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担忧：浙江人会不会像近代的徽商那样逐步走向没落，这种担忧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是多余的，因为聪明的浙江人已经开始策划着他们的浙江人经济……
一、透析浙江人经济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
“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这一切正在成为浙江许多人的共识。
“浙江人经济”是什么？
2002年下半年曾经出现过“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的说法，想必，“浙江人经济”的概念源于此。因为，一般认为，温州模式在浙江具有某种代表性。不过，由“温州人经济”延伸到“浙江人经济”并非简单地套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浙江新一轮发展的思考。
“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仅一字之差，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要弄清楚，有一条捷径就是辨析GDP和GNP。
众所周知，GDP是一年中本国？穴本地？雪国民和外国人？穴外地人？雪在本国？穴本地？雪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总和，是考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穴本地？雪国民在国内外？穴本地区内外？雪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总和。
对照GDP和GNP的异同，“浙江经济”的概念立足点在地域，是陆域10万余平方公里和海域面积26万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是近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省内外创造的经济总量。
（一）骄傲过后的忧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两件事情让浙江感到骄傲：一是，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二是，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这种“骄傲”在继续，但是，一种“焦虑”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经不是当年“年初赤条条出门，年末腰缠万贯回家”那样做的全是净赚的买卖，而是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离家出走”，直接把金蛋下到别人的地盘上。
据统计，截至目前，在上海滩，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达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奠基。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等项目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元资本流向外省市。
此外，近五年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二十年总和的1.3倍，对外投资达1.42亿美元。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截至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外经营业额从1997年的2.3亿美元，达到当年的10.5亿美元，增长3.6倍。
不言而喻，面对汹涌的“资本外溢”，起初，浙江有些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复杂的，不解、烦恼乃至怨天尤人，各种招数也纷纷出笼：有的苦口婆心地劝解挽留；有的许以优惠；个别地方甚至用起“穿小鞋”的办法……然而，当时间渐渐过去，人们在深入的思考中发现，流动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禀赋，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溢也就无法回避。
（二）“能源荒”比“非典”更可怕
“浙江人经济”甫一提出，就被许多人怀疑为是“资本外逃”的正面表述。或许，“浙江人经济”比“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溢”听起来都要柔和得多。不过，资本从浙江流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概念，而可能蕴涵着某种必然。
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获得持续多年“井喷”式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令人惊诧：从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3.1%，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3.7个百分点；人均GDP从331元增加到19730元，按同期汇率已达2383美元。2003年，虽受非典疫情和持续干旱缺电的严重影响，浙江的经济增长仍然取得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幅，达到14%；全省GDP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200亿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浙江原来的先发优势已经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新世纪伊始，在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态势的浙江，“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
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平均用地的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大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特别是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近年，绍兴不得不在海涂上围垦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2002年以来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据介绍，2003年非典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总体处在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在浙江不少地方，出现“10万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的现象。
温州真的要“没落”？
浙江人是最能跑的中国人，温州人是最能跑的浙江人。温州的“资本外溢”当然在浙江显得最为壮观。而恰恰从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开始放慢，直到近年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着数”。于是各种舆论纷起，有人说“温州没落了”，而且，不少人把这些结论归因于温州的“资本外溢”。
然而，温州真的“没落”了吗？由于温州GDP的基数比较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有10亿元的增量，增速的波动是情理中事。2003年，温州全市GDP达到1220亿元，增长14.8%，是六年来最好的；财政收入完成151.8亿元，增长20.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5元，增长9.9%，居全省第一。从具体的数字看，温州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绝对速度”。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温州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经济整体实力增强。在规模以上工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规模以下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增幅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二是市场自主扩张成为需求拉动的主力。2003年全市工业性投资增长24.9%，农村投资增长68.2%，围绕产业带建设的投资增长68.4%。三是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2003年1～11月，全市3614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98.3亿元，增长21%，其中利润54.37亿元，增长24.9%；四是资金供求形成新的扩张，贷款增长旺盛。2003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12.94亿元，增长40.8%，是历年来的又一新高峰。
温州的有关领导认为，资本有获利的功能，哪里有利可图就会往哪里流。认识资本流动要看其流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资金大逃亡”。资本的健康流动能够提升经营者的综合水平，并实现资本在更高水平的运作。
（三）症结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不过，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浙江人经济”能为“浙江经济”带来什么？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是，不管人在哪里，浙江人的根还在浙江。比如，有关数据统计，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平均每天有20多亿元。
但是，“浙江人经济”的内涵远不会如此肤浅。“浙江人经济”催生了“浙江经济”升级换代的内在需求。
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提出加快建设“五大百亿”工程，重点破解电、水等供应紧张以及部分干线和城市交通拥堵等突出矛盾。全力拓展腾挪的空间。同时，浙江也认识到，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瓶颈”制约，固然与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但也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从能源消耗看，浙江省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解决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必须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否则不管建多少能源和水利工程，有限的资源总有断档的一天。可以说，浙江省的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允许继续沿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浙江这趟快速列车将会有跑不动的一天。”
有人说，当微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投资地点的时候，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失去微软，更没有失去微软向外扩张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微软的技术没有转移出去，而它才是微软的财富之源。
对于大多浙江企业来说，“资本外溢”不仅得到了资源、人才和利润，更重要的是走上一条技术和经验积累的捷径。对于这一点，浙江的万向集团公司感受深刻。2000年，万向集团就整体收购始建于1923年的美国舍勒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三大零部件生产供应商之一。万向集团是在1984年开始与该公司合作的。合作后不久，舍勒公司提出独家代理万向的产品，凡是万向的产品，都必须经过舍勒公司才能出口。万向的“当家人”鲁冠球断然拒绝了这一垄断性的要求，舍勒公司也随之断绝了与万向的业务关系。突然失去舍勒的万向，一下子陷入了僵局：当时舍勒掌握着万向外销的主要渠道，一时间，万向的产品大量积压。
万向美国公司负责人说：“做市场与搞推销在本质上完全是两码事。好比手里有苹果，搞推销是把苹果卖掉完事，而做市场则是要在那块土地上开辟一个苹果园。”
如今，当万向成功地获得了舍勒的品牌、技术专利、专用设备及全球市场网络，舍勒成了万向集团麾下的美国子公司，让万向在美国市场每年至少增加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万向产品有了美国当地品牌、技术和生产基地的支持，这令万向产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融入了美国市场，而且就此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四）省内的，省外的，都是中国的
“GDP记到别人账上，税金缴到别人的口袋”，在浙江，也听到这样一种对“浙江人经济”的理解。不过，在政府层面，一些新的心态由此产生：
——自省心态。“资本外溢”引发的紧张感，让多数政府干部在找了客观原因之后，自然而然地寻找起主观原因。政府在这种深切的体会中加快了职能的转变。经过近年来两轮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3200多个审批项目，经撤销、合并已减至850项左右。
——开放心态。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浙江省正加快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积极响应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与东北地区在资源、市场、人才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此外，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境外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赢得更大发展。
——合作心态。2003年底，浙江分别与山西省的大同煤矿以及主要矿区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一带的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分别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按照这个合同，从2004年起，三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说，到2010年，浙江仅从这三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大局心态。“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这一切正在成为浙江省上上下下的共识。2002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在座两地干部一阵掌声。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二、浙商，打造中国的财富制造基地
浙江人是《福布斯》的首富榜中的常客：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中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个；2001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一省就独占三分之一强。目前，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一）谁是浙商
浙江人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最会赚钱的人群。下面这份不完全名单，可以证明这绝非一句虚妄的断语：出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的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在由美国《财富》杂志的投票评选中，刚40出头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而在总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资深企业家冯根生，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至今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成为五十年来中国企业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而《福布斯》的首富榜，浙江人更是常客：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比例将近五分之一。在名单拉长了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个；从企业总部所在地看，浙江和上海并肩，各有14个，是上榜企业最多的省份。唯一的区别是，总部位于上海的14家企业，几乎全部是企业做大后从外地迁入上海的，而不像浙江的14家都是本地成长起来的企业。尽管《福布斯》中国富人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并不能否定这些估计，甚至更为乐观。”
1999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商”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三分之一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也可以说是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百万元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做着“你发展，我发财”的生意。
民间有一句评价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差别的话：“苏南每镇有一两个能人，温州个个是能人。”因为温州的起家是靠家庭工厂，社会总动员。温州市的老书记董朝材认为：“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赚，第二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温州人就是以这种土法换取效率，也换得认错的机会。温州人有10万元，绝不会像内地人只用5万，留5万备急，他不仅把10万元全投进去而且还借款，以便在市场上尽力获得竞争优势，许多温州人不惜失败后又重操旧业弹棉花。
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浙商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这句话也许倒过来说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市场，这种浙商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型流通业态，在全国开花结果，有的地方甚至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21世纪初的浙江，80年代的广东”，浙商成为浙江活力的第一推动力。遍布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几百万浙商，成为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带去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且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的种子，这是浙商对全国人民的贡献。
（二）浙商看起来有点小
浙商常常是各类排行榜的主角，但如果以此认为浙商有爱上镜的偏好，那很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结论。一般认为，浙商的形象并不“高大”，而是低调。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营养米粉销量已经是亨氏两倍的杭州未来食品老板蒋敏德，他在1998年全国抗洪救灾晚会上的那句自我介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捐出百万巨款，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浙江富阳的一个个体户。既不说自己是谁，也没有提企业的名字。多好的宣传机会啊，他放弃了。
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般说来，下面这些特点在浙商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1.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浙商都不喜欢见记者，年销售额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们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一些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一点，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多数浙商的共同爱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首富对《福布斯》说“不”，就是如此。浙商的这种“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与经常可以听到的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统计“注水”夸大业绩吹牛皮比较起来，其不爱出风头的个性，十分突出。
2.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浙商普遍不擅表达，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东西比较少，要概括浙商的经营管理规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3.政治上积极稳健。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重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4.亏损少，失败率低。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在谨慎保守的中小业主那里，就是小企业破产也比例不高。在义乌的工商业集中的城镇，问起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歇业停产的，好像没听说谁破产倒闭了。
5.长寿企业家多。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鲁冠球、白骅、吴少华、叶雪康等经营几十年竟能做到一年不亏。埋头苦干的浙商，在障碍面前敢跨敢闯。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浙商们的创富之路走得很神气。
（三）竞争力从哪里来
这群最能赚的中国人，怎么看似乎都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浙商只会模仿，不会创新；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都很低层次，他们的规模都很小；他们都是家族制；浙商没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很保守；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可是，就是他们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组织，将一个个昔日的龙头老大拉下了马，在与跨国巨头的热身赛中抢得了先机。
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在中国已经超过了可口可乐；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4倍。庄的体会是，跨国公司带来的是管理模式，而不是管理精神。必须把管理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不能成功。
浙商的“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四分之一，浙江尚无一家百亿规模的企业，但是他们很敦实。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可以拿着走的东西。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谁都能做的”小商品，却谁也做不过温州人。聪明的浙商显然明白，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不是一回事。一家织袜子发了财，忽地一夜之间，千家万户都摆起织机；听说某人养珍珠赚了钱，全村上下纷纷挖塘养河蚌。邻里看样，村镇模仿，“重复建设”的结果，在浙江出现了300多个销售过亿元的特色产业区，每一个产业专区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小业主。
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极具竞争优势。不好高骛远的浙商最实事求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
（四）浙商的“母本”价值
后WTO时代，对浙商们来说，是大餐还是苦药？全球经济一体化，浙商的经营诀窍，对国内企业人，还有没有“母本”价值？答案很肯定，WTO将是浙商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历史机遇；同时，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具“宝典”价值。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本土化的东西，才有全球化的价值。即使到了全球统一市场的时候，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市场还是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浙江地域文化个性鲜明，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本土化经验，对这种经验的总结和完善，与引进吸收全球标准化生产经营一样重要。也许还是会有人不服气，就凭着浙商们家族化的巴掌大的小企业，做做小商品，在跨国公司巨浪前面还不玩儿完？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第一代浙商是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一双空手下开始创业的，靠着吃苦节俭打拼出来。这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匹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和民间意志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浙商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
在新的发展阶段，许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开始挣脱家族制，放眼全世界，真正做大做强。他们不满足于国内无敌，他们还要像祖辈一样“走出去”。浙商“走出去”最早的形式是以“跑单帮”的形式到独联体、东欧和周边国家练摊经商，再往后就是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办市场。而现在“走出去”则是去“购物”，小作坊起步的鲁冠球和汪力成，早已经在美国收购了包括三家上市公司和飞利浦CDMA在内的十多家企业。
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浙商中的大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要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能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将继续称雄的法宝。只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断向上，即使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他有根。
三、今日浙商会否变成昔日徽商
吃苦耐劳，背井离乡创业，财富与名声显赫……如今的浙商与昔日的徽商，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或许，这样的担心过早了一点，因为：一则，世易时移，如今的浙商不可与当年的徽商同日而语；二则，浙商无论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发展，对全国发展是有利的，对浙江的产业提升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探讨“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话题时，有人冷不丁提出一个疑问：今日浙商会变成昔日徽商吗？
要真的比较起来，这两者其实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没多少可比的。不过，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背井离乡创业，他们的财富与名声在全国的显赫，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接下来的担心，也就好像顺理成章：当年的徽商在外面是何等富可敌国，然而对他们的家乡而言，似乎只带来了无数雕梁画栋的宅院，而并无产业上的联系；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笔者就此话题，与一些专家学者作了探讨。
（一）对区域协调发展有好处
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认为，没有必要把“浙江人经济”的问题看得太重。他甚至不赞成提“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他说，首先是要搞清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与跨国流动有什么差别，前者涉及区域共同发展的问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则认为，这其实是个利益立场的问题，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还是站在全国看这个问题，还要看企业是为什么走出去的，是因为环境制约发展而走出去的，还是其他原因。资本本身就具有流动性，企业家总要把资金投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而这对国家而言也是有好处的。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据他了解，在外的温州人去年创造的产值约为560亿元，相当于温州GDP的一半左右。他估计，在外浙江人创造的产值应相当于浙江GDP的20%左右。他认为，从全国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是市场在配置资源。
（二）“浙江人经济”对浙江总体上有益
张仁寿说，现在就担心浙商会成为当年的徽商，进而担心会发生“产业空心化”，这未免太早了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进流出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浙江企业家对市场和商机的把握。而且，浙江资本流动也是双向的，浙江有好的项目，有些资本也会回流的。看问题不要那么悲观，古代有些商人，有了钱，或置地或买官，因此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现在，“浙江人经济”的总量越来越高于“浙江经济”，但浙江人可能也越来越富。
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盛世豪认为，对“浙江人经济”要分一分类，不要笼统地讲“浙江人经济”。他认为，浙江出去的企业至少有这样三类：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业，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产基地还在浙江；二是将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寻求在更高层次发展；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土地、能源等受制约，生产成本走高，于是把企业迁出。在这三类企业中，第一类比较多，而且对浙江本身的发展也有好处。而后面两种情况可能对浙江会有影响，但这是企业为追求更大发展做出的选择。作为政府，应当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让企业留下来。
走出去的企业不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当然，一些企业把总部搬到大城市，生产基地还在浙江，这对浙江的产业升级有好处。而且，走出去的企业越多，与外界的联系就越广，对浙江企业而言，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越多，也为没有出去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浙江人经济”总体上是有好处的。
（三）重视徽商提供的启示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指出，古徽州的情况是两头“在外”，徽商的商业行为与家乡联系不大，特别是到后来，连商品也不在当地生产了，徽商与徽州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徽州仅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可以从当年徽商的历史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要想把走出去的浙江人吸引住，就一定要与他们保持经济关系。如果没有经济联系，而外面赚的钱更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就比如当年在上海的江浙财阀，大部分就不回去了。
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建文说，怎样让浙商对浙江经济产生带动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约束小、前景又比较好的产业。浙江必须实现新一轮转型，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杨建文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往可赚钱的地方走，这就是浙商与徽商相近的地方。因此，要避免浙商成为当年的徽商，就要不断创造让浙商回流的平台。当年的徽州没有这样的平台，这是徽商没有回流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保证这个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产业要有前景，体制要更有活力，这样的平台就可以把“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葛剑雄认为，徽商的衰落，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变了盐的配额，盐商最大的靠山没有了；也有交通方面的原因，比如津浦铁路的开通，运河的漕运就废掉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开埠后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的冲击，而徽商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开发出新的商品，这样，原来的市场就慢慢萎缩了。因此，这也是一点启示，就是要以变应变。比如当年的广东商人，就是及时吸收了新的商业模式，到大城市做百货，生意做得很大，昔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大百货店，很多就是广东人开的。
浙商的特点是，他们挖掘“第一桶金”的本领很强。因此，浙商也不必总是把眼睛盯在上海，可以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经济发展的梯度总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机。浙商应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寻求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