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6日，是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陕西省文物局、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北大学等单位在西安联合召开“杨虎城将军生平思想学术研讨会”。“双十二兵谏”之所以发生在西安，乃是历史的必然，这与因共同发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而名垂青史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爱国救民的伟大生平和忠贞品格是密不可分的。得以工作和地域的方便，我从阅读战友朱光亚、杨闻宇《丙子“双十二”》名作时日起，通过对西北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大量生平资料和采访笔记的综合研讨，对杨将军精忠报效祖国、拯救民族的磊落义举和高尚情操感触至深。20世纪前半个世纪，是中华民族饱经灾难的多事之秋。以“拯救国民出水火”为己任的杨虎城将军的救国思想和业绩是体现在其人格处处并贯穿终生的。而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思想和行动，正是“双十二兵谏”的直接动因。
一、“双十二”事变前，杨虎城将军探索的是一条“教育救国”的人生道路
1893年11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九日），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0岁时，杨虎城就读于本村私塾，因家境贫寒，中途失学。13岁时，不得不进入孙镇一家小饭铺当童工，干些打杂、拉风箱的活计。
杨虎城18岁时，辛亥革命起。袁世凯称帝，他率中秋会成员参加秦陇复汉军，隶属于张云山部向枝山之向字营，与清军升允部作战于乾县。
1926年4月至11月，年33岁，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的杨虎城率5000人坚守西安古城，抗击北洋军阀10万大军的进攻，守城八个月，以少胜多，策应了北伐战争。在战争舞台上演出了悲壮动人的一幕。
在这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杨虎城将军严格不苟的治军精神，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指挥若定、临危不惧的大将风范，顺应历史潮流、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革命先锋气概，像灿烂的星辰一样，留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风云里。
1930年12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时年37岁，开始了为时6年之久的主持陕西政务时期。
1928年至1930年七省大旱，仅陕西就有灾民500多万（俗称“十八年年馑”——特指民国18年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惨景况。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杨虎城，从小受尽了苦难，出于对劳苦大众、乡亲父老的同情心理，他主持陕政之日，迅速将兴修水利当做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杨虎城推举全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为陕西省建设厅长。李仪祉祖籍陕西，当时担任导淮委员兼工务处处长，兼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负责设计杭州湾海塘工程。蒋介石不想放李仪祉归陕。杨虎城多方工作，几经努力，终于使得著名的知识分子李仪祉回陕工作，着手建设泾惠渠。
为兴修水利，振兴农业，在天下军阀忙于争权夺利、壮大扩充各自的军队实力之际，杨虎城却决定压缩军费，拨出40万元水利专款，并派遣自己的军队大张旗鼓地投入水利建设。杨将军穿白衬衫，让夫人谢葆贞骑在马上，经常涉水亲临各个水利建设工地，在视察中现场解决难题。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报道：杨虎城亲自去工地视察、慰问在10次以上。
正因为杨虎城和李仪祉爱民心切，泾惠渠修复工程1931年3月开工，1932年6月20日第一期工程完成放水，灌溉土地40万亩。在当时，这是中国土地上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农业水利工程。紧接着，他们又提出了引洛工程的设想与勘测。70多个春秋过去了，直到今天，泾惠渠依然滋润着渭北平原上的大片沃野。
1936年3月，李仪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甚矣成事之难！引泾之事自希供仁、笠僧倡始，继之者迭有人，然十八年未能实施。民国17到19数年，大旱饥馑，流亡载道而莫之救！迨虎城主陕乃毅然为之。时八任导淮要职，亦决然舍弃紧而相助，诚从救民水火之举，不容漫视之也……各县人民含辛茹苦，省府同仁刻苦奋励，以竭蹶所得之资，不惜费之于引泾一事。”这是一个造福于民的著名知识分子的由衷之言，肺腑之语。
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杨虎城，深知缺乏文化知识就不能实现他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和意志采用各种方式弥补本人自幼失学所造成的不足，广泛结交和重用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使自己及其所带领的队伍从各自林立的军旅中脱颖而出，始终处于时代潮流的前哨。
杨将军听觉敏锐，记忆力惊人。所读文件、报纸、古典小说，只要眯着眼睛听身边的知识分子讲读之后，隔上好长时间，他都可以谈得头头是道，相当有趣。早年的李岐山、张瑞卿、韩望尘，后来的魏野畴、南汉宸、李寿亭、蒲子政、王炳南、郭则沉、原政庭等人，都分别担任过这样的讲书工作，人们戏称之为“翰林院待讲”。“待讲”人员里，有不少人在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杨将军对三民主义、马列主义的理论精髓，正是通过这样讲解，一点一滴学来的。
中国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是正直之士奋起抗争、投入革命的起点。在杨虎城苦苦学习、上下求索之际，中国土地上随之而起的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致使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灭顶之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南京当局对外妥协退让带来的屈辱，使杨虎城痛苦不堪。沦落的现实使他认定了这样一条真理：“教育救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唤醒民众，敦促东方“睡狮”猛醒。
担忧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被世界潮流所淘汰，杨将军特别注意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早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不久，他便在本部队设立安边教导队，聘赵寿山等为军事教官，对部队进行新式教练。他还想法筹集资金，先后选送王炳南、郭则沉、江隆基、韩鲁、攀作栋、王季陶、潘自力、周梵伯、原政庭、亢心裁、蒲克敏去法国、日本留学。其中有的人原来就是共产党员，归国之后，成为革命与建设中的栋梁之材。
据南京政府教育部1931年6月统计，当时全国仅有国立、省立、私立大学56所，专科学校28所，而陕西，甚至西北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却没有一所。
早在1923年到1925年，杨虎城便在陕北三边地区办起了五所小学，在汉蒙杂居区设立小学一所，在陕北毛乌素沙漠之南沿的宁条梁还办过一所中学。主政陕西以后，他对省立各中学即进行了扩充，增设了班次，并下决心缩减军费开支，拨出相当一笔专款作为教育基金，规定教育经费必须独立。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开幕典礼上，他再三强调：教育经费专款专用，无论任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取分文。
在蒲城，杨将军创办了尧山、孙镇、培民三所小学及尧山中学。杨将军同邵力子、张继参加尧山中学首届开学典礼时，亲手在办公室门前挂起“教育救国”四个字的大匾。
尧山中学刚刚创办起来时，杨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在西安市第二中学已经进入了二年级。有一天杨将军提出，要拯民转到尧山中学去读书。从省城转到乡下，从闹市下到农村，杨拯民当时想不通。杨将军对儿子说道：“我办的学校，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去上，谁还去上啊？”一席话，使杨拯民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诚意和苦心，他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故乡，进入了尧山中学。
1936年11月下旬，杨将军生日在即，准备带长女杨拯坤回蒲城老家过生日。女儿原以为，衣锦还乡，回到蒲城免不了要热闹一通。乘车回到家里，屋里悄静，不见有什么客人。杨将军下午却带着女儿去了尧山中学。学校领导及教职员陪着杨将军参观了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校园正中一座校建高楼的四周搭着脚手架，这是正在施工的“勿幕图书馆”。杨将军指着高楼对女儿说：“这是纪念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先生而命名的。”学生、教员围着杨将军，亲切交谈，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县城里家家都有灯火，父女二人才回到蒲城家里。
这一年，将军43岁。民国省主席还乡，没有礼仪，没有盛宴，没有灯红酒绿，杨将军却很高兴，因为他在尧山中学度过了别有一番意义的生日。
陕西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为西安学生1936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举行的大规模请愿游行奠定了丰沛的土壤；而这次盛大的请愿游行，正是青年学生及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西安学生在古城的几条大街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呐喊之际，杨将军派出自己的军队从两边暗地里保护着游行的队伍。
青年学生撼动的爱国热情，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一个绝大的鞭策和激励——进一步坚定了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心。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实际上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导火线。杨虎城“教育救国”的热切愿望，在西安事变前夕已经历过多次的磨炼与验证。
二、丙子年十二月十二日，杨虎城与张学良将军一道“兵谏”救国，“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这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重要关头，交出的一份优秀的历史答卷。
1928年春末到秋天，杨将军在日本考察了半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后，他密切注视着日本侵略者的动向，也一直注意着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将军的目光是锐利的，思想是深邃的，民族爱憎是分明的。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迫近长城各口，杨将军主动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漠然相待。5月，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树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杨虎城立即声援，而且给予物资援助。蒋介石却“勇于内争、怯于御外”，集中力量要剿灭抗日御侮、志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红军队伍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这种置民族根本利益于不顾的倒行逆施，杨将军十分不满，用八个字的军事语言进行概括与评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1935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当年12月，毛泽东就派汪锋携带他致杨虎城的亲笔信赴西安与杨恳谈。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也被调往西北，张学良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杨虎城在军事上归张学良节制。蒋介石极善于玩弄权术，想收到“一石三鸟”的奇特效果：
一石，指投向西北大地的东北军，东北军的任务是消灭红军；进驻西安，拥入陕甘，因为眷属众多，拖儿带女，势必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矛盾冲突；西北军土生土长，杨虎城生性好强，其结果为两败俱伤。这“三鸟”指的就是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东北军20万人马，实力雄厚，蒋介石暗中早就想损伤、削弱它的元气。
面对这复杂而险恶的形势，杨虎城怎么办？东北军入陕后，为了吃饭、住房，确实与西北军的官兵发生过一系列矛盾。戏院门口打架，道路上拳脚相见。西北军里有人唾骂东北军没有志气：自己让日本人占了东北，却跑到陕西来夺人家的饭碗。事情闹到杨虎城那里，杨将军便耐心地开导自己的官兵：
“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张将军是替蒋某人背了黑锅。我们不应当人云亦云。张学良将军有杀父之仇，亡乡之痛；东北军及其眷属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遭了好多人们想像不到的苦难。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对他们要有同情心，要主动体谅他们的难处。不然的话，就会中了蒋介石的计而同归于尽。”
高明的策略来源于深刻的见解，来源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杨将军请东北军王以哲军长吃便饭，谈及东北沦陷，谈及国破家亡，王以哲潸然泪下，说：“患难的朋友好交。”杨将军在绥靖公署设立了交际处，主动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加强联络，交流感情。
东北军进驻陕西之前，张、杨二位将军并没有过密的交往，彼此相知甚浅。初到西北，张学良没有能采纳杨虎城的委婉规劝，连连“剿共”吃了苦头。经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三次交锋，三个月之内东北军损失近三个师，师长何立中、牛元峰丧命，团长高福源受伤被擒。几位骁勇善战之将被挫于陕北，张学良这才省悟到杨虎城的一片好心，一番诚意。
1936年，杨虎城在上海检查身体期间，通过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张学良的好友）主动接近张学良。二位将军接触日深，思想、感情上渐趋一致，融洽的合作关系得以巩固。为了共同抗日，就连杨将军的夫人谢葆贞，也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致和赵四小姐之间建立了形同姊妹的亲密关系。这是在爱国主义之基础上结成的友谊，这是对蒋介石“一石三鸟”的策略与阴谋的相当有力的回击。二位将军的爱国之情，如两把秘密接近的火炬，即将在历史天幕上划出一道撕破阴霾的巨大光芒……
1936年12月12日，石破天惊，爆发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杨二将军12月8日进行密谈。“挟天子以令诸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强迫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杨虎城将军先提出来的。
蒋介石“一石三鸟”在“兵谏”过程中变成了“三位一体”：周恩来12月16日乘飞机从延安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密切合作，分别与蒋介石辩论是非，商榷国事。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一行回返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全面抗日的大幕，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对于和平解决这一基本方针，张、杨将军之间没有歧见。但在对于蒋介石的具体认识上，对于只有口头承诺的条件下要否放蒋，对于要不要张将军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连串重大的问题上，政治经验丰富的杨将军持有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这一总体目标，杨虎城仍然顾全大局，强忍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感情冲动，在紧急情况下陪同张将军把蒋介石一行送上飞机……首先提出扣蒋的是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又持有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导致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杨虎城格外仇视、凶残报复。给杨将军个人、亲属及其亲信朋友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牺牲个人利益，换来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便是杨虎城将军对中华民族凝成抗日激流所作出的无私的奉献。
三、1937年，当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审判时，44岁的杨虎城将军面临着离国远走他乡，还是卫国不离故园的生死抉择。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之际，杨将军义无反顾，从国外飞抵南昌；随后的12年，他身陷囹圄，以自身和家人的性命实践了“誓死救国”的宏愿。
1937年4月30日，杨虎城被解除西安绥靖公署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迫使他赴欧美进行考察。1937年6月下旬至11月下旬，杨将军带着夫人谢葆贞、次子杨拯中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蒋介石采用“调虎离山”的手段，终于使杨将军离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军队。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杨将军急于归国。11月底从海外返回，先抵香港，12月初抵达南昌，即被蒋介石秘密囚禁。
被囚之前，杨将军襟怀磊落，对随行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军人，是最先倡导抗战者之一。今天抗战已全面展开，我已下定决心，争取尽速返回祖国，站在抗战第一线，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张学良陪蒋介石去了南京，东北军一位师长背叛张杨二将军，在蒲城老家扣押了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一方面作为人质，一方面向南京政府送波邀赏。孙一莲老人后被杨将军的朋友救回，1943年9月3日忧郁逝世。弥留之际，泪流满面，她念叨着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不知他们被囚在何方？也不知他们还在不在人世？
于右任和几位国民党要员深知杨将军母子情深，非同一般，便向蒋介石请求，希望“恩准”虎城回家奔丧。蒋介石一口拒绝。屠夫心肠，令人发指。
随着蒋介石政权节节败退，杨将军一家先后被囚禁于南昌、长沙、益阳、贵阳黔灵山等地，被囚最久之处是贵州息烽的玄天洞。这里古代被称为“夜郎国”。玄天洞距息烽县16华里，是偏僻山顶上的一个天然溶洞，里面非常潮湿。
1938年秋，杨将军一家移囚于玄天洞。1939年虎城从信里看到日本飞机飞过潼关对蒲城狂轰滥炸，“勿幕图书馆”被炸塌屋顶，四个学生被炸死，杨将军捏信的手气得直抖。这时，远天又传来飞机的嗡嗡声，他走到洞口樟树下，仰视凌空南下的日本强盗，怒目喷火，狠狠攥紧了拳头！
1941年，谢葆贞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杨拯桂。特务们反复刁难，杨家四口受尽了折磨。
1942年春，特务头子戴笠奉命来玄天洞“看望”杨将军，吃酒时劝道：“你可以来个声明，把共产党在‘双十二’时欺骗、挑唆你的事全揭出来。你和蒋委员长之间的事就一了百了啦！”
杨将军摔了酒怀，横眉而起，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说客戴笠。杨将军大义凛然，声若震雷，指斥蒋介石的声音，时至今日，仿佛仍然在玄天洞里轰鸣不已，回荡不息。
玄天洞阴冷潮湿，不见天日。杨拯中才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关押多年，虎城也老多了。就是在这样艰难痛苦的人间地狱里，杨虎城将军仍然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用，依照主政陕西时许下的诺言，按月寄给他在蒲城家乡办起的小学，资助乡下的孩子念书、认字。
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坚如磐石，始终不泯。在被囚禁的岁月里，杨将军给弟弟杨茂三写的信里有这样的文字：“仪祉兄逝世，兄甚伤心！常在梦中对话。他就洛惠渠失败，心中难过。究不知工程进展如何？”
1947年春节前夕，在重庆涪都医院一间病房里，四个特务和两个捂着大口罩的医生，突然将病弱的谢葆贞用麻绳捆在床上，以打吊针为名，强行注射烈性毒剂，谢葆贞痛苦不堪，当即死去。
杨将军的结发妻罗培兰不幸病故之后，杨虎城与谢葆贞1927年结为连理。1937年，谢葆贞携儿子拯中赶到南昌，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分担苦难，陪着杨将军在牢里苦熬了十年。谢葆贞被特务横加迫害，曾经绝食，以示抗议，就在她被害的前一个星期，偷偷吞金自裁，吞下过监狱医生送给她的一枚金戒指。
谢葆贞殁后，哭哑了嗓子的杨虎城和儿子、女儿将遗体守了三天三夜。后来，杨将军托奶妈吴睛珍买来白布，裹了遗体，雇人在杨家山五数观那荒凉的半山上砌起炉子，亲自火化，滚滚黑烟冲天而起，杨虎城一家伏地痛哭！三天余烬熄灭，杨将军将骨灰往白绫袋里扫时，扫出了那一枚黄澄澄的金戒指，熠熠闪光，太阳下十分耀眼！嗣后两年囚禁之中，杨将军一直将妻子的骨灰盒放在身边，晚上睡觉时就搁在枕畔——
彼君子兮高枕无忧！我丈夫兮孤掌难鸣！
谢葆贞1930年献给副军长李子高的挽联，梦一样轻轻地挥动在杨将军的眼前！人生如狱又如梦。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杨将军在生死线上对爱情的无上忠诚，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杨将军精神品格的无比高洁。
1949年9月17日夜，杨虎城与抱着谢葆贞骨灰盒的儿子拯中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之“戴公祠”。秘书宋绮云及其妻徐林侠在另一间屋子里同时被害。宋绮云夫妇的小男孩与七岁的杨拯桂也惨遭杀戮。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转押至渣滓洞监狱，11月27日遇难。
杨将军父子及小女儿被杀害后，八个特务将尸体及骨灰盒扔进傍山的花坛，洒了镪水，草草掩埋之后，在新土上栽植起正在秋季里绽放的艳丽花草……
作为叱咤风云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勇敢地投入了北伐战争；在兵谏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他又起到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生死存亡重要关头，杨虎城身陷魔窟、忠贞不屈，作为一蓬照明天地的火花，绽放到极致，也升华到极限。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的罪人、残害杨将军一家的真正凶手蒋介石被赶上台湾孤岛。
1950年早春，在时任进军大西南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军政首长的直接操办下，九具灵柩自重庆途经武汉，运至西安，2月7日安葬于西安南郊杜甫神祠西侧。
杨虎城将军为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献出自己的一切。他被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誉为“千古功臣”。
历史每翻到“双十二”这一页，中华神州的军民都不会忘记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位将军的救国之壮举！拯民之深情！
注：此论文2003年11月26日在西安《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后收入会议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