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动笔”之前
杜鹏程是广大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之一，至今笔耕不止。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火线记者向彭总反映的前线见闻《壶梯山我军英勇杀敌》一文，曾经传遍了西北战场，给干部战士以鼓舞和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第一次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将军的光辉形象，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国内外。20世纪60年代前期，先后出版了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短篇小说集《年青的朋友》、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散文《速写集》等等，这些作品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形成了他的“炽热的诗情与精辟的哲理性的有机结合”的艺术特色。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笔锋不减当年，发表了耐人寻味的中篇小说《历史的脚步声》，整理出版了小说集《光辉的里程》、散文集《杜鹏程散文特写选》和《我与文学》等，他以自己卓越的成就，为祖国的文学事业特别是军事文学事业作出贡献。他曾先后到苏联、东欧各国和日本访问，受到朋友们的欢迎。他的传记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1987年出版的《远东及澳洲名人传》和“全美传记学会”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
兰州军区政治部《育才报》编辑部希望通过杜鹏程同志的成长过程催促年轻的一代，特别是推进部队两用人才教育运动的开展。于是，便把寻觅杜鹏程写作生涯的足迹，挖掘作家奋进不息的力量源泉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欣然接受。在古城西安，我们多次找杜鹏程家访。他目前是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和陕西省文联的副主席职务，社会活动频繁，而身体又被“四人帮”摧残得浑身是病，但仍然坚持写作。在陕西，我们还找到他在战争年代的战友调查采访；找到专题研究杜鹏程的学者、教授相互探讨；翻阅了被访者提供的大量材料……这时，只有到这时，我们才感觉到这个题目的分量。
作家的生平如此艰辛，创作的道路坎坷又曲折，而作家的毅力和意志又那么坚强，如何才能够较准确地表现出作家的写作生涯呢？我们深感力不从心。好在老杜当时说过：“基本上是两条，一条是生活，一条是写作。”于是，我们便沿着这两条线索，重读作家历年发表的文章和谈话，琢磨专家学者们的评论和见解，以记事为主，整理成下面的文字，期望得到作家本人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老杜的那支笔来历非凡
1947年夏初的一天，西北野战军在陇东高原作战，王震将军领导的二纵队独四旅打开了陇东的一座县城。
杜鹏程带着满身的尘土和硝烟，赶上了这支部队。从此，他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三月份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的时候，他才从延安的一个工厂里调到边区群众报社的。不用说，他是厂里的写作积极分子，喜爱写个通讯报道，编个文娱节目，而且已小有名气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的三战三捷以后，敌我态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扩大西北野战军的新闻力量，上级决定抽调一些同志上前线当随军记者，杜鹏程便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这一行人从陕北出发，赶着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了十多天，终于赶上在战斗中前进的二纵队。杜鹏程到纵队司令部没有住，径直来到独四旅旅部。
旅长顿星云见到他很高兴。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打得够热闹啰！要好好写一写。不过，要写出有用的东西，站在指挥所观战是不行的，必须长期和战士们一块儿滚。有这个胆量和决心吗？”
旅政委杨秀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敏锐而深沉的眼光，直射这位年轻记者的心底。
骤然间，杜鹏程记起了在延安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记起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还记起了1938年他刚参加革命时的情景……
初到延安，杜鹏程分配到“抗大”分校——八路军随营学校念书。不久，又被选派到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年底结业后，被分配到黄河边的延川县农村参加实际工作。在陕北农村，他每天给农民宣传抗日，教娃娃们识字，帮乡亲们写信、算账；协助乡政府扩兵、征粮、开路条、收军鞋……这段平凡的生活对作家的成长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几十年后，杜鹏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没有这几年陕北农村生活，《保卫延安》中有关陕甘宁边区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篇章就根本写不出来。”可在当时，青年们都向往到前方去打仗，并不理解后方农村工作的意义，杜鹏程的思想也有过波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发奋学习，用各种知识充实自己，同时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作了认真的清理，思想水平得到了提高。因此，延大学习结束后，他主动热情地到了军工厂工作。他积极地同工人们接近，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活知识。现在，他又来到了千里征战的部队，这是他向往已久的。杜鹏程决心珍惜部队生活的分分秒秒，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他毅然背起背包，一直下到这个旅的十团二营六连。他知道，当时西北战场上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是这个连的战士。到连队，他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行军打仗从不特殊，战士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看样子，像个团政治处或旅政治部的干部，所以就叫他“杜干事”。直到现在，有些老战友见了他还叫他“杜干事”。他完全变成了普通一兵，连里要他给部队油印小报写稿他就写，要他给大家上课他就讲，只是战士们冲锋时，连长怕他没有经验乱跑出危险，让他留下看守战士们的背包。对此，他没少提意见……后来，在解放兰州前夕，王震司令员交给他一个任务，带领几个同志，到红军长征时路过的草地，去收编一股溃逃的敌人。他们在藏族部落里工作了一个多月，配合兄弟部队，英勇而机智地完成了任务。
他是战斗部队的一员，但并没有忘记自己是随军记者的职责。部队行军时，他便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好多日记本用包袱包起来，往腰里一缠。有时间，就放在膝盖上写；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在烟雾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写。除了写报道，举凡人物、生活印象、心得体会、生活感受、观察所得，以及各地的历史特点、地形外貌、人情民俗，甚至动人的语言等等，统统认真地记录下来。这样做，对理解生活，对从事创作，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既积累了素材，又练了笔。从1947年到1951年，从陕北延河畔到新疆帕米尔，他跟随部队打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到山西，就给《群众抗日报》寄文章；先后发表的通讯报道、报告文学、剧本节目等60多万字。其中，反映壶梯山战斗的文章，被彭老总批发全军，从此，新华社记者杜鹏程便遐迩闻名。
谁能相信，这时的杜鹏程竟然还没有一支钢笔？他的许多文章和笔记，都是用一根二寸长的化学铅笔写的，就这还是从延安撤退时带的。此外，便是一个用树枝削成的笔杆，一个空墨水瓶和一小包紫色颜料加一点水，把钢笔尖捆在笔杆上，蘸上紫色水记笔记、写稿子。
有一次，旅政治委员杨秀山看着他这样写文章确实困难，便对他说：“笔对你来说，和枪杆一样重要。”于是，他给旅供给部批了一个条子：“务必给老杜发一支好笔。”
旅供给部的同志神通广大，在那样困苦的战争环境下，果真给老杜搞来一支崭新的“金星”牌钢笔，团政治委员看见这支笔，很高兴，他把笔记本拿过来，大笔一挥，给杜鹏程写下这样一句话：
“一支笔应当抵得上一支劲旅。”
从此，这支凝聚着广大指战员深厚情谊和殷切希望的钢笔，便和他这个随军记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杜鹏程视笔为友，爱笔如命。这支来历非凡的笔，鼓舞着他不停地写，勤奋地写……
“积压在心底的东西多了，便会来创作冲动！”
杜鹏程珍爱手中的笔，更酷爱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连队战士。他把独四旅十团当成创作的根据地，长期住在这个团的六连。外出到野战军司令部或纵队政治部去开会、学习或者去其他部队采访，任务完成后仍然自觉地回到这个部队。这个团部，特别是团政治处的每一个人，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兄弟，关系至为亲切，感情十分深厚。
在六连，他对战士熟悉的程度达到只要听见脚步声，便可直呼其名。对战斗英雄王老虎的事迹更是了如指掌，不仅对王老虎在部队的表现知道得清清楚楚，对他当民兵时候的事也明明白白。
为了琢磨透这个英雄人物，在行军途中，老杜常走在王老虎身边注意观察。有多少次，他同王老虎睡在一个炕头上，无话不谈。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王老虎常叫老杜替他写家信。可是，一询问到为什么作战那么勇敢时，王老虎总是说：“你要我说什么呢？革命军人英勇作战，是他为老百姓应尽的本分嘛！”
是呀！这么一说，他对王老虎这个革命战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后来，在长篇小说中便使老杜有条件比较成功地塑造出这位英雄的崇高形象。
十团一营的营长盖培枢。人们忘不了他的名字，也忘不了那一身整洁的旧灰军装和一条毛巾的故事……
盖营长身材不高而单薄，消瘦的面孔显得温柔、羞怯。他不爱说话，可是却像兄长似的专注而细心地倾听别人的心事。杜鹏程和他交谈不到半小时，就深切地喜爱他，尊敬他，而且愿意把心交给他。当时，盖营长打开包袱，拿出两条崭新的毛巾说：“你一条，我一条！”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一条普通的新毛巾，简直太难得了。他把毛巾叠起来，宝贝似的装在衣兜里。
一天早晨，部队向榆林进发，刚刚翻过了一座大山，进入沙漠地带，突然，三架敌机盘旋在头顶，凄厉的防空号音，使人浑身紧张。和老杜一同行进的盖营长，左手握着驳壳枪，右手挥舞着，指挥战士：“散开！”老杜望着天空，只见三架敌机绕了一个圈子，径直俯冲下来，“嘎嘎嘎”的一梭子弹，穿进周围的沙土中。一个战士的腿被打断了，一匹战马中弹了，肠肚流出来！老杜实战经验少，心中充满恐惧。这时，盖营长卧倒在老杜身边，一只臂护住他的腰，平时那温和文静的面孔，变得格外沉着冷静，丝毫不见慌乱。两相对照，杜鹏程找到了自身的差距，深感惭愧。
突然，通信员在背后喊道：“杜干事身上起火了！”
杜鹏程一看，左衣襟的确在冒烟。糟了！衣服烧坏了是小事，没有衣服光着膀子也能过几天。可是，衣兜里有日记本，有一支和生命同样宝贵的新钢笔，还有那条舍不得使用的新毛巾。他想在地上滚几滚，熄灭身上的火。可是，敌机正在疯狂地扫射，稠密的子弹在他们周围飞溅着。
盖营长压住他的背，镇定地说：“不能滚，一滚，扇起风，身上的火会更大的！”说着，他把正在燃烧着的衣襟“哧”的一声撕下来，塞进沙堆里。
敌机飞过以后，等老杜把那半片衣襟从沙土里拉出来时，已经烧得稀烂了。口袋里的毛巾也早被子弹打得遍是洞痕。老杜为之惋惜，盖营长说：“毛巾打烂了有什么关系，险些把你打掉哩！”
“你也差点被打掉！”
“我嘛，没关系。你不是说，革命胜利后我可以去当教员吗！”盖营长一面笑着，一面指挥部队继续前进。
一个小时以后，榆林外围的三岔湾战斗开始了。平漠漠的沙滩上布满敌人的碉堡。盖营长率领战士们向敌人发起攻击。沙土飞扬，烟雾升腾，人影闪动。杜鹏程清楚地看到，王老虎果然是一只猛虎，冲在全连最前头。只见他接二连三地向敌人工事里投出手榴弹，随着弹片呼啸，一个个战士冲向敌人碉堡群。他们一阵工夫就摧毁了四五个敌人碉堡，顽敌在溃退，王老虎却倒下了！
目睹这场激烈的生死拼搏，杜鹏程再也按捺不住，他踏着王老虎的足迹，勇敢地冲了上去。狂风卷着黄沙在战场旋转，枪炮声震耳欲聋，他跳进沙漠上弯弯曲曲的战壕。只见盖营长也跳进左边的战壕，弯下腰，抓起电话机和突击连讲话。过了一会儿，盖营长直起腰，擦了擦头上的汗，又用望远镜望着冲锋的战士们，兴奋地称赞着：“看，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战斗马上就要结束，我要为他们庆功……”话还没有落地，盖营长突然躺下来了。有的人以为他昏倒了，有的人以为他在躲避敌人的炮弹。可是，谁能料到，当同志们前去抱他时，他的头低在胸前，一言不发。杜鹏程发现盖营长身边有一摊血，急忙把他扳起来，血正是从盖营长的背上涌流出来的。他的脸色由通红变得煞白，由煞白变得蜡黄了。他没有来得及分享胜利的欢笑，就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战斗虽然结束了，杜鹏程的思绪还在翻卷着巨澜。他久久地坐在残破的正在冒烟的碉堡上，呆呆地望着黄沙漠漠的战场，心里涌起了按捺不住的悲痛，脚下是滚烫的沙漠，头顶是火毒的太阳，但他却感觉不到，只觉得软弱无力。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好容易才回到团部。他看到李参谋长正忙着清点俘虏，起草战斗报告，指导参谋工作，没有半点悲伤和忧愁，仿佛不知道他们营的重大伤亡似的，便委屈地说：“我们盖营长和王老虎都牺牲了！”说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地抽泣起来。
李参谋长看见老杜伤心得难以抑制，走过来，用力抓住这位军旅秀才的肩膀，猛烈地摇着，大声说：“好同志，难过有什么用？流泪有什么用！他们倒下了，留下我们活着的人要接着干，这就叫前仆后继！”
“这就叫前仆后继！”老杜的心灵受到了震动，他抬起头，望着李参谋长那钢骨铁架似的高大身躯和坚毅无比的面容，感到比起这些铮铮铁骨来，自己显得多么软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霎时间，他似乎对“革命”二字理解得更为透彻！一种强烈的感情，从心头涌起：战友们是在用生命创造着新的生活，用血和汗书写着革命历史，而自己仅仅掌握着一支无力的笔……
他跳起来，冲出团部，为了减少羞愧内疚的心情，他忙着去押送俘虏，打扫战场，主动寻找各种各样的事情做。这种感情上的升华，只有久经沙场的战士，才能领略到其中的滋味！
不久，沙家店战斗打响了。部队正向山下运动，敌人却先我抢占了山头。形势紧迫，山沟里的几千名战友处于危险的境地。
在这危急时刻，李参谋长挺身而出，率领一支小部队，从侧翼强攻山头，经过生死拼搏，终于顶住了敌人，很快扭转了敌我态势，使我军转危为安，我大部队迅速登上山头，把敌人压了下去。整个战斗是在李参谋长他们奋力拼搏中转折取胜的；但是，当大家欢庆胜利之时，杜鹏程却再也见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李参谋长了！
李参谋长的壮烈牺牲，整个部队都为之悲恸。虽然打了胜仗，战士们却在流泪抽泣。旅长难以控制心中的悲愤，无端地发脾气。旅政委背着手来回走着，猛地一转身，吼道：“谁有眼泪谁去哭吧！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再流就应该是血！”
“这就叫前仆后继！”此时此刻，杜鹏程又一次记起了李参谋长那铿锵有力的话，他望着这一座座有血有肉的钢铁英雄们，一种无名的冲动在心底里激荡着，使他想得更深，更远……
从这些故事中，读者一定能看到《保卫延安》一书里英雄人物的高大身影和动人情节。由此，也不难想见，如此汹涌澎湃的生活岩浆，会在作者的脑海里卷起多大的狂澜！
杜鹏程正是把战斗生活中这些亲身经历过的难忘事件，深情地倾注在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或通讯报道中的人物身上的。这些经历过反复锤炼、检验、改造和升华的思想感情，这些真正从斗争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和事件，每个人、每件事，都渗透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老杜曾经语重心长地说：“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并不是想当作家，我才拿起笔写东西的！”老杜还说：“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我的作品构思，是在工地上形成的。”
1955年春。
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杜鹏程碰到了刚刚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同志。王司令员是他的老上级、老相识。早在1947年冬，在攻打山西运城的战斗中，老杜跟王震同志在西郊一个地堡里，一起生活了十天十夜。西北解放战争中，他一直跟随二纵队，即后来的第二军。1949年成立了第一兵团，杜鹏程是一兵团新华社野战分社主编。在历次战斗中，王震经常找老杜谈话，要他深入到连队中去和战士打成一片。多次派他审问俘虏军官，了解敌我双方军事情况。他们是在战斗中结下情谊的。杜鹏程十分敬重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王震将军热爱文艺事业，关心人才，鼓励老杜在创作方面作出贡献。
老司令员问他：“你现在干什么？”
杜鹏程回答：“在总政文化部搞创作，刚刚修改完《保卫延安》。”
王震将军听了十分欣慰，接着语重心长地说：
“你搞创作不上第一线怎么行！”要老杜和几位作家跟他一起上广西铁路建设工地。
从此，杜鹏程参加到铁路建设的行列里，一干，就是十三个春秋！在广西铁路工地、宝成铁路工地、成昆铁路工地、三门峡水库、大庆油田……许多全国著名的建设工地上，他都长期生活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些建设工地上，杜鹏程担任过工程处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基层工会主席等职务，同战争年代一样，他坚持和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的革命战友一起攀悬崖、钻隧洞，同来自四面八方的铁路职工吃着一锅饭，住在一样的工棚里，又像秦川的黄牛一样，默默地笔耕在文艺的百草园。
一个秋天的深夜，老杜随同工地总指挥，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峡谷里驱车疾驰，要赶去参加一个工程会议。
风清月朗，峰回路转，路边的草丛随风摇曳，大地上一片白霜，车轮在公路面上划下两条黑色辙印，伸向远方。迎着车灯，时而有狐狸警惕地站立起来，偶尔，有一两声犬吠，从深谷里传出，万山熟睡，显得何等寂静啊！
老杜举目远望，点点灯光，在山间闪烁。他知道，在崇山峻岭之中，有十万工人组成的劳动大军，正从事着移山填壑的英勇战斗……这情景，猛然触发起老杜许许多多的联想。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劳动大军中，有许多是战争年代里手持武器的革命战士，为民族的解放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眼下，他们又手持风钻、钢钎，为建设新中国酣战在这荒山僻壤之中。他们当中有的人身上还带着弹片，却坐在水潭里打钢钎；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旧社会为反抗压迫剥削而英勇斗争，现在又为创造新生活而奋斗不息。他们贡献最大，待遇最低，享受最少，始终站在第一线，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他们用辛勤的双手，书写着一页页新的历史。他们无疑是生活的支柱，历史的主人，中国的脊梁。回想战争年代，凝视眼前的情景，一部中国人民战争的历史，活生生地显现了出来，此时此刻，他真羡慕诗人，想写一首抒情诗。
可是，要用诗句来讴歌这成千上万个英雄人物，讴歌这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该写多么长的诗章呢？那么……还是构思一篇小说吧！然而，该写哪一件事，又该从哪儿写起呢？
这位从小在战斗环境中锻炼成长的作家，不靠访问写东西，刚刚从解放军这座熔炉里冶炼出了《保卫延安》这部巨著；现在又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开始了新作品的构思。
杜鹏程把目光转向身边的总指挥和把握着方向盘的司机同志，开始在他们身上琢磨起来。他们一块在工地里滚了好多年，就像今天这样，夜间在工地疾驰，或者在疾驰中打盹睡觉，少说也有成百次了。老杜熟悉他们的过去，也熟悉他们的现在。总指挥和司机丰富而有趣的生活，一件又一件在老杜的脑海里涌现出来。
有一次从成都开完会准备返回工地，总指挥发现市场上有漂亮的鞋子，想给他的孩子买一双，可是弄不清孩子脚的大小，该买多大的鞋子合适呢？司机回答说：“我知道。”又一次，汽车驶出四川数百公里了，总指挥突然想起来：忘记在四川买些地瓜——他平时最喜欢吃的家乡土产。司机说：“我早已给你买下了！”如此等等小事，多得很。难怪平日大家都把这位司机叫做总指挥的“参谋长”，因为他心里常常替总指挥装着许多事儿，如果总指挥忘了，他就及时提醒他……
忽然，车子停住了，打住了老杜的思绪，中止了他的构思。
过了一些日子，老杜和一个同志闲聊，听说这位司机因为天快要下雨而发愁。因为，有几个作业点将因雨而碰到意外的困难。这位司机对整个工地和各个作业点施工进展的熟悉和关怀，大大感动了同志们，又一次激动了老杜。同志们的话给杜鹏程同志以很大的启发，正像俗话所说：“这一锤敲亮了心。”使老杜找到了生活事实中的思想意义。在总指挥和司机之间，他发觉有阶级的友爱，战友的深情，更看到有“那种推翻了剥削和压迫，扭转了乾坤，获得了解放，做了社会和大自然的主人的人，看到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生动性和创造性”。于是，这些貌似平淡的生活现象，立刻有了新的深度和跨度，显得深刻而惊心动魄了。
就这样，一篇作品的构思形成了。当时，老杜住在成都的旅社里，几天工夫便一气呵成，这便是有名的短篇《工地之夜》。
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杜鹏程接触着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平的日子里与战火纷飞的年月一样，随时都在检验着人，鉴别着思想。当年的老战士，是“金子”，是“黄铜”？在这无枪无炮的考验面前，已经清楚了。他们当中像总指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知难而进的坚强意志，无疑是当年战斗英雄周大勇、王老虎等人精神风貌的继续和发展；那种对经济建设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经不起和平环境考验，认为到山沟搞建设是吃苦受罪，失去了生活动力的人物，既有其生活的现实性和典型性，也不难在炮火连天中当“逃兵”、“开小差”之类孬种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在《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部小说中，杜鹏程把阎兴与梁建放在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建设的典型环境中来表现他俩之间的思想冲突，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斗争，矛盾冲突，被老杜恰如其分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构成了一幅静中有动的生活画面，这是与作者长期深入在斗争第一线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如此，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依然发人深省。
生活本身是绚丽多彩的，从生活中得来的文艺作品自然也是丰富多彩的。老杜笔下的人物，从被过路红军收留下来的“小八哥”到英雄连长周大勇；从手艺精巧的泥水匠到深沉内向的英雄王老虎；从只会破坏敌人铁路到学会建设铁路的赵志群、杨方；从英雄张海潮到农民模样的乡长张大牛……一个个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一个个都是多种多样因素统一起来的活人，具有生活中一个普通人的全部丰富性。这是与他多年来身临其境，心入其境，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分不开的。难怪文艺大师茅盾在全国第三次文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论述过杜鹏程的风格：“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
“要找到理解人生的钥匙，就得下工夫学习。”
有这样一个情景，深深地刻印在杜鹏程脑海里。远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太行山上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年轻的战士，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当同志们收拾尸体时，发现他身边仅有的遗物就是手中的武器和绥拉菲摩维奇著的《铁流》。这本书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而且浸透了这位战士的鲜血。
在那严酷的战争年月，和革命文学作品结下生死情谊的，又何止这位年轻的烈士一人呵！杜鹏程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我军从延安撤退。当时，为了减轻行军的负荷，同志们把带不动的东西都埋藏起来。老杜的行囊只有一个背包，里面裹着被他视为生命的《铁流》和其他一些文艺书籍。延安时期用马兰纸印的《铁流》比一块砖还厚。这精神武器是与他手中的钢枪同样的珍贵。有一次，老杜同几个战友一道去侦察敌情。进入敌我之间的“真空”地带，由于缺乏实战经验，老杜心里一时发毛。正在这时，郭如鹤仿佛从身边带的《铁流》里走出来，站在身边。那指挥员严肃而坚定的眼光，直透老杜心里。这时，他下意识地摸摸《铁流》，再摸摸步枪，似乎胆子壮了。
在转战陕北的途中，有一天，老杜完成了王震司令员交给的一个任务，王司令员像发奖品似的送给他几本文学书籍。其中，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这本书又成了老杜的好朋友。保尔·柯察金和他又一起朝夕相处了。部队经过半年多残酷的战争，驻扎到陕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没书看，没报纸读，这比什么都难受。杜鹏程整天都靠背写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和斗争片断打发日子。
突然，通信员跑来说，有人从山西过河来，住在军供给部，给你带来信件、报纸和书籍，让你去拿。老杜高兴得一跳三尺高，中秋佳节，又有新书看，这真是喜从天降啊！
他往弹夹里压了几发子弹，又带了两颗手榴弹，像迎接贵客似的出发了。天黑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冒着雨，拨开梢林，踏着泥水顺着川道往前走，摸了二十多里，衣服被树枝撕烂了，脸被树枝划破了，鞋子陷进泥窝里丢了……这一切，都不大要紧，最恼火的是竟然扑了个空——军供给部转移了地方。
回到旅部，他看见旅长和政委在一个草棚里急切地看报纸、翻阅小说。嗬！“我的食粮被他们先睹为快了！”别的东西、其他报纸他都可以转让，惟有一本用土报纸印的《日日夜夜》，简直使他兴奋欲狂，爱不释手。此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这本《日日夜夜》又成为他追求真理的罗盘。沙布洛夫和他的战友，又常常向他讲述着无限力量的源泉和革命征程的新起点。
酷爱文学作品，成为杜鹏程的一大嗜好。这些曾唤起千军万马的《铁流》、《日日夜夜》之类巨著，不仅鼓舞着老杜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而且对他描述战争、战士以及挫折和胜利，都给了极为深刻的启迪。在创作《保卫延安》过程中，他无数次地钻研过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布局结构、人物刻画以至语言运用特色等方面的内容，受到极大的教益。其中，最大的收获还是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找到理解人生的钥匙，就得下苦工夫读书、学习！”
全国解放以后，条件改善了。老杜更加刻苦读书，注意学习。他像一只闯进天山南北广阔牧场的羊一样，贪婪地呼吸着祖国大西北的新鲜空气，咀嚼着营养丰富的嫩草和甘露。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历史书籍、文学名著。他觉察到自己的生活阅历有着“先天”的不足：“这就是阅历不丰富，不广阔，读书不多，知识有限。”小的时候，只上过一年多小学，以后半工半读当校友。参加革命后，党送他到延安大学、鲁迅师范学习，这对他充实知识，增加前进力量无疑是巨大的促进。老杜曾经深有体会地说“历史上有不少伟大作者，终生都在追求人类到何处去的答案，而他们终生的痛苦也就是找不到正确地观察世界和了解人生的武器。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幸福的，我们有了指路的明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要真正掌握好这一武器，找到理解人生与世界的钥匙，并不是容易的事。这就给作家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从根本上下工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学习必要的知识，用以武装我们，使我们具有认识事物的本领。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能使人在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找到正确的思路，就能看到真理，少走错路或弯路。”
《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最后结尾部分，作家在张孔对梁建谈农民革命的历史问题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老梁！我最近常读历史书籍，特别是农民革命的历史。我觉得那些农民革命的英雄，一刀一枪打天下当中遇到的危险，还比不上他们取得相当胜利以后遇到的危险大。我们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胜利对许多革命者都是最严重的考验！不信，你就去看，书上用血和泪写下了他们悲惨的下场！”
这难道仅仅是表达作品里的人物在读史明理么？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知道，作品人物的非凡谈吐和深邃思想，无不出自作家本人阅读历史的深切感受和体会，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分析与研究。
老杜对当代著名作家的力作，总是反复阅读，仔细琢磨、推敲，不断地有所发现。前不久，重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很佩服这位外国朋友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和对中国历史深入的研究。斯诺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过了咸阳，每走一步，都使人想起中华民族的过去。老杜说：“我经常在这里走，还没有这样想过，因而写起东西来，就缺乏历史感。比如，《保卫延安》是发生在陕北土地上的。这里，300年前出现过李自成、张献忠，后来，又出现过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志丹、谢子长等英雄人物，这究竟是历史的偶合，还是有某种必然性呢？对这个问题，我以前是没有想过，也没有深入研究过的。只有站得很高，看得很宽、很远，才能够言人所不能言。没有一番深入研究的作品，怎么能称得上丰满呢？从古至今，我们所尊敬的伟大作家，大都是当时思想界的先驱，都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有真知灼见的人，都是集优秀文化遗产于一身的人，也都堪称是有巨大才能的发明家。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来勉励自己，鞭策自己。否则，纵然是写出了一点文字，也是不会有大的作用的。”
老杜的这番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耐人寻味啊！
王汶石说过：“老杜的文章是改出来的！”
1952年5月31日，杜鹏程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把稿子（《保卫延安》）改完，改到我认为满意的程度……”
然而，作家认为满意的程度究竟指什么呢？从老杜的一本书皮后页这样的一段记载里，我们是能够得到一些解答的。现抄录于后：
1949年12月在南疆喀什写好提纲。
1950年2月到5月写完初稿于喀什。
1951年2月二次修改于喀什。
1951年5月三次修改于韩城。
1951年8月四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1年9月五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1年10月六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2年2月七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2年3月到5月八次、九次修改于北京。
1952年6月8日送总政审查。
1952年6月到1953年4月又修改一次。
1953年5月再改，年终送审。
一部《保卫延安》，写作整整四年。在那艰苦的日日夜夜里，杜鹏程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更替，似乎与他无关。调他到大城市学习，他把稿子带到城市；让他到草原上工作，就把稿子驮在马背上。外出开会，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电影，便把稿子揣在怀里，生怕丢失。
在回忆这段写作过程时，作家在《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中这样写道：“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就不断地后悔，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中国人民艰苦的过去，想起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想起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这样，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变成17万字，又把17万字变成40万字，再把40多万字变成30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直到1953年冬，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1954年夏季出版了。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拼命地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保卫延安》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着作家的心血与汗水；《保卫延安》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结着作家的热爱与憎恨，悲痛与欢乐，思考与追求，憧憬与理想……而决不像有些年轻人想的那么简单，那么轻松，那么意外、偶然。
作家王汶石曾经说过：“老杜的文章是改出来的。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改，改一遍，增加一分光彩，改十遍，就有十分光彩。《在和平的日子里》初稿只有三四万字，我看过，也平常。但他拿去改，一遍、二遍、三遍地改，嗬，越改越出色。到最后，发展到12万字，简直字字发光，叫人惊讶！编辑部同志送来一次清样，他改得一塌糊涂；送第二次清样，他又改得一塌糊涂。后来编辑部都不耐烦了，干脆告诉他：‘这回不要大动了，只改改错字和标点就行了。’可是，到他手里，非得再出几身汗才肯拿出去。”这些话，十分中肯地把杜鹏程的写作特点勾勒出来，把作者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近期采访，当我们询问老杜对“皱着眉头看生活”的评论有何感想时，他含笑谈到这样一些话：
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是你能够随意支配它，而是它强有力地支配着你。如果违反这些规律，你会找来一大堆麻烦，你会写出连你自己也不愿多看两遍的章节。有时候，你把某些地方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看起来纯属枝节问题，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全出乎意料，搞得你工作数十日，才能理出个新的头绪。
有时候觉得所写的东西是有用的，值得花费很大力量去写，于是，在建设工地的爆破声、机器吼声和工人们的喊声中，仍然把稿纸压在膝盖上一直写下去。有时候，写着，回想着，又逐渐陷入一种异常苦恼的心情中。因为，这个作品中所写的铁路职工被洪水包围等等，是实有其事的。当时，作者和被包围的同志们在一道工作。那些落在同志们头上的打击和困难，也同样落在他自己头上。那是一种怎样的紧张战斗和英雄的事业啊！他常想，对那壮丽的生活究竟表现了多少，对那斗争生活中闪烁光辉的思想究竟表现了多少，对那崇高的劳动人民感情究竟表现了多少，对那一代英雄的形象描绘出一个轮廓了吗？每想起这一连串的问题时简直无地容身！而且，一旦这种心情控制了自己，就会把前几天认为很重要的，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出来的章节，一连删去几十页。跟着而来的又是一筹莫展。过了几天，又觉得以前的种种想法很不妥当，于是，又鼓起了劲头，继续写下去。突然，某一句话拦住了去路，不能前进，只好另想办法。为了表达同一个意思，同一句话拟出许多说法，挑来拣去，费时数日，他总是怀着一种焦灼的心情，在力不从心的创作道路上拼搏着，能不皱着眉头吗？
《历史的脚步声》催促他重新拿起了笔
1954年，《保卫延安》正式出版了。
杜鹏程忘不了，这是在解放军这座大学校里交出的答卷。这本书，从初稿、定稿、审稿、出版，全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负责办理的。那时，总政文化部费了很大精力，设法把他从新华社借调到北京，给他提供各种条件，使他能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反复修改这部作品。这是多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啊！
他忘不了这本书早在出版之前，就受到文艺前辈的关注和栽培。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在阅读此书的打字稿后，虽然与作者互不相识，但却几次约他长谈，恳切地指出优点和不足。出版后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评论，给作品以很高评价：“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的，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这又是多么难得的鼓舞和鞭策呀！
周恩来总理看了《保卫延安》肯定地说：“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这又是多么中肯的嘉奖啊！
一位33岁“小人物”写的书，一时风行全国，印数累增到100万册，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然而，谁曾料到，这本书却成了杜鹏程的“滔天罪行”。1959年，明令“销毁”。1966年，更是大祸临头。林彪、“四人帮”炮制的《〈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发表后，一枝毒箭便成号令，接着，万箭齐发，从作品到作者，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应有尽有。
面对这意外的打击，杜鹏程痛苦、愤怒，也曾产生过灰暗的心理！但是，在“交代罪行”的过程中，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反而心境坦然。他觉得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中国人民，自己充满了激情与热爱。难道一个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这能是“心怀叵测”么？
1921年农历三月，他出生在陕西韩城县苏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家附近就是司马迁的出生地，不远的地方还有司马迁的庙。每年阴历四月初八，乡民们都去司马迁祠赶庙会，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一些少男少女总要在司马迁泥像面前虔诚地跪下磕头。庙后山头上是司马迁墓，那墓顶上长着一棵很大的柏树。青少年们磕完头，都要在柏树上采摘一枝柏叶，女的插在头上，男的别在胸前。据说这样做了，女的吉祥如意，可以找个好婆家；男的可以变得聪明有为。杜红喜（作家原名）也磕过头，摘过柏叶，但境况并没有好起来，照样贫困，读不起书。后来长大了，读过司马迁的书，杜鹏程才懂得：这位少小时曾呼吸过贫苦空气的“乡党”，固然功在《史记》，名垂千古，可是，他的一生却是不幸的，甚至是悲惨的。
父亲早在红喜三岁时就已去世。以后，几个伯父也相继离开人间，还留下三个堂姐妹给守寡的母亲。民国18年陕西大旱，这位20多岁，一字不识的寡妇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得忍痛把三个女孩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把红喜送到基督教办的孤儿院以求活命。
名义上是“慈善事业”的孤儿院，实际上是
“活地狱”。他们打着拯救穷人的幌子，到处广告募捐，却中饱私囊。孤儿院一日三餐全是发霉的小米稀汤。红喜记得，有的小伙伴死了好几天，还没有抬出掩埋。他曾和这些死去的小孩挤在一起睡过觉。这一切，在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是不难想像的。后来红喜因记忆力好，背《圣经》和《赞美诗》背得快，留下来在教会学校念书。那时，他向往的是“耶路撒冷”，但却说不清在哪里。为了谋求生活的出路，一个十岁的孩子，整日跪在天主像前虔诚地祷告，流着眼泪向上帝忏悔自己在人间犯下的“罪恶”。
可是，冷酷的现实打破了他真诚的信仰。因为饥饿比上帝更有说服力。
家里的几间破屋和两亩坟地早已变卖一空，生活还是难以维持，怎能上学念书，只好又到县城一家店铺去当学徒。店铺对面有个书店，他常到书店借书。除了一些新文学作品，还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流行一时的剑侠小说，他囫囵吞枣地看了很多，对人生充满了憧憬。但是，当学徒只管饭，贫病交加的母亲还等待养活。红喜只好离开店铺，在1934年到1937年中，到离家二三十里地的一个乡村学校去半工半读。
在这个学校里，红喜遇到了一些思想进步的老师，有的还是共产党员。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近百年中国的屈辱史、反抗史，介绍新文学，传播进步思想。那时候，陕北、关中正“闹红”，刘志丹的部队曾在这个村镇附近活动。红喜亲眼看到了红军，听到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神奇传说。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前，这个学校有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参加了这个组织并当了一名队长，经常到农村搞抗日救亡活动，爱国主义烈火，炽烈地在他年轻的心里燃烧。
随后，韩城成立了一个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的“少年书报社”，1938年上半年，经老师介绍，杜红喜去当送报的工友。在这里，他接触到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刊物，阅读了《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青年自学丛书》、《大众哲学》等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燃烧，抗日救亡的热血在有志男儿胸中沸腾。因此，当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通告在书店对面的墙上贴出来的时候，杜红喜改名杜鹏程，便毅然投奔延安，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几十年来，是党把他引向革命的道路，是延安的小米饭把他哺育成人，是战争的血与火把他锤炼成一名文艺战士。至于和彭德怀的关系，在西北战场当然不止一次见过，但是，那仅仅是将军和士兵的关系，坐在一起谈话，却只有一次。那就是1948年秋天，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给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谈了三四个小时。当时，彭总根本不认识这个普通干部，怎么能授意他为自己写什么书，“树碑立传”呢？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的。只是作为部队的一员，在那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他感到彭老总临危受命，忠诚地执行了毛泽东军事路线，带领部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少胜多，连克重镇，收复延安，解放了大西北。他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彭总的耿耿忠心，铮铮铁骨，时刻把群众和战士的冷暖放在心上。老杜说得好：“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是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至于说他因为写了《保卫延安》“发了财”，那真是无知妄说。《保卫延安》的稿费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捐献给国家。这是有据可查的。
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即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滔天罪行”的种种根源。杜鹏程成了“牛鬼蛇神”，被横扫到渭北平原的一个小村的“干校”里。在农村劳动并继续接受审查中，他又一次呼吸到了家乡周围的新鲜空气。
使他深感欣慰的是，人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有的人劝他继续拿起笔。但是，歌功颂德他不愿，揭露阴谋又不准，他能写什么呢？对于明令禁止、付之一炬的《保卫延安》，仍然有人收藏着，传阅着。特别使他震惊的是，有的同志竟然给他写信，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甚至给他寄来保藏多年的《保卫延安》的一个版本。人民，只有人民没有抛弃自己的子弟，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
正是生活中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默默地给他感情，静静地给他力量，鼓舞他去思考人生，激励他憧憬未来。从这普通老百姓的行动上，他听到了祖国的心音，听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
1949年秋季，我军解放西宁以后，甘肃、青海的残余敌人潮水般的向河西走廊溃逃。战斗在青海的我军先头部队为了拦截敌群，飞越祁连山，爬冰川，过荒山，顶风冒雪，成班成排的同志活活冻死在冰雪之中……老杜每当想起那历历在目的“冰雪尊神”的英武雄壮的场景，总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正是战争中这样一些先烈无畏的献身精神，越来越清楚地在他眼前矗立起来，越来越强烈地使他激动起来，振奋起来，催促着他又重新拿起了笔，写下了他难忘的如火如荼的战风雪斗严寒的悲壮场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老杜修改发表这篇作品时，题名《历史的脚步声》，读着它，使我们仿佛回到了那前仆后继的战争年代；读着它，我们好像又听到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那铿锵有力的歌声和雄壮豪迈的脚步声！
1972年，他从“干校”回来，劲头挺大，本想投身工作，把60年代在铁路工地上写的长篇小说《太平年月》做一修改。可是，因为这部长达六七十万字的作品中，曾提到过贺龙同志的名字，这就又被列为“禁区”。直到“四人帮”垮台，稿子还封在那里不发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杜才把那一捆捆满是灰尘的稿子拿回来。望着这多年血汗劳作，他不胜感慨！他觉得，个人生命和创作上的空白，比起党、国家和人民所受的损害来，比起那些被“四人帮”折磨致死的同志来，实在不值一提。只能激发起他加倍的努力！加倍地去笔耕那曾经荒芜了的田园。
近几年来，杜鹏程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散文写作上，出版了一些散文特写著作；他还兼任着彭德怀传记组顾问，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彭总的各种材料，不断激发起他埋藏在心底里的创作冲动。对于老杜的这个“心思”，与他住在一层楼上的著名作家王汶石是十分理解的，并给予热情的支持。1988年元旦，王汶石重温《保卫延安》，挥笔写诗，赠给杜鹏程和他的夫人张文彬同志：
“战士一生复何求，”
铁马金戈笔底收。
一代元戎雄影健，
十万甲兵争自由。
纸罄洛阳书百万，
文穷华夏易春秋。
纵使历路尽荆棘，
千秋百载也风流。
老杜对战友的热情鼓励是深为感激的。他还有自己的执著追求。他感到，《保卫延安》出版后虽然已几经修改，但有关彭总形象的塑造，仍然没有达到他期望的高度。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作为党多年培养的文艺战士，塑造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只有这时，老杜越发感到手中的笔的分量比任何时候都重。在有生之年，他将不遗余力，进一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无愧于“四化”建设神州腾飞的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交给他的这一支笔。
啊！一支笔，一支劲旅！
1987年10月一稿
1987年12月二稿
1988年1月再改于西安小寨
注记：
此文系本人时任陕西省军区秘书处长期间，与人民军队报社老科长王力辛合作而成。原被《名家谈自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专集收录。即送杜鹏程老师审示，据杜老夫人张文彬女士讲：“老杜对这篇文章很赞同，连连说道：‘还是部队作者的文章亲切啊！’”
1991年10月，笔者已调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收到杜鹏程老师用颤抖的手亲笔发出的邀请函，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名义通知：兹定于1991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星期四、五、六）在西安建国路雍村饭店召开杜鹏程作品研讨会，敬请出席。报到日期：10月30日下午。署名盖章：陕西作协1991年10月16日。
遗憾的是，笔者持函赶到西安报到的当天，杜老却不幸病故。杜鹏程作品研讨会开成了杜老的追悼会。笔者便征得力辛科长的同意，以《杜鹏程笔耕特色探微》作为祭文，参加座谈，终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