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决策者周恩来
1927年4月24日夜，上海。
灰黑色的云块厚厚地堆积着，好像是谁用墨汁在天幕上涂了一层黑。这时月亮和星星都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白天摩肩接踵的滚滚人流从大街小巷上散失，隐入大上海的各个角落里。西装革履的达官贵人、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和腰缠万贯的大亨巨贾们在灯红酒绿下轻歌曼舞。中外巡捕、包探、流氓、地痞在小酒馆里大杯大杯地吞酒，瞪红了眼，直着嗓子声嘶力竭地狂叫。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卖苦力的穷人们蹲在地上，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旱烟管，还在为全家老小的生计发愁。而有觉悟的工人领袖们在昏暗的油灯下热烈地讨论，正商议如何应付眼前的腥风血雨。
夜幕下，一辆人力车在大街小巷中飞速穿过，直往吴淞徐家汇方向跑。车上坐着一位富商打扮的年轻人，西装革履，面容清瘦，浓浓的眉毛十分醒目。他似乎十分困倦，合着眼皮，只是时不时地睁开眼飞速地往四周瞟瞟。
不远处，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的轮廓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来。一辆电车驶过，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往东看，远处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瞑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看，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
人力车夫使劲地蹬着车子，他放低重心，前半身几乎都要趴在车把上了。高楼大厦飞速地往身后退去，车子终于出了市区，在狭窄的郊区巷道里东一转，西一拐。
周围一片死寂。车子在一个小巷深处停稳。年轻的富商走下车来，朝旁边低矮破旧的平房看了看，跟着车夫迅速走进一间屋子。在微弱的烛光里，屋子的主人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来人的双手，轻轻地叫了声：“老周！”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老周”是谁？
“老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是蒋介石在上海搜捕的一条大鱼！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年仅29岁。前一天下午，他还和近十万上海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奋战在宝山路的枪林弹雨中；今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又亲自来到工人队伍中间，带领工人同志继续革命，这怎能不令人感动呢？
周恩来也紧紧地握住主人的手，用低沉而坚定的语调说道：“敌人的抓捕吓不住我们。从现在起，我们要转入地下斗争，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以后得多加小心。”
铺天盖地的大搜捕在军队中，在政府部门里，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搅得人们心头一阵阵缩紧。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叫喊，要“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汪精卫喊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致命的灾难。
1927年11月中下旬的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电话局对面弄堂里新摆出一个擦皮鞋摊；弄堂口的拐角处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靠在座位上打吨，像在等客人；不远处的一个面摊上有两个人在慢吞吞地吃着面条。每当大街上一队队巡逻军警走过，谁也没有注意，那几个人在彼此交换着眼色；谁能想到，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处的同志！
弄堂深处的一间房子里，中共中央几位高级负责人正在秘密开会。他们表情严肃，说话声音很低。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复杂，白色恐怖严重阻碍和威胁党的安全和工作的进行。不少被吓破了胆的无耻叛徒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公然带着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破坏党的组织和工作机构。少山同志，你是秘书长、军委书记，你看怎么办？”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少山”同志的身上，只见他浓眉大眼，目光中透露出坚毅和智慧。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恩来，“周少山”是他的别名。
周恩来稍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回答说：
“我到上海十几天来，了解了一点情况。形势比我估计的还要严峻。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现在中央的所有机关和领导人、工作人员都来到上海，我们要学会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隐蔽自己，保护自己，发展自己。中央机关工作地点的选择和确定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首先当然要考虑安全的需要，还要考虑交通方便，信息传递快。我看我们可以用工厂、商店、学校等形式作掩护，扎下根来，我们的同志也可以扮成同类型的家庭，使用各种各样合理合法的保护伞，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视线……”
房间里静得出奇，只有周恩来那低沉而又坚毅的声音在回荡。“我们要在上海长期进行隐蔽斗争，我们党也要改变老的活动和工作方式，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合适的工作制度和防范制度。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保卫组织，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坚定同志们的革命信心。半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败之初，同志们开始体会到：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的打击敌人。当时我在中央军委下建立了特务工作处，实践证明是极其有用高效的……”
听到这里，在座的中央负责人都不禁微微颔首。是啊，特务工作处虽然刚成立不久，但它那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卓越的工作成就给在座各位领导人都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谁不是在特务工作处同志的掩护下来到上海的呢？楼下弄堂口不正活动着工作处同志的身影吗？
周恩来同志有着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他一向重视对敌人的隐蔽斗争。1927年5月他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之初，就倡议并建立了一个党的政治保卫部门，即直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处。处长顾顺章，下设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四股。
2.特科在行动
特务工作处成立伊始，便遇到了日渐高涨的反革命浪潮：
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2日，汪精卫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谈；
7月14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提出反共；
面对滚滚黑云，特务工作处同志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对于这些重大事件，大都能及时获得情报，使我党完全有可能避免遭受突然袭击，揭露敌人阴谋，有准备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只是由于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未能及时予以还击。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刚刚迁移到武汉的中共中央无法落脚，只好迁到上海。更加繁重的负担落在特务工作处同志的肩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与敌人斗智斗勇，利用各种关系掌握敌人动向，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干部，保卫党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安全，护送党中央机关向上海迁移，秘密运送人员、物资，甚至武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做了一系列具体工作。他们要负责转入地下的中央领导同志与中央机关各部委的联络工作；办理去上海的船票，护送领导同志和重要人员上船和途中安全；以及中央机关迁走后的其它大量善后工作。
“我建议，把军委特务工作处改组为特务工作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顾顺章，李强等同志都已到了上海，他们都很有经验。在此基础上，再吸收中央‘总部’、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的部分同志。你们看怎么样？”周恩来谨慎地把自己的意见全盘托出。
“好！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纷纷表示同意。“少山同志，搞白区工作，搞隐蔽斗争，我倒不懂，你在行，特科就由你全权负责吧！”
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
在上海小沙渡路的一所房子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位老太太。这一家人和周围邻居相处得很好，从来都是和和气气，但交谈并不多，邻居们不太清楚这家的男主人究竟是什么职业，平时也很少与他见面，只从外表看好像是个商人。这些邻居们决不会想到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出重金悬赏缉捕的中共领袖之一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以及邓的母亲杨振德。
周恩来在上海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反动派千方百计搜捕的重要目标，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有很多他的学生和熟人，但是，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始终挺身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负责处理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同凶残狡猾的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他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以他特有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笑傲于反动派的刀光血影之中，他不停地更换姓名和地址，在某一住处有时住一个月，有时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也仅限制在二三个人的范围内。由于认识他的人较多，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他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到7时和晚7时以后，除有特殊情况外，其余时间决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区布局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乘电车，不到公共场所。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一副商人打扮，后来他又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有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费尽心机，动用大批特务、军警、密探搜捕他，却始终无法找到他的半点踪迹。
中央特科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行动。周恩来同志亲自为它的工作确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纪律以及工作方法等。如在组织方面，要求精干、隐蔽，纪律严格，没有工作关系的人不许往来，因为一个地方的破坏，会牵涉到几个地方遭受损失。特别是在内部严防出叛徒，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在活动中，则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同时提醒所有人员要密切联系群众，注意搞好与各方面关系，特别是与左邻右舍周围群众的关系，以免引起怀疑，遭受破坏，给工作带来损失。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中央特委于1928年春为特科举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周恩来亲自为训练班作政治报告，讲政治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特科训练班还学习秘密工作的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适应工作的需要，组织机构日臻健全，逐渐建立了四个科：第一科（总务科）专做总务事项；第二科（情报科）专做情报工作，科长陈赓（化名王庸）；第三科（行动科）专做保卫工作，科长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兼任；第四科（交通科）专负秘密交通责任，科长李强。
四科严格分工，又密切配合，在军警密布的上海滩，神出鬼没、灵活机智地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保卫着革命的火种，立下赫赫战功，写下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历史篇章。多少轰轰烈烈的精彩表演，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今日听来，似令人回肠荡气。在特科同志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深藏着不死的信念，显露着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们是党中央的保护神，反动派的黑煞星，投敌者的审叛官。这是一支大智大勇，令疯狂的敌人即使在自己的大本营也惊惶不安的队伍；这是一支神出鬼没，令卑鄙的叛徒在睡梦中也提心吊胆的队伍；这是一支复仇的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这是一只红色的铁拳，砸碎敌人精心编织的阴谋之网！
1930年初，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先由一科在英租界内的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大会的会议厅；一楼则由一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等，负责接待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费等琐事，防止外人进入正楼。同时，二科科长陈赓叫刘鼎（原名阚尊民）出面，在附近另租一间房子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的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房走出大门转移。为了确保安全，三科还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队员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房转移出去。会前，一科先为参加会议的代表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达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人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许外出。开会以前，这里完全按普通医院的秩序办事，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之日，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都走得无影无踪。
实际上，在开会之前，此次会议就已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蒋介石十分重视，特地召集上海特务首脑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侦探会场，把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身边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就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工作人员。熊式辉布置任务完毕，宋再生马上驾车转了几圈子后找到陈赓，汇报情况。我党因此提高了警惕，加强了保卫工作，使会议得以圆满闭幕。
3.情报战线前三杰一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孙悟空为了“借”取芭蕉扇，变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腹中，使她肚痛难忍，最后被迫求饶。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25号与孙大圣的办法颇有相似之处。通报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得派遣一二个忠实勇敢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方可派遣。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人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直接掌握着它的全盘活动，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
1929年底的一天傍晚，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去看他新结交的朋友胡底（原名胡北风）。两人一见面，胡底就笑嘻嘻地对他说：“克农，今天我带你去见一位朋友。”“谁？”李克农一时还没有心理准备。
胡底走到门边，看看四周没人，转身低声说：“我的朋友钱壮飞，他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贴身秘书。”
“好，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走，怎么样？”
“行！咱们边走边聊。”
胡底带上门，领着李克农往外走。一路上，胡底简单地把钱壮飞的情况作了介绍，“我在中国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和钱壮飞认识了，我们还是在安徽会馆认识的呢！”
“这么说，钱壮飞也是安徽人？”李克农问。
“不，不。他妻子是桐城人，他经常去安徽会馆，所以我们很熟。我大学毕业后，就长住在他家。1926年，我和壮飞一起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壮飞无法在北京安身，在组织的安排下，去年转移到上海。我也在这个时候到了上海。”
李克农听到这里，兴奋地说：“说起来，咱们的经历都挺相似的。我也在1926年入党。大革命后，我在的芜湖民生中学被反动派封闭，去年来到上海，大概就比你们晚一点。”
“我和壮飞到上海接上党组织关系后，都在沪南区委下属的法租界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因此我们还经常走动，去年底，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他多才多艺，精明能干，很有本事，善于结交朋友，又跟处长徐恩曾是同乡。徐很信任他。不久后徐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壮飞也升为秘书……”
说着说着，转眼就到了钱壮飞家。可是很不巧，钱壮飞还未回家，他俩就跟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聊天，三人都是安徽人，自然很谈得来。
钱壮飞一跨进家门，见屋里有客人，定睛一看，高兴坏了。他大声说：“胡底，你这小子好久没来看大哥了吧？”
“大哥现在是大忙人，工作忙，小弟不敢打扰，”胡底打趣道，“这不，我坐在这儿等你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今天我给大哥带来一位客人，叫李克农，是沪中区委的。”
相互认识后，钱壮飞把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作了简单的介绍：“它是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
“我还以为它是国民党的机密机关，原来只是电讯业务部门，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李克农不由得产生了疑问。
“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钱壮飞莞尔一笑，接着说：“组织上认为，管理处是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有关情报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让我作长期埋伏的打算，不再参加其它活动。组织上看问题就是比我们看得远，想得深，你们说是不是？”
三人谈得很投机。钱壮飞以前听说过李克农的名字，今天又亲见其人英姿机敏，听他谈吐不凡，心里十分赞赏。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最后，钱壮飞问：“克农到我那里去工作如何？我正缺少个帮手。”
李克农和胡底相视一笑，“好啊！不过得先请示组织。”
随后，李克农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央请示，中央批准李克农离开区委工作，打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内部的工作。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在正式考试中成绩良好，又有钱壮飞的介绍，顺利地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
中央特委很重视钱壮飞、李克农的工作，决定把两人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特科，直属二科科长陈赓的单线领导。
4.在徐恩曾的“肚子”里
1929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野心勃勃，决心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改造为一个纯粹的特务机关。当时二陈缺少人手，到处招揽人才，徐恩曾这位同乡、表亲又兼留美同学被二陈看中了。徐恩曾很信任钱壮飞，因此12月下旬他被任为调查科代理科长（次年任科长）后，立即把二陈的全盘计划都告诉了钱壮飞。他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在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庞特务机构，配合蒋介石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对中共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中共的叛徒作侦探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等等。徐恩曾要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帮助他着手建立和扩大这个特务系统。怎么办？钱壮飞和李克农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党。
这个时候，中央特委在关于是否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派遣我们的同志打进去，钻进敌人的心脏去同它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反对进去。周恩来同志深刻地认识到，探取敌人情报、掌握敌人动向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想方设法把优秀的共产党员派到敌人内部。他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于是，特科决定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人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特科还决定，由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成立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都为我们有领导、有计划地及时掌握。
徐恩曾在南京走马上任后，想在创建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他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要他负责补充人员，请上头增拨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派特务打人国民党的军警机关进行活动，在各地建立基层秘密机关，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他们在全国的特务活动。
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乱，不容易保密，他便选定中央路305号的地址，建立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钱壮飞为中心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的人手并不很多，钱壮飞只配备少数管理电台的机要人员和行政事务人员，他特意选用一些自己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刘杞夫（又名刘正风），作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徐恩曾是个纨袴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什么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办理。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机密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发动第一、二次反革命“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送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不但建立起秘密电台，还开厂制造便于携往外地去的小型收发报机。因为制造这些收发报机，便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正，指蒋介石；元，即徐的情人王书元，此名大概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崇敬和对王书元的喜爱，有点不伦不类）的招牌，成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呈报徐恩曾圈阅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签个字了事。因此，“大本营”里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的手里了。
陈立夫、徐恩曾不但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也要搜集党内其它派系的情报资料。为此，钱壮飞、李克农等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等地办了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公开情报机关。这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叫“长江通讯社”，设在“正元实业社”大本营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负责人是钱壮飞；同时又在南京丹凤街设立了“民智通讯社”，社长由钱壮飞兼任。不久，钱壮飞又把胡底和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妻舅张家胧派到天津，在日本租界秋山街5号成立了“长城通讯社”，胡底任主任，张家胧任记者。胡底把华北敌人的重要活动情况，都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交李克农送达中共中央。
不言而喻，这些名义上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中共文件，都汇集到长江通讯社，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归档就算完事。当国民党要什么情报时，钱壮飞和李克农等就根据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故意夸大其词，加以编造，以资应付。可笑的是，徐恩曾看到假情报后，对钱壮飞、李克农等更加赏识。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因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很不放心，千方百计想要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但过去几次派到东北去的特务都被日本人搞掉了，于是，徐恩曾就将此“重任”交给钱壮飞这个“得力干将”，组成一个以钱壮飞为首，加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的小组前去沈阳搞东北军的情报。中央特委为慎重起见，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东北，并由陈赓实际领导这次活动。他们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到东北大摇大摆地旅行了一个星期，因为一路上有党组织的帮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陈赓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巡视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和各地的地下工作者接头，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并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实际上可以向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可以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情报。他们回到上海后，又同李克农一起，经过研究，编写出一份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这份材料，虽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价值，但因过去国民党特务从来没有弄到如此详尽完整的情报，所以陈立夫、徐恩曾得到这些，如获至宝，连声说“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主任，这算不得什么。这次算是不虚此行，以后您尽可看到有关东北地区的情报啦。”钱壮飞淡淡一笑，随口答道。
“这么说，我们在东北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徐恩曾急切地抬头问道。
“是的，主任，不但建立起来了，还要扎下根来，您就往后看吧！”钱壮飞十分肯定地回答。
“好！好！”徐恩曾站起身来，忍不住夸奖道。
徐恩曾怎能不高兴呢？钱壮飞这趟东北之行，不但没有出问题，反而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在一般情况下，这确实难以做到，无怪乎完全出乎徐恩曾意料之外。现在不但他能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在徐恩曾心目中，钱壮飞从此成了陈立夫、徐恩曾特工系统的创建人和“奇才”，因此，他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给予嘉奖，从此更为信赖和重用。
5.智盗密码
李克农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很快就博得了徐恩曾的赏识与重用。1929年底徐恩曾就任调查科代理科长后，就把他在上海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家底——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交给了李克农，由他代管主持。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业务范围很大，李克农除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以外，还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的登记和考试。每次考试，凡是我党有名单送来的，都予录取。
李克农经常去南京汇报工作。他每次都堂而皇之地住进接待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中央饭店，在长江通讯社的掩护下，与钱壮飞、胡底一起商谈工作，过党的生活。
李克农做了许多护送干部的工作，当时我党重要干部往南京去的时候，总是由他护送。他神通广大，护送干部总是坐头等车，他身上有许多种证件可以打掩护，保证安全，从来没有出过岔子。
有一次，陈赓来找李克农。“明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要去南京，中央觉得由你护送最为合适，有什么困难没有？”
“放心吧，没有什么事儿。”李克农十分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在从上海驶往南京的列车包厢里坐了两位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戴着墨镜的“特务头子”。一路顺风，四小时后，这列快车缓缓驶入南京站。
这两人下车后，大摇大摆地走向卡子。守卡的军警正在盘查下车的旅客。军警们抬眼一看，马上讨好地问候道：“是李先生，失迎，失迎！”李克农摘下墨镜，哈哈大笑。就这样，李克农和刘伯承顺利地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南京城。不远处，胡底正在一辆轿车旁等他们。原来，李克农来前已经给“民智通讯社”的胡底打了招呼，要他开车到车站迎接。
上海公安局有一个侦缉队长非常反动，抓了很多共产党人，以此作为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李克农、钱壮飞决心搞掉这个侦缉队长，定下一个计谋。
李克农请示特科后租了一处房子，布置我们的人住进去，还在那里放上若干被国民党搜获过的，已经毫无价值的党内文件，然后故意将此线索透露给这个侦缉队长，他闻讯后高兴坏了，马上就要出动前去搜捕。就在这时，李克农通过其它渠道，从侧面关照他“要放长线，钓大鱼，暂时不要采取行动。”这样，此事就搁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侦缉队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火速收网”。当他带领喽哦们前去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连人影也没见着，只拣回一些如同废纸般的失效文件。这事被其上司知道后，责问他：“你早就知道情报，为什么不立即动手，有意让共产党逃掉？”这个家伙百般辩解，可是谁会相信他呢？经过一段时期的“看察”，侦缉队长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给秘密除掉了，可是谁也不知道是中了我们的计谋。
徐恩曾对李克农十分信任。他在上海的藏娇金屋在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路新兴顺里4号，和李克农的家在同一幢楼房里，平日托请李克农照看。每次到上海来，徐恩曾都与李克农过从甚密。
徐恩曾对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越来越信任，以为有了这三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他多次夸耀这三人是自己的三员干将，尽管如此，有一件事徐恩曾却紧紧抓住不放，那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相互通报用的密码本。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指令，只许他亲自保管和使用。因此，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通灵宝玉”，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不让钱壮飞知道。然而这事瞒不过钱壮飞，他知道，没有这个密码，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早就想搞到密码本，可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于是他找李克农帮忙。
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李克农在家里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上司。酒桌上，主人频频举杯敬酒，徐恩曾不胜酒力，已有三分醉意。
李克农见时机已到，便神秘地笑着对徐恩曾说：“福煦路新开了一家怡春院，主任是否有意去逛一逛？”
徐恩曾一听便动了心，表示马上要去。
“哎，你不能去，你带这个东西怎么行？”李克农指指徐恩曾小褂里的密码本。
徐恩曾一听有理，立即掏出密码本，匆匆把它锁在机要柜里，一溜烟开车跑了。
实际上，钱壮飞也有机要柜的钥匙，徐恩曾一急之下，早就忘了这一点了。目送徐恩曾走远后，钱壮飞、李克农马上从机要柜里取出密码本，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仍放回原处，徐恩曾全不知晓。搞到这个密码本后，钱壮飞对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和绝密情报，也能掌握，不失时机地经李克农转交党中央。
到了1931年4月，密码本发挥了无穷的威力。
6.在顾顺章叛变后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南京中央路305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査科的秘密机关所在地。主任徐恩曾早已花天酒地地度周末去了。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留在“大本营”里，轮值夜班。除了钱壮飞之外，偌大的主任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眼下，台灯的柔光洒在办公桌上，钱壮飞正伏案紧张地处理各类文件、信件和情报资料，以便汇总上报。
这时，房门被悄悄推开，一位年轻的机要员走进来，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在桌上，待钱壮飞签收完毕，又悄悄地退出去，轻轻关上房门。
钱壮飞搁下手头的工作，翻开卷宗瞟了一眼，只见里面是一份“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方是武汉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钱壮飞的眉梢微微耸动了一下，目光停在卷宗上面……
门外又传来机要员的脚步声，送来何成潸的第二份密电。紧接着，第三份密电来了！
第四份密电来了！
第五份密电来了！
第六份密电来了！
一共六份密电！武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值得何成濬如此迫不急待地连发急电？钱壮飞两眼扫视了一下整个办公室，耳朵聆听着门外的动静。
他迅速锁上办公室的门，从身上取出暗藏的密码复制本。这密码本就是一年多以前他和李克农略施小计从徐恩曾那里“盗”来的。钱壮飞译完第一封电报后，脸色陡地变白，仿佛那一个个字码都是一颗炸弹。
他拿起第二封电报，手心里直冒汗，心头一阵紧张。
钱壮飞，这位我党情报战线的杰出人才，大智大勇，有什么事情会令他如此紧张呢？何成濬的电报究竟报告了什么情况？何成濬的第一封电报说，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黎明的口气好大！他是谁？
黎明，即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个负责人之一（另二人为总书记向忠发和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周恩来），曾做过中央特科负责人。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而被捕，当日叛变投敌。其人十分恶毒，竟然想出一个把共产党一网打尽的罪恶计划，借此邀功请赏。他自恃了解中共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及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地址，知道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安排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也熟悉中共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因此态度十分傲慢。为了让何成濬和调查科两湖调査员蔡孟坚早日送他到南京，他供出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以及中央特科四科的交通员老陈。顾顺章声称自己有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此后就不再多说其它的话，表示不屑与何成濬、蔡孟坚等人谈最高机密。他还提出，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将他被捕叛变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何成濬、蔡孟坚等人并不把这个阶下囚放在眼里，他们急于抢功，根本不买他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当即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报告顾顺章已被捕叛变，有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重大计划要直接向蒋总司令面陈的“反共捷报”，并于当晚派特务和一排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蔡孟坚则于26日早上乘飞机先去南京面陈经过。
由于顾顺章“打埋伏”、留一手，更由于国民党方面过分大意、防范不密，致使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4月25日那天，正是星期六，正好是钱壮飞一人值夜班，于是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一幕。
顾顺章投敌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一网打尽中共中央机关，多恶毒的计划！多绝密的情报！事关重大，情况紧急，难怪钱壮飞一时脸色大变，几分紧张，几分担忧。
钱壮飞思索着，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危局。过了片刻，他控制住紧张的情绪，记下电文，又把原件封好，暂时扣压了起来。
钱壮飞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查看，一小时后即有一趟开往上海的火车。他马上找来了他的女婿刘杞夫，说：“杞夫，顾顺章在武汉已经被捕叛变，你立刻去车站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一听，立刻接过情报奔向火车站，连夜赶往上海。刘杞夫走后，钱壮飞暂时还留守在“大本营”里。他一面继续观察动静，考虑采取应变的措施，一面着手清理自己所经营的重要文电、账目，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当时，在要不要离开南京这个问题上，钱壮飞还难下决心。因为受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天津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在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的确是很难下决心的。这时，他从陆续送来的密电中得知武汉方面已派出专轮把顾顺章押送南京，将在一两天内即可到达，钱壮飞下决心在做好善后工作后，立即撤离。
钱壮飞立刻赶到民智通讯社，想通知在那里工作的我党同志赶快逃走。可是到住所一找，人不在。这时，钱壮飞想起今天是星期日。怎么办？钱壮飞急中生智，拿起桌上的一张地图，用刀子在地图中间划了一道缝，表示今后要切断关系，赶快脱身。
钱壮飞又向天津的长城通讯社发去“潮病重速返”的急电（钱壮飞别名钱潮）。胡底收到急电，暗吃一惊，知道钱壮飞处出了问题。在迅速处理好应急事情后，第二天胡底即乘火车安全地赶到上海。
第二天早晨，钱壮飞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一批特急密电当面交给徐恩曾，接着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立即乘火车返回上海。为了防范徐恩曾派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守候缉捕他，他机敏地从上海郊区的真如小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喧闹不息的滚滚人流之中。25日当夜，刘杞夫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面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报告。李克农见他神色有点紧张，竭力使他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李克农便怀揣这十万火急的情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千方百计找到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迅速找到陈赓，报告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报告中共中央，中共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同时，李克农还到钱壮飞在上海的家里，叫他的妻子张振华预先做好准备，提高警惕。28日敌人搜捕钱家的时候，张振华机智地躲开了。面对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马上同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商量对策，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举行紧急会议，机智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抢在陈立夫、徐恩曾行动之前，跟敌人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这些紧急措施有：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安全地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总书记向忠发被转移了，前总书记瞿秋白被转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罗登贤被转移了，王明、赵容（康生）也被转移到安全住处。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査，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经过不休不止、日以继夜地连续的紧张战斗，终于赢得了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极其宝贵的时间，使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4月27日星期二；顾顺章乘坐的兵舰到达南京时，业已先行赶到的蔡孟坚前往码头迎接。当汽车径直驶向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时，顾顺章低声告诉蔡孟坚说：“此处就是共产党在南京负责人通讯处，速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前功尽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落空。”蔡孟坚听后大吃一惊，叫苦不迭，心想，共产党真是不得了，竟连国民党特务大本营里都安插了特工人员；而且，捕获顾顺章后，他还亲自给徐恩曾拍了电报，这岂不都落进了共产党手中。惊慌之下，蔡孟坚连忙将此惊人消息告诉了徐恩曾。当徐恩曾听说被自己视为心腹亲信的钱壮飞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派进来的地下工作者时，更是呆若木鸡，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这事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脑袋也保不住了。在惊恐交加之余，徐恩曾赶忙派人四处查找钱壮飞。旋即查找的人回来报告说：“钱壮飞先日将我自汉口发出顾顺章被捕自首密电译出后即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听到这消息，徐恩曾吓得瘫倒在椅子上。由于此事牵涉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在他们的包庇下，钱壮飞的事瞒过了蒋介石。
当天，蒋介石召见了顾顺章。顾顺章不但出卖了大批党的机密，还布置了一个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立即派调査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成建中带领大批特务，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从28日早上起，开始了全市的大搜捕。当时已经搬了家、我们还留下人在附近观望的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王明（陈绍禹）的住处也被搜查。敌人的行动虽快，但我党机关已安全转移，中央领导都已无影无踪。可惜的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处、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设在北四川路上的接头处、红旗日报，中央特科的几乎所有据点均遭破坏。
周恩来同志把一切工作都安排妥善后，才同邓颖超一起离开住处，转移到安全地点。周恩来夫妇离开刚一刻钟，搜捕他的敌人就包围了他的住处。真是好险啊！
为了得到重用，顾顺章挖空心思为国民党效劳。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邓演达先后被杀，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被捕。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和中共中央上海局先后两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后，顾顺章亲自出马充当说客，诱使他们先后叛变。1932年11月底，顾顺章勾结国民党特务在报上大肆登载伪造的《伍豪等人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意在制造中共党内混乱，瓦解我党，但在我党及时有力的反击下，这一罪恶阴谋最后被粉碎了。
顾顺章还积极献计献策，陈立夫对他言听计从。顾顺章建议，对付共产党应“攻心为上”。他提出自首政策，规劝被捕的共产党人投敌，搞秘密自首和公开自首。有的又派回中共党内充当奸细。以后，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此有很大关系。顾顺章向陈立夫提出开办一个特工人员训练班，培养与训练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级特务机构，同时在上海成立一个以绑架、暗杀等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对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进行打击。1932年春，第一期特工人员训练班在顾顺章的住处开学了。训练班由顾顺章主持，二陈和徐恩曾亲自到会打气。
顾顺章大力兜售他从苏联克格勃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洋洋洒洒地编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丛书一套三册。该丛书奠定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工作的理论基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顾顺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向二陈及张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顾顺章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埋下了杀机。
1935年，顾顺章被徐恩曾派人毙于苏州。
钱壮飞从南京紧急撤离时，来不及把自己身边的子女钱椒、钱江等一起带走，但他到上海后，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叫女婿刘杞夫再返回南京照料。因他在离开南京前，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徐如果迁祸自己的家人，就要把徐的丑闻隐私公诸于众。果然，徐恩曾害怕钱壮飞这样做会对自己更加不利，更害怕蒋介石因此追究他重用钱壮飞的责任，所以虽装模作样地逮捕了刘杞夫、钱椒夫妇，但只关押了几个月就把他们释放了。
钱壮飞到上海后，党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家里。李克农、胡底也暂时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搜索。由于国民党特务搜捕很紧，他们三人别说无法继续在敌人内部埋伏，就是在上海也难以存身。为了保护这批在党的情报战线工作的骨干力量，周恩来迅速安排他们于当年8月离开上海，转道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