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新的机遇，任何时候，浙江人心中都默默地将“坚定、清醒、有作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这也许就是“浙江精神”的延续……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浙江人一旦确立奋斗目标，就会自强不息坚持不懈地奋斗，这是浙江人民的优秀文化中的传统。古代的吴、越之争，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锐意改革，积蓄力量，奋发有为，最后灭了吴国，取得胜利。浙江人的这种不达到目的不肯罢休、矢志不渝的精神，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其社会条件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着具体各异的内容，但它的基本内容和本质是锐意改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畏艰险、奋发有为的精神鼓舞着浙江人民不等不靠，锐意改革，努力奋斗，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二十多年来，浙江人民埋头苦干，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谱写了一曲曲的赞歌就是丰富的例证。他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崇高理想激励下，认真对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各样困难和问题，知难而进，积极进取，勇往直前。为了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他们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磨炼。通过一次次的改革试验，探索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新路子。理顺产权关系，探索以股份制为国有企业实现所有制形式、转换经营机制的有效模式；着力培育包括消费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产权、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初步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浙江的乡镇企业孕育于市场，从它诞生起，面对的是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浙江人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干下去。农民企业家们埋头苦干，办厂经商，闯荡天下，正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对市场经济的特有的敏感，把乡镇企业推向市场，积极参与市场交换和竞争，并日益发展壮大。至1997年底，全省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乡镇企业93万家，职工786万人。在全省工业经济中，乡镇企业“五分天下有其四”，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要自强不息，就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品质。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确证，每一家成功的企业，每一位富有成就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有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浙江企业家为了求得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席之地，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在创业的过程中，严酷的竞争环境迫使他们艰苦奋斗，不怨天尤人，不灰心丧气。“雅戈尔集团”和“飞翔集团”都是靠着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艰苦创业，使一些小企业发展成为富有名气的大企业。雅戈尔集团从2万元知青安置费开办的乡镇小厂，经过艰苦努力，成为拥有15亿元净资产、26家经济实体、销售23亿元、创利2.08亿元的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衬衫和西服生产基地。飞翔集团的“方太之路”也靠的是坚忍不拔的精神，飞翔老总从不言败，面临创业的艰辛，他有时真想哭出来，也想撒手不干，但“飞翔人”对于认准了的事，绝不半途而废。他们心里憋足了一股韧劲，硬是在夹缝中闯出一片新天地，从原来的小企业，发展成为拥有亿元资产、1000多名员工、产值超3亿元的“全国文明乡镇企业”。事实已充分表明，没有雅戈尔人、飞翔人的坚忍不拔精神，就没有今天的雅戈尔集团、飞翔集团的辉煌。
二、崇尚工商的事功精神
长期以来，浙江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区域商贸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注重功利，讲究实际，重视工商。唐宋以来，工商业有较多发展。浙江学者强调义利合一、理欲相容，特别是注重工商。南宋哲学家叶适讲究“功利之学”，主张“通商惠工”，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论，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袁燮提出“食货为本”的论点。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也是在这些文化底蕴下产生的。浙江人民素有务工经商传统，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商业性农业、城乡手工业、集市贸易和市镇的发展均居全国前列。明末清初，在纺织业与航运业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近代以后，宁绍商帮崛起，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浙江人民历史悠久的商品意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浙江的乡镇企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萌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浙江人民把这种传统精神充实了新的内容。他们确立了大市场、大流通、大生产观念，敢于面对市场竞争。乡镇企业孕育于市场，从它诞生时起，就走上了一条“以市场为目标、以市场求生存”的发展道路。正是靠着对市场经济的特有的敏感，把乡镇企业推向市场，积极参与市场交换和竞争。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特点，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带动着销售和专业市场的发展，义乌的日用小商品、绍兴的纺织面料、嵊州的领带、柳市的低压电器、宁波的服装、温州的皮鞋、海宁的皮革制品、永康的五金制品等，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专业市场。涌现出宁波“雅戈尔”、“杉杉”、“帅康”，温州的“正泰”、“德力西”电器及“奥康”皮鞋等一批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知名度的名牌产品。1999年全省各类商品专业市场有4347个，成交额达3600多亿元，已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以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以遍布城乡集贸型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交易市场在全省已初步形成，成为浙江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
三、博纳宽容的兼容精神
强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浙江人民自古以来博纳宽容，表现在群体的团结，对外的兼容。“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舒磷的思想以象山学说为宗旨，但他兼有各家观点。全祖望称他“广平尝切磋于晦翁？穴朱熹？雪，讲贯文献于东莱？穴吕祖谦？雪”。沈焕兼综各家，“沈氏之学，实兼得明招？穴指吕氏？雪一派”，对陆门以外的其他学派，持宽容兼蓄的态度。阳明心学也是兼采佛老的思想元素。在近代，浙江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前沿，不仅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而且也把浙江介绍给世界，这种中西文化交流虽有曲折，但毕竟有利于浙江的近代化。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外向开放。由于浙江人多地少，且偏于一隅，一批有战略眼光的浙江人为开拓生存空间，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向外拓展的冲动。浙江商帮遍布全国各地，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浙江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上海崛起时，浙江商人约有20多万人，从事钱庄、航运、棉纱棉布、五金、颜料、茶叶、丝绸等业。
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兼容精神，促使当代浙江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这一开放精神正在被现代的浙江人所继承和弘扬。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善于学习各国先进经验，博采众长。善于利用国内外市场，获得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飞跃集团生产缝纫机所需要的主要原料来自国外，长城皮鞋厂请意大利一流的设计师设计，万向集团致力于本土化管理，“用洋人的资源，做洋人老板，赚洋人的钞票”。浙江籍企业家更是大力吸收西方管理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创造出富有特色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不仅如此，浙江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取得很大进展。形成了以杭州、宁波、温州等沿海开放城市为先导，以八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0个省级开发区为主体的，辐射全省的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取得好的成效。1999年，外贸总额达183.1亿美元，进出口经营企业超过9000多家，出口商品2000多种。全省累计外资项目17万个，协议利用外资22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
四、注重开拓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有两个层面。一是敢冒，敢闯，敢为人先，敢于探求；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创新精神。浙江学子富有骨气，敢于创新，不崇尚权威，不墨守陈规，具有冲决网罗的精神气概。在南宋，面对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叶适和陈亮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力倡“事功之学”。明中叶以后产生的阳明心学，更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反对拘守经典，提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极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明末清初浙江出现了启蒙思想大家黄宗羲，对封建制度、伦理进行了猛烈抨击。近代的龚自珍、章炳麟更具有创新精神，龚自珍为改革决心冲破“万马齐喑”风气，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新时期，浙江人民把注重开拓的创新精神运用到改革实践之中，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制度创新融为一体。千百万的浙江人继承先人的开拓创新优良传统，打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旧观念，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他们解放思想，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敢走天下路，敢为天下先。一些农民企业家义无反顾地闯荡市场。现在浙江省约有470万经营户在外经商做工，其中300多万人长年在省外和国外经商，他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上百个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还有不少浙江人拓展海外市场。欧洲就有不少青田人和温州人在经营实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