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判老了周恩来，也老了我”
王炳南清晰地记得1946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移至南京谈判的前夕，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向文化界人士话别的茶会上，年仅48岁的周恩来感慨万端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王炳南没有想到，“已经谈老了”这句话会成为他生命的写照。“逝者如斯夫”。解放前，在周恩来身边，长期与国民党谈判。建国后，他的外交生涯中有九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谈，直到1964年，他才奉调回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之职。这一次工作和职务的变迁，结束了他的谈判生涯，使他肩上担着更重的担子。所以王炳南常说：“谈判老了周恩来同志，也老了我。”
2.三次婚姻，停职反省
谁曾料到，回国才刚两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便席卷全国，王炳南随即被停职反省。在那个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里，堂堂外交部副部长竟被关在北京六国饭店的地下室里，失去了自由。
更大的曲折还在于他一生的三次婚姻。
1954年前，王炳南的第一位妻子是金发碧眼的王安娜。她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此曾两度被捕入狱，自1936年她随王炳南来华后，就一直在中国生活了20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王安娜热爱中国，称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她和中共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邓颖超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杨虎城、沈钧儒、鲁迅、茅盾以及在华的国际友人如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等都有密切交往。
1945年王炳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他身边的王安娜则这样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延安的一个剧场里。毛泽东的座位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后来，王安娜与毛主席如亲如友地共话家常，他们谈社会，谈文学，谈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谈各种话题。
一次，当话题谈到王安娜的儿子黎明是黑眼睛、黑头发、皮肤都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时，毛泽东幽默地说：“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1955年，王炳南的第一个妻子王安娜因与他志向不合，便“好朋友似的”与他分手，返回德国定居。关于她和王炳南分手的原因她自己这样写道：
“或许，重新恢复夫妇关系确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么还是趁着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更大的纠纷，像好朋友似的分手的好。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须依归他的‘信念’，也就是说，必须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指责我，说我太‘无政府主义’，说不管对党有利还是不利，都把坚持己见看成是当然的权利！”几年后，王炳南与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张裕云结为伉俪。
1967年8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几个造反派来到地下室，声色俱厉地通知王炳南：“你的妻子张裕云畏罪自杀了。”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击在王炳南身上！当他被带到停尸房，看到遍体鱗伤被剃了“阴阳头”的妻子时，他顿觉心如刀绞，天旋地转，欲哭——却已无泪。
王炳南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于同志情之外，还需要另一种情感。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王炳南与他相识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潘自力（八届中央委员、前中国驻苏联大使，1972年被迫害致死）的遗孀姚淑贤结为伉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年纪大了，找个可以说话的伴儿吧”。
姚淑贤则说“做梦也没想到后半辈子和早已认识的王炳南生活在一起。”
王、姚两人的结合在北京的老干部层中一时传为佳话。姚淑贤是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老战士，“文化大革命”中历尽艰辛。她与王结合真是珠联璧合。老俩口在一起并非像青年夫妇那样缠绵、浪漫，更多的时间是姚淑贤默默地照料王炳南的生活和身体。
特别是在王炳南几次病重，孩子们又都在国外上学读书时，姚淑贤承担起全部责任和义务。她每天为王炳南洗衣服、买菜、做饭、打扫房间，很长一个时期，姚淑贤每天要徒步去医院给王炳南送饭并安慰他。
“文革”期间，在那间冷阴潮湿、空气龌龊的地下室里，王炳南一关就被关了一年多。1969年，在林彪所谓的“一号命令”下，他又被押送到江西“五七”干校实行监督劳动改造。在干校，无论是劳动、吃饭，还是住宿、反省，都不能与其他人在一起，他一直被两名造反派看管着。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能保留，被迫改名为“王浮”。如此几年，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使王炳南心力不济，猝然苍老了。
1970年，王炳南才被允许回京探亲访友。因为不是被调回工作，这位外交部副部长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工作，甚至没有住房。原先，他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一所四合院里，后来也被勒令搬家，一家八口人挤进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单元房内，只好按性别分配住房，老头子住一间，四个儿子住一间，媳妇和两个孙子住一间。
纵然身处困境疾病缠身，王炳南也依旧保持着豪爽健谈的洒脱心态、乐观向上的外交家气质。他的日记里当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卜算子·咏梅》：
疏枝立寒窗，笑在飞花前，怎奈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因不胜残，何须自寻烦，花谢必有花开时，需其待来年。
也许是因为当时缺个老伴的缘故吧，王炳南的小屋里摆满了日常生活用品，杂乱不堪。但有一个普通的小橱柜却十分干净，上面只放有一个大镜框，十分显眼。摆在里面的是张建国初期周恩来与王炳南并肩而立的合影照片，两人都气宇轩昂，神采奕奕。这个相框放在拥挤杂乱的小屋中显得极不协调，但在那个年代，它又像一件奇珍异宝熠熠发亮，令小屋满堂生辉。
3.晚霞与遗言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王炳南才算正式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对外友协工作。然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因在一次“批判会”上讲了几句邓小平的好话，再度受到冲击。情况很不妙，幸而当时是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专门为他题赠诗作《远望》，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才使他得以解围。不幸的是，过分的刺激、紧张和劳累，使他身体每况愈下，终因患心脏“心房纤颤”，住进了医院。
病愈出院后，王炳南又以百倍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1975到1986整整12年，王炳南担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他亲自接待了上百个官方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又组织许多团体出国访问，足迹遍至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表彰他对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所做的工作，卢森堡大公国、波兰政府、奥地利维也纳市长都曾授予他勋章。
1979年，他飞越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当他见到20多年前轰动世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遭逢的三位对手：约翰逊、比姆、卡伯特时，双方都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在卡伯特专门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他们遥忆当年，畅谈中美交往的现在和未来，感慨万端。30年风风雨雨，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风云变幻，跨入了建交、发展关系的新阶段。正是这种变化，促使王炳南回国后写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段复杂、曲折、不凡的过程。在这本名叫《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的书中，他写道：“我这篇回忆录的卷首，先要写上周恩来的英名，他是这场谈判的领导者和指挥员，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领导人，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年。”只可惜当他满怀深情地写下这段话时，我们敬爱的总理再也不能为国操劳奔波、运筹帷幄了，三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已走完了辉煌的人生历程，永远地去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一生没什么遗憾的……”这是王炳南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在他临终时，能以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碑文而问心无愧，这，需要用毕生献身于理想的热情、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辉煌的业绩来奠基。
1988年12月23日，一个风雪交加冰冷刺骨的清晨，王炳南缓缓走向他生命的终结点。病房里的世界和窗外的雪一样白，王炳南躺在病榻上静静等待那个清静、安逸的时刻到来。
噩耗传出后，几天内，仅海外就来了上百封唁电信函，其中有不少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士。
王炳南在30年代就认识的好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写了这样一首诗悼念他：“老银杏树的叶子，落下一片又一片。它坚强的一枝——王炳南，是比谁都不差的好汉……”
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家人把王炳南余有的两万多元积蓄，全部捐献给了老家农村——陕西省乾县好畸村。如今，村里人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小学校。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家人未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是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家乡的原野上。王炳南不想打扰任何人，对人无所求而尽心为他人，他生前不争名与利，死后也要把位置留给别人。
皑皑白雪覆盖了大地，覆盖了人世间长长短短的路，却覆盖不了王炳南对人民的赤诚和他那辉煌的履历。中央给予他的评价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外交家”。王炳南“哀荣”盛矣，他可以瞑目，可以满足了。
因为他早在去世前十年，就立下这样一份遗嘱：
必要的话
西方人作长途旅行时，总要留几句话，当作遗言，这是很科学的，我很赞成。
我是一个长期心脏病患者，一直同疾病坚持斗争。为发展人民友好工作，即将出访伊朗、索马里、伊拉克，临行之际，书此留言。
我从一九二五年初参加党团工作时，没有想到今天能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这一切伟大的成果我都看到了，尤其难得的是我曾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身边工作过，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人总是要死的，万一出现不幸，恳切要求组织：
一、一切后事从简。不搞追悼会，不保存骨灰。骨灰撒在祖国的原野上。
二、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未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
