、贫困与扶贫、信贷、消费、城乡差别与民工潮、农业技术推广、农用物资、农村卫生等20个方面，将乡村建设与治理状况作了全面的写实性描述。不过，由于它注重的是结果性的治理状况，所以对治理的过程及其机制并未涉及。（2）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与《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对乡镇政权及其运行状况的研究。（3）李昌平著《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张晓冰著《对农民让利——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两书都是以乡镇党委书记身份、根据自身对乡镇工作的切实感受与经历而撰写的著作，所以，对于了解部分乡村的治理过程、机制与后果有较好的效果。（4）白沙洲著《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明镜出版社2001），它在详细描述农民的现实景况中，广泛地涉及到乡村治理体制内外的状况。（5）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它在“走马观花”中描述了乡村治理诸多方面的现象。不过，总的来说，能反映各地乡村治理现状（包括过程、机制等）及其变迁的著作并不多见。
三、本书的基本结构
本书的主题，是描述和分析农村改革20余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江西乡村建设与治理的阶段性变化与现状、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背景。从上节对乡村研究现状的简述看，本书所给定的主题尚有待深入研究。
如前所言，笔者主张将乡村建设看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建设在内的综合建设。但由于受原调查主题的限制，这里所收的文章主要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的建设，且以政治方面的建设为重。由于受文章篇幅的影响，乡村政治建设被分成两编，即“乡镇组织编”与“村级组织编”。“农村经济”独成一编。乡村稳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既反映了治理的过程，更反映了治理的后果。所以，笔者将稳定作为一个综合性问题，并单独成编，其中既有一般的社会治安与犯罪问题，也有农村宗族、宗教及其对稳定的影响问题，还有农民收入与负担、乡村财税等问题。在各编之首，笔者均加了一段综合性文字，以将本编各章的主要观点作一个简要概括。此外，还收有9个富有资料价值的附录，以供参考，它们有助于对书内观点的支持。
在理论上对乡村建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切面研究并不是太难，但本书稿由于不是按照专著体例而作，只是对原有调查报告的一个编辑整理，所以，不少篇章之间存在内容互有交叉的情况。如，在《乡镇组织编》与《村级组织编》中，包含了大量的乡村财政、农民收入与负担的情况；在《乡镇组织编》与《农村经济编》中，也有对乡村稳定问题的分析。
有鉴于此，最后的《结论》便对前述四编各章进行总结。其主旨在于进行初步的理论提升，期望能提出一个理解和解释这些年我国乡村建设的分析框架，并探讨相关的纲领性政策建议，力图能借此将全书统理起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是对乡村建设诸问题的全面讨论，实际上所涉及的仅是其中一角。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术界会有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乡村建设经验的论著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