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一场以推翻清朝政府，结束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里，我将曾经亲身参与并经历辛亥革命全过程的我的父亲水梓先生的一些事迹，追述如下，以示缅怀之情。
一、青年时代父亲的求学过程及政治思想倾向
为了说明父亲之所以当年热忱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不能不回顾一下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及思想发展脉络。父亲水梓字楚琴。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殁于1973年，享年90岁。父亲的祖籍是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区）广河县三甲集水家村的一个贫寒农家。清末，这一带因民族纠纷战乱不已，曾祖父只好携带妻儿老小迁居榆中、定西一带务农为生。最小的儿子是我的祖父水应财，他独自来到兰州，历经从军、打工、卖清油、制毡帽，终于定居于兰州市新关街（今秦安路），父亲即出生于此故居。
父亲自幼敏而好学，青年时期，刚好遇上旧的科举考试制度向新式学堂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于1901年（清光绪十年）18岁时，以童生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府试、院试均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秀才后，在继续准备考举人的过程中，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废止了科举考试，在各省开设了学堂。父亲以秀才资格保送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清末的学堂里除依旧遵照“学部”（即教育部）的规定继续旧的“忠君、尚公、尚武、尚贤”为宗旨的教育外，也开始聘请外籍教员教授外文，还采用了部分外国教科书。从严酷的旧式学塾进入新式学堂的父亲，在文高等学堂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严复的译著，以及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的文章，使他耳目一新，精神大振。
甘肃文高等学堂第一任总教习陕西籍人士刘古愚先生，是西北最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当时被认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党羽”，他对父亲影响很大。在这种学习环境里，父亲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思考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弊病。1907年父亲参加文高等学堂毕业考试，试题是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出的题目“国无游民、朝无幸位”，父亲在试卷中则阐述：“朝有幸位，而后国有游民。”升允在查阅试卷时发现了他的文章十分震怒，认为父亲是讥讽朝政，有革命思想，于是援引当时学部的《学务纲要》中“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如有犯此等，各学堂即照章惩儆，不可稍涉姑容”的条款，拟严加惩治。在试卷中流露出对旧体制的不满，可以说是父亲“妄干国政”的开端，也说明他对人生道路有了新的选择。幸好当时的学堂提调（相当校长）是杨增新（即后来的新疆督军）对父亲的才学印象极佳，主动从中斡旋，总督升允才允许从宽处理，只给以扣考一年的处分。次年（1908年）再考，父亲各科成绩最优，以第一名成绩毕业。1909年父亲又通过官费学生选拔考试，考入北京京师法政学堂就读。
京师法政学堂创办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是由清代进士馆改制建立的。当时正值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诏谕，急需大量新式法政人才。所以，父亲到法政学堂后先入预科，学了一年日文后才入政治经济本科，因为当时的主课教师多半聘请日本人教授。
考入京师法政学堂是父亲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开端。他认真学习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和严复的译作；系统学习西方法学思想，深研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及法学思想。这为他以后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辛亥革命前夕父亲积极投身于北京的同盟会活动并正式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潮在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中逐渐高涨。在法政学堂求学的父亲也成为密切关注革命形势、倾向革命的大学生群体中的一员，他与北京的一些同盟会会员们过从甚密，还在甘肃籍同盟会员王鑫润（字庚山）先生介绍下，参与一些同盟会安排的革命工作，并经常发表革命言论。他曾在当时被洋人垄断的北京邮政局前，因洋人对中国人的无礼行为，现场予以还击。当时北京某报纸曾以“洋学生大闹邮政局”为标题对此事加以渲染报道。这个事件的主角正是在法政学堂求学的我的父亲——水梓。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先生从南方来到北京，北京局势渐趋安定。曾经因政局不稳而停课一段时间的法政学堂也重新开学，父亲在课余仍然经常和王庚山先生一起参加国民党本部的活动。1912年（民国元年）父亲由王庚山介绍在北京正式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本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交际组干事，父亲在继续完成法政学堂各门专业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民党本部在北京的一些有关工作和广泛的社会活动。父亲生前多次给我们讲述当年他在北京前门外的湖广会馆多次聆听孙中山先生讲演及有关会议的一些盛况……。父亲正式加入国民党后，开始与在京甘肃籍国民党员筹办成立国民党甘肃党员支部及筹划成立甘肃省临时议会及议员选举的有关准备工作，同时还购置了印刷机器，派人运到甘肃，筹办甘肃国民党党报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于是父亲在自觉不自觉中卷入到辛亥革命时期甘肃政坛的风潮之中。
三、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筹办甘肃省临时议会始末
1.甘肃省临时议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清末，甘肃是一个经济落后、政治保守、交通闭塞的边陲省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清末的“新政”在甘肃基本未能推行。所以，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第二年（1906年），在日本东京也曾成立过陕甘同盟会支部，但在甘肃省始终没有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1911年（辛亥年）武昌首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承认共和，唯独甘肃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竟然伙同当时的陕甘总督长庚致电北京，表示甘肃继续拥戴帝制反对共和。到了1912年（民国元年）清帝已宣布退位后，甘肃省当局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压力之下才勉强致电北京承认共和（甘肃是全国最后一个承认共和的省份）。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辛亥革命之际，经济落后、政治保守的甘肃保守派势力十分强大，包括我的父亲在内的立宪派进步人士势力相对弱小，他们每走一步民主革命的道路都是处于举步维艰的过程中。
2.甘肃省临时议会筹组的过程
1912年（民国元年）父亲由北京返回甘肃后立即投身于积极筹划促使甘肃当局承认共和及成立省临时议会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之中。1912年2月26日，他和邓宗、王之佐、慕寿祺等28人集会于甘肃法政学堂，以临时议会筹备委员会名义提出了三项决议：
一是选举代表4人会见陕甘总督长庚，促请长庚通电北京承认共和。
二是由于陕西率先承认了共和，陕甘总督长庚密令甘军马安良及马福祥部队出兵陕西，准备对承认共和的陕西进行“讨伐”。父亲与马福祥私交甚笃，他密访马福祥说服他按兵不动，拒绝出兵征伐陕西。长庚无奈之下，只好于1912年3月19日致电北京勉强表示甘肃承认共和，并撤回了先期已经入陕的甘军马安良部。
三是由父亲发起并联络在兰士绅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
清末，推行“新政”时期，清政府曾下令各省一律成立以“反映民情、整饬吏治”为宗旨的咨议局。但甘肃省迟至宣统元年（1909年）才设立咨议局，议长由保守派人士张林焱担任，议员也大半为保守派。甘肃承认共和后，原咨议局议员纷纷散归，以示对新政的不支持态度。
辛亥年（1911年）父亲由京返回兰州后，他主动联合邓宗、王之佐等进步人士出面联络在兰士绅及进步力量，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目的是想利用省议会这一民意机构来监督、扼制地方行政权力。同时，根据当时甘肃保守派力量还很强大的政治局势，派人将已辞官返回故里的李镜清先生迎回兰州，请他担任临时议会议长。
李镜清（1872—1912）字鉴亭，甘肃临洮人士，多年在云南、四川、奉天（今沈阳）等地任军政要职，为人刚正不阿颇有清名，思想倾向革命，所以，由父亲提议推选他为甘肃临时议会议长后，他也欣然来兰州任职。
省临时议会成立后针对当时甘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提案：如向全省百姓公开甘肃省已承认共和事；和平解决秦州（今天水）黄钺起义宣布独立的问题；提议维护回族宗教、汉回处于平等地位；提议进行宪政教育，于法政学堂开设宪政研究会；弹劾甘肃都督赵惟熙等人议案。
但是，省临时议会的成立，使原来甘肃的军政要员为主体的保守势力则感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左右甘肃政局，他们开始结成攻击省临时议会、攻击议长李镜清的帮派势力，特别是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成见，极力煽动、挑拨回族军阀马安良等人和李镜清议长的关系，逼迫李镜清议长只好宣布辞职返回临洮故里，临时议会也被迫停止活动。不久，马安良等人还是派暴徒将李镜清议长残忍地刺杀于临洮家中。在刺杀李镜清的同时，邓宗、王之佐特别是父亲也成为地方保守势力除之而后快的主要目标。在刺客追杀下，父亲先是避居到兰州附近榆中县兴隆山西山的朝阳道观，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得到刺客即将到来的信息，于是，连夜逃往西安后又辗转回到了北京。
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是法政学堂毕业的父亲，在古老而闭塞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进行的一场旷古未有过的民主与宪政的实践活动。这一短暂的民主政治实践以代表保守势力的地方军阀残忍地刺杀了议长李镜清先生而告中断。李镜清被刺，无疑是一个历史悲剧，从表面上来看悲剧的起因似乎是个人权利之争，其实质是要宪政，要走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还是坚持封建专制，复辟倒退的逆流之争。
李镜清是一位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进步士绅，他为甘肃走出帝制实现共和宪政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四十多年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父亲为临洮县李镜清祠堂落成撰写的碑文中就有这样的话：“陇上人士首先为革命流血者，唯公一人而已！”道出了父亲多年来对此事仍极为悲愤的心情。
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给他们这一代法政学生“学以致用”的机会。但是，父亲心灵深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则从未消失过，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他还是矢志不移地投身于法制教育和实践活动。举例如下：
一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三年（1914年）父亲从法政专门学堂毕业返回兰州，曾在当时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任教，除讲授中外法学外，还自编《比较宪法》等多种法学教材，继续进行普法教育。二是20世纪20、30年代，在国内不同的历史条件及政治环境里他曾经多次被推荐担任过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他的“以法治国”的愿望都未能实现。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种学习和政治运动。1957年春天，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开始，父亲以“党外人士”多次被邀请各种座谈会，特别是在由当时省委书记张仲良亲自主持的“政法座谈会”上，书记多次点名出题请他就“肃反”运动、人事制度和法制建设发言。父亲于是以法政专家的独特视角慷慨陈词，他发言的要点是：及早制定完备的法律；请高教部在各高等院校中开设法律系、科，培养专门法律人才；根据中共“八大”精神开展宣传法制精神的群众教育运动；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只应服从法律而不能以党代政、以政策代法等等。在《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中，他又谈了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落落寡合”的品格。结果他的这些意见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水梓纲领”，他成为甘肃省“最大的右派分子”。他的发言成为“反右”运动中的“反面材料”，在《甘肃日报》刊载批判。作为中国第一代接受西方法制观念的知识分子，一生中有过多次鼓吹建立法制的努力，但结果都遭到当政者的愚弄。1957年春天他在“大鸣大放”运动中的发言，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不识时务”的鼓吹法制，也是法制观念的彻底破灭。自此，他落难20年之久，久病又得不到医治，1973年病逝于兰州。
40多年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史学网”以“总结中西法律传统得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法制文明”为主题，全文刊载出父亲1957年在甘肃政法座谈会上的这篇发言，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恢复了它本来应有的历史价值。
四、辛亥革命后父亲的“教育”“救国”理论与实践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在甘肃推行宪政的失败，使父亲看到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他决心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其事迹摘要如下：一是，1913年（民国二年）他曾作为甘肃省代表，出席由当时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议”。参与并审定了6500个常用字的“标准国音”。在这次会议上投票表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国音，这为后来的“国语”、“普通话”、“汉语拼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1916年（民国五年）他以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及省立一中教师身份，被当时的教育部指定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议。这是甘肃省第一次与全国教育界的交流活动。会后，父亲赴直、鲁、江、浙四省考察教育。回到兰州后负责筹组甘肃省教育会并担任省立第一中学（即今兰州一中）校长。任职期间他按东南各省办学经验改变教育方法，并注重学校“校风”建设。
三是，1919年（民国八年）他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身份参加由当时教育部组织的考察教育团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在广泛了解世界教育趋势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一整套的教育主张。这些主张在他以后担任甘肃省教育厅长的过程中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例如：
甘肃与沿海各省在学校体制、教学方法上的差距；采取各种措施招收女生入学；选派出国留学生，并资助留学生费用；重视外文及艺术教育；开展兰州市的古代文物调查与保护；建立甘肃省第一体育运动场，并发起举办每年一次的中学生全省运动会等等。这都充分体现了父亲在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又全新转身于“教育救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父亲一生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丰富多彩。
在辛亥革命已过去40多年的1956年夏天，和父亲同时期的老同盟会员、当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湖南人仇鳌老先生来到兰州，到父亲的花园“煦园”拜访父亲，观赏煦园正在盛开的牡丹花，共话辛亥旧事，感慨万千，仇鳌老人当场赋《赠水楚琴》诗四首，现仅举其中二首如下：
（一）自昔要盟正壮年，倾襟晚节各华颠。
时清有味谈天宝，说到江湖一粲然。
注：同盟会初创时期为了便于秘密联系，曾制定种种口白与手势暗号。
（二）中山首义为民生，虎踞龙蟠奠国京。
西望天兰归一统，策勋合著使君名。
注：辛亥革命君负责策动甘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
（以上注解都是仇鳌老人本人加的，他对父亲在辛亥革命中对甘肃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从仇鳌老人赠给父亲的诗作中也充分体现出两位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在数十年后相逢时回忆青年往事的激动心情。
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里，放眼当今世界大势，我多次缅怀起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为中华革命党人、甘肃籍人士黄文中先生（1890—1946）所翻译的《日本民权发达史》一书的著名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多么具有洞察未来的预见性，也是有极丰富内涵的至理名言。我想用孙中山先生这四句名言告慰我的父亲及安眠于九泉之下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所有先贤们：你们追求自由、民主的崇高目的，一定能够实现，因为这是浩浩荡荡坚不可摧、锐不可当的世界大潮流！
参考文献：
1.《我的青年时代》，《甘肃青年杂志》1943年第6卷第5期。现存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
2.《清末文高等学堂的片段回忆》，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3.《民初甘肃省临时议会琐忆》，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