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们党一贯重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由于正确地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广泛支持，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在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稳步有序地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我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也走过一些弯路、有不少教训。本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3年划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和总结这两个阶段农村稳定的经验与教训。
一、稳定概念与农村稳定的意义
作为对系统存在状态的一种描述，稳定是指系统处于有条不紊、平稳有序的状态。稳定概念常与和谐、秩序、协调等概念相联系，而与混乱、暴力、冲突等概念相对应。它所涉及的是系统存在的状态与形式，而非系统本身结构的内容与质量，既指那种绝对平衡、“一潭死水”状态，也指那种相对平衡、协调发展状态，既指那种保持质的规定性的量变状态，也指那种相对协调的质变状态。也就是说，静止或发展、量变或质变并不能作为界定稳定的基准，标准只能是相对的平稳性与有序化。而不稳定则意味着缺乏可把握的确定性，出现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
人类历史表明，凡是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人们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并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稳定状态。但是，稳定总象是“串门的客人”，难得久留，而不稳定状态却常常伴随并困扰着人们。从国内情形来说，不稳定状态可分为三个层次：（1）不稳定只限于相对自发的、非组织性的社会冲突，如骚乱事件；（2）出现有预谋、有组织的、可以控制的动乱，如群众武斗、罢工、示威；（3）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敌视政权的国内斗争，包括暴乱、起义和革命。如果说第一种情况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的表现，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的特征，第三种情况则是酝酿或发生着革命的社会的普遍反映。
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不稳定因素往往最为集中且剧烈。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或现实都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形式的暴力与冲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大量涌现。用布莱克的话说，这就叫——“通往现代性的航道上到处是沉舟漏船。”因此，对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来说，她的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谋得一条稳定发展之路以获取诸现代性目标？
这一世界性难题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从城乡关系角度来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城市与乡村性质的改变，而且将重置城乡间的平衡，变农村支配城市为城市主导全国，导致城乡关系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变迁的稳定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来说，这一作用尤其显著。至今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国民中的绝大多数。不赢得农民这个人数最多、最强有力的社会成分的支持，不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变迁，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如领导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与工人来说，农民是一个对社会风险的敏感度最弱、承受力最强的阶层，他们最容易“安份守己”。因此，农民的稳定情绪、农村的稳定情况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稳定极限，一旦突破此限，不但农村不稳，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与工人更会不稳。可见，在中国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变迁，确实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二、新中国头30年在农村稳定问题
上的经验与教训自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我国农村的稳定状况可分为三个时期：
1.1949 年新中国诞生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稳定中变革与发展时期。期间，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在农村推翻了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政权，进行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和“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改革，摧毁了农村封建制度的基础。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结束后，党号召人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年）。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得都很顺利，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这七年被公认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段时期，工农业生产高速地健康发展，经济效益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改善和提高，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群关系密切，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但在合作化运动中，由于1955年下半年开始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合作社发展过猛、过快，高潮一个接一个，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埋下了一些遗留问题，致使在1956年秋冬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闹社”、“退社”等不安定情况。
2.1958 年到1965年的动荡中发展时期。这八年由大跃进（1958～1960年）开始，接着是三年（1959～1961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五年（1961～1965年）艰难的调整。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主张，但在1957年底，毛泽东自批“反冒进”起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新号召，否定了八大的思想。“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由于农民缺乏思想准备，再加上高额征购、剥夺私有财产等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惊恐与不满，他们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继而刮起的“共产”风和浮夸风，连同一些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搞特殊化等问题，造成了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三年严重灾害的发生，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1961年实行调整政策后，调整了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纠正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各种平均主义错误，取消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些地方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但在1962年8月却被批成“单干风”、“黑暗风”。从1963年开始，农村用三年时间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并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思想贯穿于农村经济工作和社会生活之中，造成了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3.1966 年至1978年的内乱中倒退时期。1966年当毛泽东认为过去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等斗争不足以矫正党组织存在的“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等危险时，就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进行夺权等斗争。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开始“大串连”，冲向社会，“踢开党委闹草命”，“砸烂公检法”，造成一股“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狂潮，制造大规模武斗等流血事件，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大危机。1968年局势趋于缓和后，地方各级党政组织为集党、政大权于一体的“革委会”所取代，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工作中，依靠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排斥科学和技术的极“左”路线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场从指导思想到领导体制、工作方法都是对现代化的反动的“文革”其结果只能是将共和国业已启动的现代化车轮倒转。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极大摧残，综合国力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更大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等政治资源严重流失，党和人民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遭到侵蚀，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泛滥。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反革命政治势力手中，一些地方的动乱尚未停止。同时，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革”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是处于徘徊中前进的，这种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告终止。
总结建国后的30年历史，可以发现：在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相继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都是在相对平衡之中完成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由于这些变革，农村社会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政策的反复无常将农村社会牵引到动荡不安之中，但到1965年这种动荡还是处于党组织的有力控制之下，因而并未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党组织被踢到一边，“红卫兵”等非正规组织受重视，加上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和各种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的作用，原已动荡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长达十余年，破碎了毛泽东“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幻想。然而所幸的是，在这场全国性的大浩劫中，农村所受冲击却要相对小一些，农民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正是农业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村局势的相对缓和，才防止了全国动乱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否则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堪设想。透过30年成功与受挫的实践，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经验与教训：
1.党和政府所拥有的政治权威的强弱，是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建国初期，正是由于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党和政府享有的崇高政治权威，才形成了相当良好的稳定局面。也正因此，在那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人民也能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与党和政府共渡难关，甚至在党严重失误并导致国家大乱的年代，人民也一如既往地、真诚地相信并期待着党能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应该说，这就是在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村没有发生社会动乱，在十年“内乱”时期党没有发生合法性危机、国家根本制度没有出现动摇的主要原因。
2.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政治生活状况，对农村稳定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建国初期党的最高领导层民主、团结、进取的精神风貌，保证了我党顺利地渡过了本应是最艰难的建国开业期，保证了这段时期的稳定和发展。相反，自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邓子恢（1955年夏）、尤其是批判彭德怀（1959年）起，党内政治生活逐渐滑上了严重不正常的轨道，由此，个人的专断就将整个国家和社会引入了动荡不安之中。
3.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相对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建国初期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由于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深得他们的支持，因而才能相对平稳地展开。而合作化后期，政策的突变，不仅带来了合作化本身的混乱，而且导致农民的不安定情绪。在“大跃进”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以及1963年以后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策，既严重违反客观规律，也严重背离群众意愿，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桎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混乱和退步。
4.将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各种基层组织的吸纳和控制作用，对于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组织农民，我们党历来是高度重视的。建国后我们党迅速在农村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以及农民协会和党、团、妇女组织，这种广泛的组织体系成功地将农民吸收进来，既调动并满足了农民的参与热情，克服了农民一盘散沙的状况，又削弱并打击了传统社会组织（如宗族）的影响，稳定了农村局势。“人民公社化”以后，“政社合一”的行政体制将农村的组织程度推向了极端，加上“阶级斗争”的一套政策，过分严密地将农民控制在组织之中。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包括“文革”期间农村局面的相对缓和），但这种秩序是以行政手段对包括私人生活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进行超强制来实现的，并以严重束缚和压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代价，因而得不偿失。
三、近13年来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现象及其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和改革工作。1979年至1984年间，党在农村先后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分子摘帽、落实宗教政策等工作，以调整“文革”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积极总结并推广农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9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各地根据新《宪法》的要求，在1983、1984两年间完成了对人民公社旧体制的变革，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了乡村新体制。为了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1985年后党和政府作出了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等重大决策。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1990年同1978年相比，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值的比重由30.5%上升到56%，农业总产值增长1.03倍，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到9600亿元，粮食产量由3047亿公斤增加到4518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630元，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部分乡村农民已过上小康生活。总的来讲，改革开放13年来，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面貌明显改善。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是在平稳有序之中发生的，不仅没有引起社会震荡，相反还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许多海外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这一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闯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大震荡这一关，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如果作客观的评价，就应承认这段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既稳定又发展的时期之一。
但是，不少人同时又有这个感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开始繁荣，生活得到改善，社会活力得到激发，但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却不够好。在农村，这些年确实存在一些不稳定现象，给群众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济工作中，农民一再产生“政策会变”的担心，1985年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一度徘徊，此外，社会政治方面也出了一些不稳定情况，这主要表现为：
1.敌我对抗性冲突。主要指以反对或推翻我国现有政权为目的的反动政治活动，既有组织活动，也有个人活动。如，湖南农村出现的“中国大众民主党”、“江南黑手”、“梅花党”等反动党派组织，公然把“推翻现在的政权，建立我们的社会”作口号，声称“练好本领，等待时机，揭竿而起”。一些地方农村非法的宗教活动猖獗，煽动信教群众“是主的儿子，服神管不服人管，不能听共产党和政府的”，散布“共产党不行了”的反动言论。原已取缔的反动会道门在一些地方再度复活，云南破获的一个活动长达12年、教徒一万多人的“先天大道”，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表示“要兴义兵救中国”。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打击、报复当时的积极分子，索取当时被没收的财产的案件，河南南流村和鲁屯村的个别反动分子甚至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阴谋搞垮当地基层组织，妄图乱中夺权。
2.一般的社会犯罪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即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非政治性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些年农村社会犯罪案件出现较快的上升势头，1982年至1989年间农村刑事立案率平均每年上升14.38%（比城市高九个百分点），治安案件平均每年增长6.04%（城市则下降22.15%）。农民案件中，以偷盗、抢劫、投毒、凶杀、械斗、破坏生产、流氓等类犯罪为主，个别地方犯罪团伙化、组织化、公开化，出现“田里不敢种瓜，塘里不敢养鱼”、“好人受欺，歪人神气”的正不压邪现象，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危害。
3.一些封建传统势力抬头乃至泛滥。主要有：封建迷信盛行，神汉巫婆法师竞相粉墨登场，愚弄群众，骗取钱财，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迷信活动已出现群众化趋势，不仅老年人、妇女参加，而且中青年男子甚至少年也被卷了进去。封建宗族势力由暗到明公开活动，攀亲修谱，祭祖造庙，加强对群众的控制，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宗族纠纷，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如江西农村1991年发生493起械斗事件，死伤220多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这些械斗事件多数与宗族势力的操纵有关。
4.党群、干群关系恶化。极端的表现是冲突公开化，如河南罗家庄于1988年、江苏沂涛乡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2月间发生的农民“抗捐事件”就是典型。但更多地表现为群众对乡村干部的消极服从与抵触心态或报复行为，这些年一些基层工作的“老大难”、基层干部遭报复案增多就是这个反映。
5.社会观念与心理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冲突既发生在社会成员之间，也发生在社会成员内心。在逐步深化的农村改革面前，在日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面前，一些农民感到无所适从，“不知什么是对的”，发出“改革越深化，我们越害怕”的感叹；有的农民感觉失去了精神支柱，心态不佳，甚至颓废空虚，不思进取。
农村社会上述几种不稳定情况的出现，除了各自的特殊诱因外，还与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关：
1.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改革是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并张之，人们必然会作出一些相应的举动。当社会成员无法通过现存的组织来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以不受欢迎的“非正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含有群众抗拒过重“负担”、维护自身利益的内在动机；各种非法宗教、黑社会犯罪与宗族活动的猖撅，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2.农村社会出现的“组织真空”。主要表现为基层组织的衰弱：一是组织僵滞、自我封闭，发展新成员的工作普遍滞后，成员老化严重，如江西马市镇1990年农村党员46岁以上的达64%，56岁以上占36.1%，有38.1%的支部自1986年以来未发展一名新成员。二是一些基层干部素质差、政策水平低，不能适应发展商品经济新形势的需要，有的甚至腐化思想严重、作风恶劣、以权谋私。三是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尤其是共青团和妇女组织基本没有活动，普通党员感到“有劲使不上”，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组织对内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对外则缺乏凝聚力与号召力，以致一些群众声称“党员不党员，就差五分钱”。基层组织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衰弱和空虚，给各种非正规组织的产生、复活与活动以可乘之机。
3.农村管理工作的手段滞后。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家庭经营的确立，不仅直接将农民重塑为独立从事商品生产的经营主体，将农民的个体利益凸现出来，而且直接瓦解了原有基层组织的管理机制，使它们再也不能通过记工分、分口粮等旧手段来实施管理。这就要求再造农村管理的新机制，实现基层组织职能的转轨。但是这一再造与转轨过程显得相对滞后，对农村管理的经济的、法律的现代性手段远未发育成熟，因而不得不继续沿袭单一的行政管理方法，这既将基层干部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又使农村社会出现了“管理空档”。于是，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冲突，及各种非法的、反动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就会迅速滋长并漫延。
4.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落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民已不满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渴求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仅求富，而且求知、求乐。然而在一些农村，农民精神食粮奇缺，文化生活贫乏，表现出严重的“文化饥饿症”。一是文化设施缺乏，广播入村、入户率低，没有文化活动场所，一些“青年农民妇女之家”、“夜校”等多数只是摆设。二是文化活动内容旧、形式少、层次低，多与传统风俗节仪结合在一起，封建迷信色彩很浓；多是“学文件”，“修长城”，图书、电影难以进村。三是文化活动缺乏组织和指导，处于松散、盲目、自流状态。文化建设的这种状况，影响了党的政策在农村的传递及其对农民的引导功能，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和成长，为各种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格格不入的思想的侵入提供了“着陆点”，从而加剧了农村社会思想观念的冲突。
5.农民对参与的高期望及其低满足。在40多年来高度社会动员的作用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当代中国农民对国家与集体事务的关切度已远非昔日所能比，他们对参与社会活动已表现出较高的期望。山东、河北等地试行《村委会组织法》的实践证明，农民强烈要求并积极参与村委会的选举工作，藉此，“老大难”的村、“老大难”的工作迅速被一一化解。然而，我们还一直低估了农民的这种参与热情，没能及时将它作为改进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的助推器。因而农民的参与热情，往往转换成对基层干部的冷漠、抵触、报复甚至公开抗拒，一些极度失望者则可能转向各种非正规组织，从事非法的、与社会不合的活动。
四、关于实现农村社会在稳定中发展的几点思考
对于今后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来说，除了前叙不稳定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外，还将面临以下因素的挑战：（1）党和政府的权威流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及城市改革的丰硕成果，在较大程度上增强了党和政府的权威，但前些年来出现的政治腐败、政策反复等问题，却同时又在急剧地侵蚀、消耗着党和政府的权威。（2）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人口不断膨胀，就业压力将日趋增大；同时，人口的地域流动也将日趋活跃。如果疏导或消化不良，将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3）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分层趋势将日益加快，由此将形成日益剧烈的阶层利益冲突问题。因此，今后我国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无疑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峻、艰难得多。
根据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笔者以为，能否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变迁，归结到底，取决于党和政府处理所有不稳定因素的决心、能力及其实效。对此，应该注意以下工作：
1.正确区分并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不稳定现象。从现代化角度看，我国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现代化目标背离的、反现代化的不稳定，如建国初期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当前农村的各种敌我对抗性冲突以及封建迷信与宗族等传统势力的活动；另一是认同于现代化目标下的不稳定，如合作化时期的“闹社”风潮，以及当前农村的干群冲突。以科塞的说法，前者叫“核心价值”的冲突，后者叫“表面性或合理性”的冲突。前者会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存在；后者却不会使社会解体，它可以产生平衡和稳定作用，成为维持运动中的社会的手段。因此对前者，应该严厉打击（如对敌对活动）或严格限制、逐步取消（如对宗族活动），对后者可以“宽容”并使之“制度化”。
2.“组织即制度化”。任何社会都不能消灭冲突，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组织来调节冲突，而不要企图压制它。组织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吸纳和整合，使得对冲突进行系统的控制成为可能，同时它又以冲突群体的合法性为前提。由此排除了进行非法活动的威胁。因此，社会应该通过组织在各个领域实现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急需依靠农民的参与意识来改造基层组织，借此将农民吸收进各种组织之中，以更好地发挥各种组织的控制与整合功能。
3.党和政府应重视对自身的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培育，并合理使用之。权威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既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又主要是在现实中形成的。在现实中，合法性基础的削弱或增强，与权力主体的凝聚力及其创新政策的能力息息相关。对我们党和政府来说，“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是生命和力量所在，不可须臾偏离。为此，必须始终加强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消除腐败，坚决推进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领导人民共创文明、富裕社会。同时还应十分珍惜和合理调用自身的权威和群众的政治热情与积极性，避免政治资源的再度浪费与丢失。
4.从倡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价值原则出发，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在适当时侯有必要集中一定时间和力量在农村集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江西等地近年农村社教的实践来看，开展集中教育，对于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围剿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很有作用。
5.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将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轨道，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