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在南昌市北郊，梅岭脚下，一位年逾九旬的老者，从山下一步步地踏上157级台阶，来到方志敏墓前。
“志敏啊，志敏！我的囚友，我的知己！我没忘记你的教诲，没忘记你的重托……”老人操着浓重浙南乡音，泣不成声，喃喃地重复着这几句话。
半个世纪前，胡逸民是国民政府的显要人物，历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审判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又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他一生为蒋介石营造过徐州军人监狱，南京中央监狱及汉口军人监狱，并先后担任（兼任）这三个监狱的监狱长。
他曾在1917年投奔孙中山，为民主革命效力。1929年因“清党”出纰漏，被蒋第一次打入牢狱。他与方志敏在南昌北营场军法处看守所相近，是他入狱的第三次。
1935年2月的一天，任共产党闽浙赣三省主席的方志敏同志被捕入狱。他面容黑瘦，脚拖重镣，一步一顿，举足艰难，然而神色从容镇定，气宇轩昂，使胡逸民敬仰不已，胡打通了看守所长，几次来到方志敏囚室与之交谈。经过交谈，了解，他们坦诚相见。他们从个人的身世经历，到对社会及狱中的观感，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广。胡逸民对方志敏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所打动，便说出了“上边”让他劝降方志敏的意图。方志敏听后，激动地说：“劝我投降，哼，天大的笑话！”他指着自己的誓言给胡逸民看：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是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胡逸民眼睛湿润了。他心头一热，脱口而出：“老方，你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国民党把方志敏看成是特殊“猎物”，对他寄予特殊企望。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他们把耐心推到极限，决定让方志敏搬进单人优待号。这一对特殊的囚友囚室斜对面，他们的来往更密切了。
方志敏感到他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不顾自己的身体，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而提供的条件，痛苦的思索，孜孜不倦的写作。3月初，他写完了数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3月下旬写好了《我们临刑以前的话》；4月写完了《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5月，他结束了《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6月，他写了《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素有“火炉”之称的南昌盛夏，闷热难当，方志敏仍在奋笔疾书。7月初，方志敏告诉胡逸民“这场戏看样子就要收场了。我们的交谈，很可能就是诀别……”方志敏的话深沉得像自言自语，而坐在一旁的胡逸民听了，却句句如锤，字字如针，敲得心弦颤抖，刺得钻心疼痛。方志敏拿出一包东西，郑重地交给胡逸民，“你要保证把它藏妥。日后出狱，可把这些文稿交给鲁迅、宋庆龄，他们会转交给共产党组织的……”
谁知这一对囚友吐露肺腑，交付重托之夜，就是他们的永别。
1935年秋，胡逸民终于出狱。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拿出方志敏的绝笔，按照上面的记号，冒险赴上海实践自己的诺言。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组织呢？胡逸民焦虑踌躇。后来终于通过上海救国会章乃器先生的夫人胡子婴的帮助，又经过章秋阳、宋庆龄、冯雪峰、潘汉年、谢澹如送到了党的组织手里，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可爱的中国》一书就是这批文稿。若干年后，当胡逸民得知烈士遗稿传送全部过程时，他那久久悬系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真正的朋友，就是互相帮助，互相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